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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汪鹏 袁法周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4月

　　《周易》诞生以后，便成为人们诵读和研究的重要经典，古往今来的名家、名著层出不穷。特别是近20多年来，学界风气日渐开放，相关研究成果逐日增多，易学研究出现了颇为兴盛的局面，但也面临着求变、求新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易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张涛教授独辟蹊径，将易学研究纳入整个学术史、思想史的范围，在宏阔的历史视野中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于近期推出了《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一书。在该书中，著者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受《周易》及易学启示、影响的全部历史过程和学术文化现象上来，研究受《周易》启示、影响下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从而导引了当前易学研究的“预流”。

　　秦汉时期，儒学迅速发展并最终确立了其官方的、主流的思想地位。《周易》经传以其独有的魅力得到人们的重视，上至一流学者，下至一般百姓，都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对《周易》经传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应用，使易学成为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主潮。著者在《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中非常注意对这种灵魂的探究与阐发，结合具体的个案分析与系统的群体考察，进行细致梳理和全面把握，进而将易学在秦汉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影响完整、系统地呈现出来。

　　从本书的基本理路与内容来看，为了探求易学在秦汉时期的影响，著者用翔实的材料和独到的分析研究了《易经》、《易传》的产生，认为《易传》各篇是战国中后期陆续问世的，并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包容精神和超越意识，吸收、融会了当时诸子百家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成为既吸收百家又超越百家的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

　　著者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较好地探讨与解决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秦朝易学。由于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太少，研究秦朝易学，以往的材料都是已知的几种，没有多少新材料，如何进行研究呢？著者独辟蹊径，从崭新的视角来解读这些材料，从对秦始皇不焚《周易》一事进行重新审视入手，通过分析秦始皇与《周易》的种种关联，展示易学在秦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著者通过分析秦朝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传统，认为《周易》的宗教巫术形式与秦朝重视宗教巫术的社会文化氛围相契合，这样才使其得到特殊的关照。

　　在弄清易学在秦朝的发展后，著者从易学迈向正统官学之路开始，研究了象数易学的兴盛、象数与义理的彼此消长与易学的逐步转型三个阶段的易学思想，最后总结了易学对秦汉时期的宇宙观、历史发展观、人生理想观、社会政治观及学术风格的影响。

　　谈到本书的创新之处，一方面从研究对象的范围来看，著者将研究对象的范围扩展到与易学相关并受其影响的每一个人、每一本著作，而不再局限于专门的研究者。另一方面，从发掘材料的方法来看，著者在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时，不仅重点分析了其专门的研究著作，还从与其相关的各种文集中梳理出了新材料。从而把材料梳理与应用的范围扩大到研究对象的各种著述中，比较全面地反映出研究对象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体现了著者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继承和发展。著者将此种研究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使之贯穿在全书之中。例如，在研究汉初易学时，著者从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及韩婴《韩诗外传》等文献中发掘人们易学思想。可以说，这正是用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文中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冶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著者预新材料之潮流，也可谓之预流了。

　　综上所述，《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一书是在易学研究领域应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并取得成功的典范，必将有助于对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易学史，推动中国学术研究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