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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年代的巴黎，一群印刷业学徒发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屠猫仪式，他们折磨然后杀死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猫，包括他们师母的宠物猫。这种残酷的仪式何以在他们眼中如此“好笑”？十八世纪法国人的文化有珍奇的一面，也有寻常的一面，作者一一召唤而出，藉以邀请读者思索这一类的问题：为什么巴黎的一群工匠觉得猫大屠杀那幺有趣？玩笑如何在旧制度的工人间发酵？《猫大屠杀》揭露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视野，既熟悉又奇妙。作者在书中提供了治疗文化震荡所不可或缺而且入口难忘的一帖药剂。尽管这是一本学术著述，在作者以带有强烈文学趣味的随笔体例写作的策略下，读者绝对可以获得一次既有益又有趣的阅读经历。

——人类学研究：阅读他者的方法

文：吕微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月

屠猫事件

屠猫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印刷学徒的生活苦不堪言，其待遇（无论吃、睡）远在师傅、师母的宠猫之下。那时，养猫是印刷业“资产阶级”的生活风气，导致印刷区的野猫大量繁殖。野猫和家猫们合伙儿在学徒（显然住地下室）的窗外叫春，搅得他们彻夜难眠，而他们还要应付整个一个白天的劳作呢！于是一天晚上，学徒们“决定自救，纠正不平等的状态”。他们爬上屋顶，在师傅卧室的窗外模仿猫叫，声声凄厉，直至天明，一连几天下来，师傅师母终于熬不住了，下了“逐猫令”，但特别交代不许惊吓师母宠爱的“小灰”。师傅师母一言既出，大屠杀就有了充分的合法性，于是一场正规的屠杀仪式就此开始，“小灰”当然首当其冲，学徒们原本就是冲着“小灰”来的，其他的猫其实都是陪绑。

在该书中，达恩顿分析了一位名叫孔塔的人（他年轻时曾干过印刷工人）写的《印刷工趣事》的回忆录手稿，手稿上注明的时间是１７６２年，其中记载的巴黎印刷工人对城市猫大屠杀的事件发生在１８世纪３０年代末期，该事件发生约４０年之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历史学文化史研究

与人类学的文化史研究

所谓“文化史”（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在法国原本叫做“心灵史”（ｌ＇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ｅｓ），在英语学术传统中，所谓文化史研究仍然是采用一般历史学家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转而研究文化现象罢了，而在法语学术的新传统中，心灵史的研究则是借用了人类学（特别是晚近的“解释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方法。因此，尽管达恩顿的这本书名为“文化史钩沉”，读者仍然要注意这是一本非传统历史学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也就是说，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

历史学的文化史研究和人类学的文化史研究之不同主要在于：历史学家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一大堆死文字，而且主要是历史上的文化精英们留下来的死文字。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解读这些精英文字的内容。而人类学家则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尽量搜求那些历史上的普通人留下来的材料（包括口头材料和文字材料），而且人类学家们要尽量避免从自己“主位”的立场任意解读这些材料，而是要尽量“同情”地站在“他者”的“客位”立场上“自视（或‘自识’）”地“了解”这些材料的价值。

所以，不同于历史学，人类学更注重探讨历史上普通人的“思考方式”，《屠猫记》就是这样一本人类学式的历史学著作，“书中试图陈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因此，《屠猫记》所“探究的途径不是遵循（精英）思想史的高速公路，而是探入文化地图尚未标示的一个（草根）领域”，也就是以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时用“民族志”（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观察入微的写作方式所看到的历史。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既然是本文化（西方）的人写本文化（西方）的事（历史），那怎么能够说就是在研究“异文化”即“本文化的他者”呢？我想，答案是这样：人类学家是从空间距离的角度划分本文化（本民族）和异文化（异民族），而历史学家把空间的视角转换为时间的视角，历史学家认为，与空间一样，时间同样会造成距离感，而这个距离感就是产生“异”与“同”的根源（其实康德早已把这个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就感知形式来说，空间原本就从属于时间）。

因此，即使同属于一种文化，不同的时代仍然会把同一的文化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比如，当我们说到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时，我们就已经在自己（本民族）的心灵中区分出“异”和“同”。正是在时间的作用下，我们心灵的一部分变得难以理解了，变成了“当下自我”的“过去的他者”，于是，要“自视（或‘自识’）”这部分“心灵的他者”，采用人类学“他观”的方法不是顺理成章吗？法国人用“心灵史”的说法命名这种理解“自我中的他者”的方式，自有其深刻的道理。

《屠猫记》全书共分六章，这六章依次对１８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的六个（种）文本进行了分析，这六个（种）文本分别是：一组采自农民口头的民间故事；一名识字的印刷工人写的自传；一位市民给自己生活并热爱的城市写的导游词；一名警察为监视文坛而建立的秘密档案；启蒙主义的思想巨著《百科全书》和一名崇拜卢梭的读者的购书清单。由于这些文本都是“他者”的自我陈述，于是，达恩顿就向我们呈现了大革命前法国社会从农民、工人、普通市民和警察直到知识分子的各个阶层的思想（心灵）状况，特别是他们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自视或自识）的不同方式。在此同时，达恩顿也就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学民族志写作得以理解他者的最为独特的方式：不是我们如何向他者“表一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而是同情地了解他者自己如何看待自己。


屠猫事件的笑点

还是回到屠猫事件。在复述了屠猫事件的前前后后之后，达恩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读者看来，（屠猫）这件事就算不至于让人反感，也实在是没什么好笑的。一个青少年演出毫无自卫能力的动物惨遭屠杀的仪式，围观的一群男人学羊咩咩叫，拿他们的工具又敲又打的，哪有什么幽默可言？”


但不待读者回答，达恩顿自己就给出了答案。达恩顿认为：“掌握了对猫大屠杀的笑点所在，或许就有可能掌握旧制度下技工文化的要素。”那么，达恩顿采用了什么方法来解读屠猫仪式的“笑点”呢？说来简单，他所采纳的方法竟是我们民俗学者经常采用的最普遍、最普通、最朴实的“事象研究”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在我们比较“先进”的民俗学家看来已经很成问题了，但达恩顿却如获至宝，认为是能够用来解开“他者之谜”的有效工具。

达恩顿说：“多亏了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对于早期现代人划分历年的（过渡）仪式周期已经相当熟悉。”其中就包括狂欢节的大游行，“狂欢节期间，一般民众暂时搁置常态的行为守则，仪式性地颠倒社会常规”，“狂欢节是一年当中欢笑、性与青春百无禁忌的旺季——年轻人在尚未被这个世界的秩序给同化与驯化之前，借有限度的逸规冲动测试社会规范的界限”，而在欧洲人的狂欢节里，猫总是扮演着一个被虐待的象征角色，欧洲人称之为“弄猫”。在此，我实在不忍心再引述对那些残忍的、令人发指的虐猫行为的描述，这些描述还是由读者自己去选择阅读吧！我只想指出，猫在欧洲文化中的象征意义，而这个象征意义——的确如达恩顿所言——正是依赖于民俗学家的辛勤工作，我们才得以知晓。

猫究竟怎么了？“说到猫真是一言难尽”，“在早期的欧洲，折磨动物，尤其是折磨猫，是通俗的娱乐”，而且“打从上古（猫）就是使人类着迷的神秘物”，因此“当杰尔姆跟他的工人伙伴在圣塞佛街要一口气吊死所有的猫的时候，他们援引了他们的文化中一个人人有份的要素”。

具体地说，在欧洲文化中，猫往往被认为是女巫的化身，因此，残猫的行为被认为具有灭巫的正当性理由。此外，即使不是女巫所变，猫自身就有不可思议的法力和魔力（比如吸食不同部位的猫血以及猫的脑髓能治疗各种疾病）。在所有的动物中，大概只有猫的眼神最接近人的眼神了，所以人从猫的眼睛中看到了同人类自己一样的智慧和狡诈。然而，猫最重要的象征莫过于“性”，猫总是与女性有特别的关联，在英语中ｐｕｓｓｙ这个词既指猫也指少女，同时也指女性的阴部。因此“不论在哪个地方，猫都影射生殖和女性的性欲”，而“从女人的性欲到男人的绿帽，轻轻一跳就跨过了。猫叫春或许是妖魔群舞的狂欢，但也有可能是公猫在发情的时候彼此叫阵挑衅”，而猫的“众巫夜会”总是以一场大屠杀收场。

在引述了一大堆民俗学家搜集的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有关猫的民俗事象之后，达恩顿认为可以重新解读《印刷工趣事》这篇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民间文献了。

我们看到，当印刷学徒把群猫的夜扰说成是“魔鬼附身的一群猫通宵举行众巫夜会”时，他们的确引用了一个古老的传统而使自己的行为具有了正当性，而师傅、师母之所以最终同意让学徒们驱赶野猫，也同样是在援引传统，所以，正是师父、师母和学徒共同的传统允许他们以灭巫的理由“猎猫”。当然，其中被残的“小灰”更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小灰”当然是隐喻了师母，其时，师父大约６２岁，而５２岁的师母正与一个２０来岁的年轻神父偷情，于是学徒们杀死“小灰”的理由就更加名正言顺了，“小灰”罪有应得，该被判以极刑，而“一场诡计使得师父沦为喜剧人物中的样板角色：戴绿帽子的丈夫”。“这样的一个双重玩笑，任何一个了解传统表态语言的人都不可能视若无睹”。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屠猫仪式在学徒们眼里之所以可笑的原因了：当学徒们援引传统而以象征主义的合法方式指桑骂槐地耍弄师父（戴绿帽子）、师母（女巫）时，他们当然要为自己的智慧和胜利开怀大笑了。“这是拉伯雷式的笑声。印刷工人知道怎么笑，那是他们唯一的专长”，而“笑声是早期技工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分”。



闹趣可以一变而为骚乱

屠猫仪式只是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前夜发生的一件小事，达恩顿也并不认为通过这一件小事就能够说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全部原因。但是，当你读完全书，当你通过达恩顿所提供的诸多“他者”的文本，从而了解到：民间故事中所反映出的农民的最大愿望就是“吃饱”，而警察眼中的无行文人们在启蒙大众的同时也在干着卖身投靠一登龙门的丑行。当然，也还有众多由“印刷革命”所造就的“阅读者阶级”中的人在为卢梭的道德理想而流泪……而这一切都指向了几十年后的那场影响了世界历史方向的大革命。我们看到，大革命前所有因长年的饥饿而生的最低的生存愿望、因顾主的剥削而生的无情怨恨、因财富的聚集而生的贪婪与渴望、因从业的压力而生的背信弃义、因援引传统而暴露出的人类内心最底层的残忍，最后，还有仅仅因灵魂的交往而生的高尚情感，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在大革命中登台亮相了。

但这决不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那个法国大革命。尽管达恩顿在本书中没有直接讨论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他讨论的只是“１８世纪法国文化史”），但是，把屠猫仪式等故事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并不只是我这个读者自己的“异想天开”。达恩顿写道：“把这场大屠杀看做是法国大革命九月大屠杀的彩排，这当然是荒唐，不过这一次的暴力突发事件确实具有群众造反的意味，虽然仅限于象征的层面。”“闹趣可以一变而为骚乱，那是一种性与煽动的狂欢文化，在那种文化当中，革命的因子有可能受到象征和隐喻的抑制而不至于蔓延，也可能像１７８９年那样成为全面的暴动。”然而，达恩顿却认定，尽管“工人把象征性的玩闹推到真实状况的边缘，一旦擦枪走火，杀猫之举有可能变成公开造反”。但是，“一直到１９世纪末开始无产阶级化，他们（巴黎印刷工人）的抗议大体保留在象征的层次”。

我想，每一个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收获不同的果实，因为这本书不仅故事讲得精彩有趣，而且充满寓意，不仅可以视作一般的知识性读物，也可以当作一本历史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教学参考书。正如我在本文中始终暗示及明示的，达恩顿进行了一次研究方法的尝试（尽管也可能是失败的尝试）。所以，对于研习历史、文化和民俗的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学者们来说，这都是一本值得阅读且一定读有所得的好书。

——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

文：郭公民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7月

    文化史著作往往有诸多写法，既可以根据某种决定论式的历史观念编撰一部经由社会基础或社会结构来探讨文化的皇皇巨制，也可按照时间线索对重大政治、文化事件进行忠实的记录，抑或以已有的作家文献为资料来源将其写成一本文化精英的思想史，等等。但《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的作者却没有因循传统，未将18世纪法国的文化历史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写成格制严谨的“正史”，而是独辟蹊径，以自由的随笔体例探讨了名不见经传的六个故事的意义问题，向读者展现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到大革命之前这段时间法国社会文化的众生相。

    《屠猫记》不是一本按时间的线性结构进行叙事和展开论述的历时研究的史学著作，它无意于构筑一个庞大的历史框架或文化谱系。其中六个故事基于的文本材料来源不同，涉及的文化现象亦各自独立:第一个故事以童话、民间故事为分析材料，再现了18世纪以及之前法国农民的生活现状，由此揭示了从中反映出的当时农民的心智和生存策略；第二个故事以一名印刷铺学徒所记述的屠猫仪式为主线，反映和揭示了工人与资产阶级间存在的尖锐矛盾以及工人对这类“行为剧”的意义理解；第三个故事以一个资产阶级对一座城市现状的描述为中心，展示了他对社会阶层等序的个人诠释；第四个故事将巴黎一位印刷出版业监察警官对文坛的调查报告作为分析对象，从他的隐约意识中呈现出某些文化新现象，以及他对此的态度倾向；第五个故事讲述了启蒙知识分子如何通过《百科全书》的编撰来分类和定位知识，以及如何重建全新的知识图谱；最后一个故事则通过对一个中产阶级的购书单和书信的分析，揭示了时人如何阅读、理解卢梭的作品，而卢梭的作品又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怎样一种影响。

    尽管是片断式的研究，但《屠猫记》却从不同的视角反映并诠释出了18世纪法国农民、工人、资产阶级、警察、知识分子等社会团体各异的社会心理与心灵世界，使得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具体而又丰富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据罗伯特·达恩顿自己讲述，本书是由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的一门心灵史课程发展而来，最后六年由克利福德·格尔兹与他共同开设此课，并逐渐演变成史学与人类学的专题研究。所以，得益于格尔兹阐释人类学的理论意识与研究方法，达恩顿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将史学研究与民族学文本分析、阐释人类学的“深描”手法以及人类学写作方法有效地融合到了一起。本书从野史资料入手，注重细节分析，又借助大量背景材料的支持，不仅为读者勾勒出了18世纪法国的文化地图，而且还建立起一个更接近真实的文化地形模型。

    作者始终对后人认识历史文化现象的方式方法抱有审慎的怀疑态度——第一个故事中对精神分析学派的批驳，正是针对牵强附会地对童话和民间故事进行“原型”追溯的研究方法之有效性的怀疑。达恩顿认为，我们无法确认过去时代的人们有与今天我们一样的思考方式和心理模式，先人的内心世界对今人而言往往是陌生的，他们对文化现象的意义理解也与我们有所不同。所以，作者没有对自己研究的历史文化进行直接的评议，也没有得出对它们的意义结论，而是让当事者和时人自己出来讲话，通过对他们所记述的文本进行分析，来揭示出18世纪法国各个阶层对自己那个时代的看法及对各种文化事件的寄意所在。这与格尔兹所倡的“地方性知识”、地方话语和地方语汇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屠猫记》的语言表述浅明而少有艰涩之处，且如《时代周刊》评价的那样:“慧心妙笔时有创意，一针见血令人惊奇”，称得上是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令史学研究、文化史写作改弦更张的一次有效尝试。

文：云凡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6月

　　对六个故事的广阔阐释，达恩顿引领读者进入法国18世纪的心灵世界，而他也走出了一条文化研究的新路径

　　《屠猫记》是本很有趣的书。作者罗伯特·达恩顿虽然系名牌大学教授(普林斯顿历史系教授)，做学问却丝毫没有学院派的迂气。人们可在他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找到新奇；还可在他俏皮式的幽默中，领略智慧。所以，此书对学究气的读者是个打击，它无疑破坏了他们一本正经的学术写作和思考模式。随笔式的文学写作，虽有人不大信服，但谁也得承认阅读此书是一次多么愉快的经历，学术写作竟也可以写得这样有灵气。

　　这是达恩顿教授继《启蒙运动的生意》之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二本书。此书标题直陈探讨法国文化史，这一内容并无新意。两百多年间，此类著述早已汗牛充栋，既有大写的思想史，又有小写的民俗志，大大小小的学问家为此殚精竭虑，还能写出什么新意？作者为何还要掺和这个主题？此书开门见山:“本书探讨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可见，作者明显有备而来，不再随大流地遵循“思想史的高速公路”，而是决定探入一个“未标识”的领域，试图研究“寻常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市井生活如何寻求策略”。这一思考路径的独特性，自然成为此书的写作理由。

　　从屠猫记到浪漫情:18世纪的观念世界

　　1730年，一帮巴黎的印刷工人搞了场诡异的仪式，在这场令人匪夷所思的仪式中，他们虐待并屠杀了工厂周围所有的猫，尤其是他们工厂师傅老婆的宠物猫。这件事发生得多少有些离谱。工人们为什么热衷于屠猫？为什么对这样的仪式乐此不彼？一张十八世纪的购书单里透露出异乎寻常的讯息:在今天没多少人有耐心读下去的《新爱洛伊斯》，竟成了那个时代畅销书。卢梭究竟耍了什么花样，让浪漫风潮席卷法国，引无数少女暗送秋波？

　　从开篇到结束，《屠猫记》的作者耐心地讲着一个又一个故事。许多故事本身不算稀奇，但在他的分析中却变得意蕴丰富，颇给人启发。他笔下的18世纪法国，不是路易十六的法国，也不是伏尔泰、狄德罗笔下的法国，而是普通人观念世界中的法国。无意之中，他们用他们微不足道的生命痕迹留下了更为珍贵的“法国性”。

　　他把故事《小红帽》与近代法国农民的生存策略相关联，还将印刷工人的反抗跟诡异的屠猫仪式相联系；他可以通过一份为人忽视的城市概况解读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一份警探的档案，重新制造文字狱的恐怖气氛；稀疏平常的《百科全书》知识体系，他从中读出了躁动不安的反叛，一张简简单单的购书单，他却从中发现了一场卢梭引发的“阅读革命”。从众所周知的民间故事到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潮，作者循着社会阶梯往上爬，“从表达世界观最含糊笼统的陈述着手，而后越来越精确”，娓娓道来的不经意间，为读者勾画了一个迥异于当下认知的18世纪的观念世界。“慧心妙笔时有创意，一针见血令人惊奇。”《时代周刊》的评价切中肯綮。

　　看似零散的几个故事间，竟有如此的内在关联，不难看出作者其中的有意经营。六个故事分别将视角聚焦于决定一个时代风尚的几个社会阶层:农民、工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俗到雅，从普通大众到知识精英，尽管阶层不同，但都面对着同一个时代的法国，每个阶层的文本也都具有极其广阔的阐释空间。尽管历史久远，往事如烟，但作者依旧能够从斑驳的故事、城市、书目、档案等等文本中，读出那个剧变时代中，不同心灵之间的碰撞。一个时代绝不可能只有一种心声，它只能是多声部的合奏。不经意间，达恩顿以一种特有的个性化方式建构了他另类的法国文化史。

　　另类个案，深描研究

　　此作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之处，在于它的活泼、生动、放任自流。它来自于作者难能可贵的文学气质。他身上的那份敏感，使得任何细节都难以逃脱他犀利的目光。他重视文本，并能对文本进行机智的解读、合理的发挥。

　　众所周知，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用今天的眼光打量，此书早已落伍。知识条目比它丰富的百科全书比比皆是，编排体例比其精到的更不难寻找。那么，为何这样一本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书，在当时具有一种颠覆性的革命魅力？一份普普通通的全书目录，何以让教会感到忧心忡忡？达恩顿引领我们进入法国18世纪的心灵世界。借用福柯的理论，知识即权力，对知识的分类同样牵涉权力的运作。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虽表面上改变知识分类，实则触及核心世界观问题。由此才知，他们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划新疆定新界的时候，是冒着莫大的危险”。正如作者所言，这一部现代的“反异教大全”，“绝不是没有色彩的信息汇编，而是一手打造知识的新面貌，把知识的主导权从教士转移到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手中”。这也从另一个意义上印证了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这足以见出作者的实力。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脱离了宏大叙事，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人类的关怀；选择了细枝末节，同样不意味着眼界的狭隘。海德格尔就言:世界是我们身处着的世界。与其关注世界是怎样的，不如关注我们怎样理解世界:过去怎样，现在又是怎样？

　　从民间故事到城市档案，从书籍订单到著作目录，用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文献来做文章，既可说是《屠猫记》的匠心所在，但也会被诟病为歪门邪道。其实，一部作品受到争议并非坏事，这倒恰恰反映出作品所能启发的思考空间，从而为新的思考提供了新的生长点。正如作者所言，“这些文件不能拿来代表18世纪的思想，当作敲门砖却绰绰有余。”的确，此书的好处不在于在理论上对文化做了多少精深的研究，而在于它以极其个性化的方式为文化研究拓展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

　　“文化客体并不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而是他所研究的人们制造的。它们自行传递意义。它们需要的是有人加以解读，而不是计算。”了解西方的史学背景，不难发现，此言针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而发，对该学派在方法论上的“整体性”与“数字化”，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此番解释可谓直刺要害。反过来，作者亦提出自己的主张，点出“文本解释”对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文化研究离不开文本，尤其是那些稀奇古怪的文本；文化研究离不开阅读，尤其离不开基于体验之上的解释。因为当大量理论概括在抹杀差异之时，唯有文本个案能显现差异。“阅读的概念乃是串连所有篇章的一贯之道，因为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部哲学文本，并没有两样”。

　　不妨提及达恩顿的同事克利福德·格尔茨，用达恩顿自己的话说，在人类学领域，格尔茨是他的老师。在其代表作《文化的解释》中格尔茨就一再强调，文化研究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深描(thickdescription)”即是一种意义诠释，立足微观，“寻找复杂并使之有序”。文化研究就是个案研究。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反对抽象统摄，重视个别差异。

　　文化研究的新范式

　　达恩顿的理论主张虽有其特殊的学科背景，但其倡导的个案分析与深描研究，对整个人文学科都有借鉴意义。如果说，自然科学关注整体性与一般性的话，人文科学恰恰对个别性与特殊性情有独钟。甚至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个体差异的尊重，人文大厦才得以建立。

　　然观当下诸多“文化研究”的言说，通篇“理论”，却无“个案”，令人不解。乔纳森·卡勒就曾大言不惭地指出，文化研究就是理论研究。这就意味着，当代的文化研究，存在无视事实差异的实证主义倾向的同时，更有甚者还否定事实本身的存在。现代性的知识语境中，由于把知识看做权力，文化看做意识形态，文化研究亦不可避免地走向文化政治。无论是阶级学说还是权力话语，无论是解构学说，还是他者理论，大多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以抵达最终的政治诉求。这就意味着这一基建于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离真正意义的文化研究渐行渐远，换而言之，与其说其是文化研究，不如说是理论研究；它是表面上的文化研究，实质上的理论操练；形式上是个案分析，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斗争。它不再关心现实世界生生不息的生命，却常常沦为一种“聪明者的游戏”。因此，它不研究真正意义上的“文本”，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

　　敢问路在何方？“改弦更张，结合人类学或许可望为文化史引上新出路”，达恩顿指出了一条更好的途径。人类学角度的文化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实证主义的抽象性，而且更利于超越意识形态的单一性。因为人类学家没有“一体通用的方法”，没有“无所不包的理论”，他们只能试着“从当地人的观点看事情”，试着了解“当地人寄寓所在”，也试着寻求“意义的社会面向”，从“文本的幽暗深处”，真正走近隐匿于历史深处的陌生心灵。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学的分析视角，更有助于建立文化个别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自然，一种研究新范式的引入，自然遭受不少批评。迂腐成性的守旧派自当不必理会，真正应当在意的则是，这一研究模式背后潜在的视野盲点。显而易见，单靠六个小故事，想把百年的法国文化说明白，显然不太可能。读者也更需要明白，他对年鉴学派的合理批评并不意味着他的方法就成为了包打天下的独孤九剑。相反，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显而易见的缺陷同样成就了显而易见的亮点，过多的苛求显然没有必要，只要它能带给我们些许新的启发，享受一趟愉快的阅读旅程。如果说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中的观点太过抽象的话，达恩顿这本近似于随笔的著作，足以让我们从直观上体会到个案研究的趣味性和生命感。此外，台湾的译者的严谨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整一篇译序中还反复地琢磨着个别语词的翻译。想必他也从这样一本别具一格的书中得到了乐趣。

——读《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

文：段　炼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6期

　　1730年代末期，在法国巴黎圣塞佛伦街的印刷所里，发生了一起翻天覆地的对猫的大屠杀。在诡异的仪式之下，一群印刷学徒先是狠狠地折磨从街道上围追堵截捉来的猫（包括师母的宠物猫），然后在“欢欣”、“闹成一团”的大笑声中，将它们一一处死。而且，笑声远未就此结束。接下来的几天里，工人们想要偷闲寻开心，就会模仿当时的场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演，印刷所里也一次次地响起工人们的捧腹大笑。

　　这种残酷的行为，为何吸引了众多的印刷工人？在现代人眼里，屠猫仪式即使不让人憎恶、反感，也实在没有任何可笑之处。然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达恩顿在他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中回答：“我们笑不出来，这正说明了阻隔我们和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工人之间的距离。”而觉察到那一段距离的存在，正是达恩顿探究工作的起点。那就是，碰上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或许就找到了进入陌生心灵的入口。

　　
　　芸芸众生的“市井之道”

　　《屠猫记》试图探讨的正是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不只是他们想些什么，还包括他们怎样思考——“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这一蜿蜒小径通往历史地图上尚未明确标识的一片精神高地——心态史。达恩顿说：“那是以人类学家研究异质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是民族志观察入微时所看到的历史。”

　　秉承着这样的职业精神，达恩顿紧握从灯光昏黄的资料室里发掘出的各异其趣的文献，纵身闯入心灵史的密密丛林，寻找通往文本“幽暗之处”的曲径。一系列《小红帽》故事的原始版本，一段印刷所学徒对屠猫仪式的记叙，一份资产阶级人士关于他所居住的城市的手稿，一名警察保存在档案盒中神秘的“作家纪事”，一棵被承前启后的哲学家们修剪过的《百科全书》“知识树”，以及一纸来自嗜书如命的卢梭著作发烧友的购书单，都成为开启18世纪思想迷宫大门上那把锈锁的钥匙，也成为历史“林中路”上斑驳的心灵光影。

　　恰如达恩顿所言，阅读是贯穿所有篇章的一贯之道。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部哲学文本，究其本质，别无二致。同样，考据模式千差万别，但无论采用何种模式，无非是为了“寻找意义”，寻找那些事过境迁仍能幸存，并且为当代人铭记的意义。在历史研究的理念与模式急遽转型的今天，《屠猫记》见证了达恩顿阅读与考证的新追求——如果说，先前的观念史家追踪的，是精英思想在一代代哲学家那里燃灯传薪的过程，那么，民族志史学家则低头向下，研究寻常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坦率地说，在《屠猫记》中，我们看不到达恩顿从普罗大众中慧眼识英雄的万丈雄心，他倾尽全力探究的，只是芸芸众生如何借助他们熟悉的事物、故事或是仪式（而非逻辑命题），来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市井之道”。就像本书所揭示的，同样一则民间故事，尽管意大利的版本喜气洋洋，德国的版本惊悚悬疑，法国的版本曲折离奇，英国的版本搞笑逗趣，但在历史发展的汹涌洪流里，它们无一例外地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并且为他们提供处世的策略。

　　
　　思想方式的文化塑造

　　就这样，当《小红帽》 《睡美人》和《灰姑娘》的故事，一次次在18世纪的草垛和炉火旁制造不绝于耳的笑声时，看似隔绝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圈子在这里有了交集。这与中国道家典籍《关尹子》所言似乎暗通款曲：“观道者如观水，以观沼为未足，则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泪皆水。”达恩顿也饶有趣味地说：“‘炉边夜谈’使得乡村的通俗传统流芳后世，仆人和乳母则为民众的文化和精英分子的文化搭起桥梁。”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的钟摆朝着文化史（心态史）的一端悄然回摆。由于过分依赖文化的量化，“年鉴学派”强调从经济、人口和社会结构探测文化的历史主张，以及他们通过计算来衡量心态的研究方式，正在遭遇新史学的多角度挑战。而那种认为只要正确掌握社会背景，文化的内容会自然而然地浮现的假定，也因为低估了社会互动的象征要素，而仅仅成为历史学家的一相情愿。对此，达恩顿一言九鼎：“历史学家应当看得出文化如何塑造思想方式，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不例外。”

　　事实也确实如此，现代史学中以线性史观来推知文化变迁，且视之为“大观念”向下渗透的残留物的态度，的确容易与变动不居的历史真相南辕北辙。而且，正如劳伦·斯通在研究家庭生活时所发现的，心态经常在相对稳定的期间发生变化，也经常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维持相对稳定。所以，更现实的描述应该是：文化的潮流激荡交融，同时穿透不同的媒介与联系团体，让“隔阂深广如农民和‘沙龙’圈子的世故人士”也能如影随形。


　　声东击西的屠猫仪式

　　在本书中，达恩顿对于屠猫仪式的研究，则展示了在心态史研究中，人类学与文化史联姻的美妙前景。这一努力，与他曾和克里福德·吉尔兹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共同主讲一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讨课的经历密切相关。正如达恩顿所说的，“改弦更张，结合人类学或许可望为文化史引上新出路”。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最不透光的地方似乎就是穿透异文化最理想的入口处”，而“掌握了对猫的大屠杀的笑点所在，就有可能‘掌握’旧制度之下技工文化的要素”。

　　为什么是猫？为什么杀猫那样有趣？在达恩顿的跟踪追击之下，屠猫仪式的秘密无所遁形。穿越早期现代的劳工关系的堡垒后，达恩顿的笔锋拨开了笼罩在通俗仪式与象征主题之上的迷雾。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表明，在早期现代人的仪式周期中，狂欢节与大斋节（即一段狂欢期之后紧接着一段禁食期的周期）的地位最为显赫。用巴赫金的话说，狂欢节不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而似乎是生活本身现实的（但也是暂时的）形式。人们不只是表演这种形式，而几乎实际上（在狂欢节期间）就那样生活。在狂欢节里，民众挣脱社会守则与道德规范的约束，仪式性地颠覆占统治地位的真理与现行制度，放浪形骸，百无禁忌，庆贺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与禁令的瓦解。可以说，狂欢节的一切形式与象征，都闪耀着交替与更新的激情，也笼罩在认为占统治地位的真理与权力可笑的相对性意识之中。“这是真正的节日，不断生成、交替和更新的节日”（巴赫金语）。

　　随着狂欢节与大斋节的交替上演，民众也借着有限的冲动，测试社会规范的限度，挑战权力的底线。而在早期的近代欧洲，折磨动物，尤其是折磨猫，是通俗的娱乐。如同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时揭示的，“文学作品描写残害动物，绝不是少数神经病作家发泄虐待心理的幻想成果，而是表达大众文化的一股伏流”。作为巫术的象征，从东方到西方，猫的能力无远弗届。狂欢、偷情、闹新婚和屠杀，旧制度下的人从猫的哀号中可以听出丰富的内容。圣塞佛伦街印刷所的师傅师母——“一群迷信、心甘情愿任神甫摆布的傻瓜”——更是把夜半猫叫，理所当然地视为魔鬼附身的众巫夜会，不得不求助于一干弟子。

　　于是，随后举行的屠猫仪式，不如说是工人们“苦心孤诣用这样的方式处决猫，实则声东击西地判决师傅一家”。同时，他们也借审判和行刑的仪式，以诙谐的方式，戏仿法治主义，嘲弄社会秩序，发泄心中积怨。这种被达恩顿戏称为“当着资产阶级的面掀翻桌子”的举动，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羞辱”。作为审判雇主的象征仪式，在充满戏谑的屠猫活动中，古灵精怪的弱势群体，让他们的强劲对手暂时性地陷入了荒诞的泥淖之中。看着师傅和师母斯文扫地、惊慌失措，印刷学徒们的笑声在圣塞佛伦街上空久久回荡。

　　这种拉伯雷式的狂欢的笑，是一种“节庆的诙谐”。而诙谐的自由虽然只是昙花一现，却在那个时刻难得地屏蔽了全部官方体系、所有禁令与等级观念，强化了在节庆氛围中所创造的形象的幻想性和乌托邦的激进主义。所以，巴赫金说，这种狂欢的笑是全民的，大家都笑，“大众的”笑；也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欢节的参与者），整个世界看起来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更是双重性的，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

　　
　　时断时续的阶级自由

　　然而，让人沮丧的是，“笑渐不闻声渐悄”，达恩顿告诉我们：“笑声有其局限，即使是拉伯雷式的放纵无度的笑声也不例外。笑声一旦消退，桌子自然恢复原状；就像历年的推移从大斋节持续到狂欢节，旧有的秩序再度紧紧掐住狂欢人的脖子。”

　　由此可见，旧秩序虽然也允许居弱势的一方，以诡计和恶作剧的方式，将优势者的虚荣与愚蠢，暂时性地玩弄于股掌之中，并通过这一系列短暂的情绪突围，实现自我愉悦和调适；但从长远看，屠猫仪式上的捧腹大笑，可能存在于一时，却难以传之久远。更关键的是，笑声的冲击波在固若金汤的劳工体系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在既有的体系内发生作用，成为一次次狂欢氛围中“戴着镣铐的舞蹈”。衣衫褴褛的学徒们以逗趣和诡计，暂时性挑战了主人强悍的权威，而自己却无法做到咸鱼翻身。

　　可见，18世纪印刷学徒们屠猫式的精神暴动，虽然左右逢源地操纵着仪式与象征方式，但最终只是一种舒缓当下身心压力的权宜之计。所以，达恩顿总结陈词：“归根结底地说，诡计作风表达的是一种出世之道，而不是激进主义的潜在压力。他提供的是跟无情社会打交道的方法，而不是把那个社会搅得天翻地覆的妙方。”

　　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半个世纪后，巴黎的工人居然以类似的方式掀起一场骚动，同样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戮和即兴而起的群众审讯”。把这次骚动视为法国大革命九月大屠杀的预演不免有几分突兀。不过，达恩顿说：“这一次的暴力突发事件，确实具有群众造反的意味，虽然仅限于象征层面。”

　　诚然，对于印刷工人来说，他们发起屠猫仪式时未必会如今天的史学家一样寻根究底。象征只有在隐语曲笔的“文义格局”的夜幕下，才能映衬出它独特的光芒（更何况是暴力和性的象征）——模棱两可足以捉弄师傅，快手猛击足以打中师母。“这是拉伯雷式笑到弯腰捧腹的那种的笑声，而不是我们熟悉的维多利亚式那种皮笑肉不笑。”达恩顿风趣地写道，“巴赫金已经说明，拉伯雷的笑声如何表达通俗文化的一个特色，闹趣可以一变而为骚乱；那是一种性与煽动的狂欢文化，在那种文化当中，革命的因子有可能受象征和隐喻的抑制而不至于蔓延，也可能像1789年那样成为全面的暴动。”

　　但是，从圣塞佛伦街屠猫仪式上发出的笑声，能否真的震垮巴士底狱的高墙？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当谈到“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时，托克维尔这样写道：“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那时有着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自由；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这种旧制度的张力，使得革命前夜的屠猫仪式不乏风趣，却也充满风险。学徒们“把象征性的玩闹推到真实状况的边缘，一旦擦枪走火，杀猫之举有可能变成公开造反”。

　　不过，达恩顿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事实上，如前所述，这种“愚弄资产阶级而不会让他有借口炒他们鱿鱼”的闹剧，体现的正是“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必须小心翼翼而又有所节制。狂放背后的风险意识、自由之下的自我约束，折射出旧制度下工人阶级有限的强悍和身不由己。所以，达恩顿不得不承认：“印刷工人认同的是他们的行业，而不是他们的阶级。他们虽然组织协会、策动罢工，有时候还抬高工资，却仍然一贯服从于资产阶级……因此，直到19世纪末开始无产阶级化，他们的抗议大体保留在象征的层次。一个‘复本’，就像一场狂欢，有助于排散蒸汽，却也制造笑声，而笑声是早期技工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分，虽然在劳工的历史洪流中已经听不到了。”
　　
　　可是，达恩顿是否真的在拉伯雷的笑声中，重组了两个世纪前业已解体的象征世界？

　　他用慧心妙笔在《屠猫记》中给出了一种解释，却不能令人充分信服。看得出来，达恩顿努力穿梭于文本与文义格局（语境）之间，将历史中经验的共同基础与独树一帜的要素冶为一炉。但遗憾的是，在本书“结语”部分中，达恩顿式心态史研究的内在紧张依然暴露无遗——一方面，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再也犯不着牵强附会探究文献如何‘反映’其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他又坦承在方法论上，“无法解决证据和代表性这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他意识到了“文献全都嵌在既是社会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象征世界中”，另一方面，他却忘记了将头探到文本丛林之外，朝更为辽阔的社会史原野看一看。而“作品一出，作者即死”的后现代史学潜意识，使他的心态史研究落入了“从文本到文本”的“过度诠释”的循环往复之中。

　　在《屠猫记》中，达恩顿曾以相当多的篇幅，对“年鉴学派”的理论假定发起了猛烈攻击。但是，作为“文化震撼的一场演练”（《高等教育编年》），在某种程度上，《屠猫记》也暴露了后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分道扬镳后的进退失据。可以说，作为现代—后现代史学研究中攻防转换的一次演练，《屠猫记》的精妙之处与局限所在，既标志着现代史学的垂垂老矣，也昭示了现代史学的勃勃生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