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树功
出处：光明日报 2006年4月
“闲情”的出现，是在“闲”的观念成熟之后。而“闲”则在春秋战国之际经历了一个从表空间向表时间转化的过程，《庄子》对其完成了综合与美化。对闲情观念，道家的尚闲“无为”和儒家的“游于艺”为其提供了思想的保证，儒家的“舞雩风流”和道家的“濠梁闲趣”为其提供了实践的探索，使其在魏晋六朝之际得以成型。另外，佛学在当时表现了与世俗浓厚的附会热情，一则大讲就德修闲，二则对闲情的心理感受给予了理论上的支持，其法乐说便是代表。佛法中将主体不同的心理感受分为三类，有苦受、乐受还有非苦非乐受，而所谓法乐，实则接近这种非苦非乐受，这也恰是日常人生中所云七情六欲之外的一种微妙情感，从生命的本体考察，它是主体在现实世界之中的一种样态、一种体验；从哲学上说，它也是主体理解世界呈现自我的一种方式。这种样态、体验、方式最接近我们所论的闲情，这一点也对中古文人从艺术人生实践的层面感受认知闲情提供了依据。
什么是闲情呢？概括而言，因闲而破闲，有闲而思遣，爱闲而欲假物以扩展、寄托的过程就是闲情；或者说，追求闲、妆点闲、享受闲、描绘闲、转移驻留闲的情感活动过程以及这一情感活动的固态结晶如文学艺术品的创作赏鉴等等，都是闲情。
闲情的研究在美国早在上个世纪初即已开始了，如创立“闲暇社会学”的凡勃伦等，但研究范围集中在经济学角度上。德国学者约瑟夫·皮珀的《闲暇：文化的基础》，则侧重于从大文化上思考闲暇。中国古代文人的闲情与西方所谓闲情的内涵差别很大：西方侧重指空余时间的消遣与价值转化，其核心是西方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对立观念下的带有征服与功利色彩的物质性浓厚的行为。而中国人传统意义的闲情是一个美学范畴，是对古人闲适闲逸情感的概括，它更多的与心灵世界和艺术发生关系，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也比较零散。中国文人出与处的两种选择贯穿了整个历史，二者的矛盾与调和，是其一生都无法回避的。出的状态千差万别，但处（不仅指隐逸，更多的是指一种雅逸、闲适的追求）的表现却当一致，那就是闲情逸致、诗词文赋、风花雪月、琴棋书画、田园山水等等。这是一个表面上边缘化，实则是一个对文学艺术具有超越性的美学话题，是揭开面纱认识中国文人、了解文人审美观念、研究文学思潮之演变、文学之发展的重要途径。
笔者希望以《中国文人闲情审美观念演生史稿》为起点，在将闲情之本体、本源的特征搞清之后，再分别从“闲情范式”、“闲情与文学”、“闲情的文化反思”几个专题入手进行研究。这样，不仅可以使闲情这个美学观念比较完整地凸显出来，也可以对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对古代文学、文论思想以及文艺学范畴等进行新的开掘与阐释。其中的研究重点是闲情与文学。
这是一项美学的综合性研究，这是闲情本身特点决定的。闲情的观念，不仅贯穿于文人日常人生的艺术化追求、人生理想，而且还贯穿于文学艺术创作题材、文学艺术创作旨趣情调、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一个观念能在人生、艺术两方面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说明此观念是建立在人生、艺术之上的能进行再次抽象进而能实现对人生、艺术超越的，它是艺术哲学，即美学的范畴。
闲情作为一个美学观念于六朝时代的确立，在以后千余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文人一个略带皈依色彩的故乡。这个闲情，就是中古文人对中国文明的贡献，优雅恬适，历久弥新。因为有了这个美学观念的浸润，中国文学从观念到面目都迎来了一个创新的时代。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