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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朴  默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9月

  知识分子史：历史研究与自我论证

“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效庾子山咏怀》）我总觉得黄侃这句黯然神伤而又飘逸旷达的诗里藏有一种历史的隐喻：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从社会顶层游离向边缘，从自得坠入反思乃至否定；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基调从黄钟大吕一变而为银瓶乍破，从轻弹慢拨一变而为弦促弦急。只是，游侠人也好，穷途士也罢，诗成之时还远未到劫尽变穷的时候，黄侃已经看出辛亥革命难以换来预想的安静，但未必看得出更大的风暴其实还在视野之外，在他去世之后。中国文人喜欢用自身的命运为历史定格，不知黄侃是否这样想过，但当我臆想这句诗的隐喻时，历史中苍凉的颜色又重了许多。

历史研究是以主观世界还原既成事实的创造过程，历史学家的优劣就体现为在推想与事实之间踩跷跷板的水平。现代历史学家大都以客观公正为标榜，以尊重“过去”为号召。但有些题目自身的“魅”太深，会诱引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放纵甚至放大自己的感情，从而形成研究主体与客体在情感层面的互动，这也是不争的现实。“知识分子史”的研究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类。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研究，在还原史实或剖析概念之外，有心的读者总能听到一个表达的声音，若隐若现的作者的声音，这大概是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也是吸引作者和读者的原因之一。究其缘由，得从知识分子史这个论域何以存在说起。

与其他学科或研究领域不同，在知识分子研究中，研究的主体与客体是同一的。什么是“知识分子”？众说纷纭，但不管这个概念的圆圈画得大小，是爱德华·希尔斯定义的从事知识的生产、解释、教授、传播乃至于大量“消费”或管理这些知识的人，还是马克斯·韦伯定义的因为其赫然成就而被誉为“文化瑰宝”的群体精神领袖；不管这个群体的社会位置如何，是卡尔·曼海姆所谓的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的“自由漂移”者，还是阿尔温·古尔德纳所谓的占有“文化资本”而成为新统治阶级的群体，有能力进行知识分子研究的人大体都在范围之内，所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自我反思、自我论证的论域。或者说，“知识分子”是其自身不断“自我定义”的过程，这个研究领域的存在，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自觉的表现。这是西方学者的理论总结，但考诸中国历史也大体如此，每一次对自身的界定，大都有对自身的期望在里头，在其背后，更往往会有一个大的历史的背景。今天，我们更能体会到中国知识分子自我界定、自我想象的“别有幽怀”。远且不论，近三十年来，这个群体始终面临着难以突破的道德困境和发展尴尬，迫切需要明确自身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他们身处转型社会，灵魂面临着来自经济、舆论等多方面的考验；他们处于学术、科技等各专业领域的振作复兴阶段，纵横比较，只是发觉自己上难以追前贤、远难以立宇内，甚至在某些领域连古今中外任一方面的依傍感都找不到，更毋庸谈发展方向。为了找到自我，找到前进的方向，他们必须回向自身。中国人相信“古为今鉴”，更喜欢“借古讽今”，于是，历史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为知识分子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在进行横向比较和引进西方概念的同时，他们注重追本溯源地弄清楚今天处境的历史轨辙，反省走过的弯路及其打在今日生命上的烙印，也就在情理之中。

２０世纪知识分子史：历史困境与学术浅描

综览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著作，若以时限为分类标准，则２０世纪为最大宗，随便到书肆看一看便可知事实如此。２０世纪是中国历史当中一个布满劫机和变数的关口，今日中国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从２０世纪找到源头，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更为重要的是，２０世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因库。２０世纪，现代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登上舞台、摸索道路、遭受挫折、复起再造，精神的彷徨、文化的冲撞、学术的嬗变、政治的鼎革，乃至世界大战，都遭遇了。今天的尴尬和困境，当年也都有过典型的个案。我们往往援引２０世纪学者的生命体验来说明主题，就可见一斑。傅斯年、顾颉刚等不约而同地想要“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这个理想正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欲明确自身社会位置的集中体现。所以，关于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蔚为大观，自有其道理在。而像许纪霖先生这样编一部《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有个大体的时序，以名家名作汇聚而成，更是知识分子研究的“２０世纪”现象的重要标志了。

以人群为边际的知识分子研究有着鲜明的跨学科色彩，尤其是在对２０世纪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有所涉足。而其中，以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为专擅的学者更踊跃投入，《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的作者身份即是证明，这又与描述心路历程和生命体验的主题居多相呼应。中国有关心英雄和圣人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生命得到的重视远多于群体。而从那些由１９世纪走入２０世纪的一世豪杰开始，２０世纪正是中国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学问家辈出的世纪，他们有的光炳千秋，有的则因为种种情况而被遗忘，但都足以让人流连忘返。更直接的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一直处于“深描”者少、浮光掠影者多的状态，甚至做学术史研究而不清楚对象领域的内在发展理路的也有，人云亦云或炒冷饭出不来成绩，还不如研究几个贤达、制造一些“发现”以吸引大众视线来得乖巧。这也是为什么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总是被知识分子研究者赋予政治和文化的意义，反而说得清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贡献和地位的却没有几个的原因之一。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水平与其研究对象的发展水平远不成正向比例，其实很好解释。

知识分子研究：“别有幽怀”与“急火气”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那一部分知识分子史论者的“别有幽怀”。知识分子研究是一个自我定义的过程，就必然要按照从困境和尴尬中突围而出的需要来发现和采择主题。“陈寅恪热”恐怕很难说主要是基于对其学术地位的重新肯定，而是将高高举起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旗作为陈寅恪的符号，陈寅恪的一生也便成了这十个字的注脚。这个集体追忆现象以“国学”复兴热潮和人文学科“学术化”为背景，又赢得了倡导独立人格的批判斗士们的汇入，于是成为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学问家与思想者的一次难得合作。再加上对陈寅恪学术之深奥（如外语水平的望尘莫及）的崇拜，“胡适热”、“辜鸿铭热”、“顾准热”等一时间都发现了“传主”的缺憾，知识分子圈几乎人人“耻不知陈寅恪二三事”。在热闹之中，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背后的士大夫情怀却少有人顾及，而这种带有浓厚中国式贵族气息的士大夫情怀或许才是陈寅恪思想的基调。所以，知识分子史研究难免因世运心思而成为知识分子自我“塑造”的过程。如果说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那么，这个共同体实在是太需要精神的旗帜来凝聚了，塑造过程中的创造发明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这引申出一个阅读常识，读皇帝史、农民史之类的著作时，不一定要了解作者的人生历程和学术背景，尽管了解是大有助益的，但读知识分子史，不了解就读不出作者的“别有幽怀”。

正是因为自我证明的渴望不曾冷却，知识分子研究中的“急火气”是较为明显的。这倒与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状态的主流吻合。正如《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诸位作者所揭示的，２０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由“救国”出发，志士化，边缘化，自我否定，与政治离合，也都有“急火气”在，否则这段历史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于是，知识分子史研究的“急火气”让我们猜测这是否仍是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急火气”的另一种形态的延伸。在“急火气”的催发下，知识分子的历史变成了概念鲜明的个体的集合，虽然热闹，能传之后世的却不知能有多少。即便后世存而不论，以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看来，也与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有太多的重合之处。

说到这里，又触及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问题。此中有深意，欲辩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