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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
文：张锐
出处：2006年4月   

    弗朗索瓦·于连的《（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一书近日被大象出版社作为其“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之一出版。该书以于连与另一位哲学家狄艾里·马尔塞斯对话的形式，总结自己20余年来的治学思路和方法，向学界对他的批评和怀疑之声作出全面回应。因为书中浓重的哲学味道，将该书列为汉学著作的做法其实颇为尴尬。而于连本人的身份认定也同样如此。

    一、于连其人

    弗朗索瓦·于连，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哲学家，巴黎第七大学教授，曾任国际哲学学会会长，长期从事汉文化世界与欧洲的研究。他一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早年屡受冷遇，近年来逐渐引起广泛反响。主要著作有《鲁迅，写作与革命》《迂回与进入》等。1972年他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古希腊语，本当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古希腊文化学者；但在1975年，新婚的于连放弃了赴哈佛的机会，为了“要像人类学家那样经过‘实地经验’”，“从古希腊一头扎进了中国”。他在中国学习、生活直至1978年，后又长期居留香港和日本，开始从事其以中国为工具重新解释西方学术架构的研究历程。作为汉学家，他是惟一不以中国的知识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的特例；作为哲学家，他又一直在用中国来突破西方哲学的希腊传统，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

    二、为什么是中国？

    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异于西方的思想体系进入了于连的视线？在该书中于连重提“非-欧洲”这一概念，并对之进行了新的诠释。在福柯看来，“非-欧洲”是一个宽泛的含义，包括整个远东，甚至更广；而于连认为“非-欧洲”就是中国，而不能是别的什么。因为，梵语世界并不能使西方学者脱离印欧语系范畴；阿拉伯语世界曾传授给西方以希腊知识，并促成其形成自己的“知识分子模式”（Alain de Libera语），且同西方的文化和科学史密不可分；希伯来文化事实上正是欧洲思想的“两个源泉”之一；同样地处远东的日本也被排除在外，因为众所周知，日本思想源自中国，故日本或可令人好奇，但它毕竟只是派生物。因此，只有中国，是一个相对于希腊的真正对立物，是一种原始的、独立的思想。

    于连所有的著作都涉及中国，因此人们在阅读时，会很容易以为他如巴尔扎克一般有一个“听惯了中国和中国人”的童年，或至少后来产生了对中国的热情，但把于连引向中国的却恰恰是因为在它的经历乃至其家族的历史中，从未与中国有过任何关系。用他本人的话说，“恰恰是因为我对使我为之留恋的希腊人和拉丁人从一开始都太熟悉了，这使我要寻找一种选择，以替代他们的监护”。

    三、为什么是经由中国？

    但为什么只是经由中国，而不是最终指向中国？中国的特异性引起了于连的浓厚兴趣，这完全可以成为他做一名纯粹的汉学家的缘起，正如伯希和、戴密微那样。但于连不然。使于连区别于其他汉学家的最大不同正在于：中国的知识与思想体系不是他研究的指向和标的，而是工具与过程。他最终的目标不在中国，而在西方，在欧洲，在古希腊。在他看来，西方思想体系完全建立在希腊传统之上，那是西方文化（尤其是哲学）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源泉，但单一的文化传承和学术惯性又成了限制欧洲文化的藩篱。在于连看来，哲学的前途和希望只能在于在广泛而充分地认识希腊传统之后，真正、彻底地超越和升华这一传统，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迂回中国的方法。可见，于连研究中国，不是要做一名爱上中国的汉学家或东方学学者，而是一名跳出承袭逻辑的冷静的旁观者，从中国特异性那里汲取养料和方法，去弥补西方思想的固有成见与不足。因此，只能是经由，而不是指向，因他最终将回到西方。

    四、远西、迂回及其他

    1978年，当福柯在日本被问及他对日本的兴趣是深层的或表面的时候，他回答道：“老实说，我不是经常地对日本感兴趣。使我感兴趣的是西方理性史及其极限。”于连认为，福柯在彼时谈“西方理性史”，“仅仅是因为他身在远东”。本书的情况何其类似，于连和他的对话者身处“远西”，谈论的却是经由地处远东的中国，在哲学上作一次漫长的迂回，从远东获得经验，然后再回到西方哲学本身的思考。在本书中于连一再向西方学界强调，要经过在中国的“历程”，通过“从东－西两端阅读”，用取自中国的“中国工具”来照亮“遗留于阴影中的欧洲工具影响我们经验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片断”。正因为如此，于连一直广受争议。20多年前，当年轻的于连还是巴黎高师的学生时，就踏上了经由中国的无穷尽的迂回之路，“我单枪匹马地钻进去了，20年后，是该做一个彻底总结和对采取的方向、承受的风险进行判断的时候了；同时也是该从汉学和哲学角度澄清误解的时候了”，而本书所采取的“对话的形式是达此目的的最佳形式”。

    面对这样特立的一个人和一本书，或许我们惟一应该做的，就是去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