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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来新夏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8月   

    近几年，随着藏书文化研究的兴起，不少读书人渐渐形成一种随时随地淘书的好习惯。有些人还随手写写淘书的甘苦感受。不过我读到的这类书，都是国人所作，而没看过外国人到中国来淘书的专著。这本《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出版，定价:32元)，正是我想读的书。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汇集了六位日本学人在20世纪前半期来华访书的个人纪事。他们是:内藤南湖、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和吉川幸次郎。除了田中兼具文求堂书店主人身份外，都是享誉当时的日本中国学家。他们多次来华，遍游中华大地，搜求中国典籍的珍本善刻，捆载而去，为日本建立中国学奠定了基础。他们都写下在华访书的专文，文字浅近，内容丰富。他们访书经历了奉天、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扬州、宁波、杭州、易州、焦山、房山等大小书业中心，访求典籍，探寻文献遗存和古物遗迹，并分别写下详细的记录。有的学者如吉川幸次郎竟然自我塑造出一个“儒教中国”的理念，作为自己精神寄托的家园。他们每得一稀有典籍，必定详细介绍书型、版本、流传及其价值，使读者眼界为之一开。他们不仅谈及日本学者，而更多地论及中国学者。他们和傅增湘、罗振玉、王国维、董康、张元济和郭沫若等等一大批学者都有彼此往来的交情，甚至有的还成为他们搜求古籍的桥梁和捷径，有的在流亡日本时还受到他们的“照顾”。他们利用清末、民初中国处于混乱状态之际，使大批中华典籍离开故土，成为日本中国学方面足资夸耀的“国宝”和“文化财”，因此这本集日本学人访书记于一编的译著，应该说是在当前“国学”日趋火热之势时的一种必读书，因为它可用作查点我们国学典籍的库存。

    这本书的辑译者在辑译的同时，还加了一百六七十条边注，这些注有长有短，但都具有相当功力，对读本书很有帮助，尤因其涉及中日学人生平及学术造诣与著述，搜罗甚广，不异是在读另一册有关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图书交流小史。更值得一读的则是辑译者之一的钱婉约女士所写题为《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的《绪论》。她分析日本学人来华访书的时代背景说:

    “可以说，访书活动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涵盖面宽泛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又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段话揭示出日本学人来华访书活动的实质，而其中“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这三句话，对我这个饱经日本侵华创伤的人来说，不啻是浇了一头冷水。《绪论》最后那段结语，真是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日本近代的来华访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它既是中日学术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

    “回味和启示”多么沈重的一声棒喝！这不是单纯民族感情的激越而是钱女士从日本学人的亲笔纪事中认识到的。内藤南湖是日本中国学方面的权威，对中国贵重的古本书特加“关注”，他在所著《奉天访书谈》和《奉天访书日记》中都无所顾忌地写下他于1912年在日本政府各方面支持和使用向中国官员行贿的手段，偷拍奉天宫殿内贵重古本书的实情。在此以前，当他看到许多中国书籍时，就“总想有机会得到它们，并全部拿回日本。”这样一位大学者，总不能以见猎心喜来解释这种处心积虑的野心吧？他拍摄《满文老档》和偷拍《五体清文鉴》一万多张照片的得手经过，是一面由日本领事馆与奉天总督进行“官方”交涉，一面利用人事关系向中方的孙外务官和赵尔巽总督贿送厚礼，以取得同意。这难道是一位单纯学人访书的个人活动吗？而且内藤自己也承认:“《五体清文鉴》是趁借出来的时间，默不作声地在十天之内偷偷拍了还掉的，对方并不知实情”。当时内藤不仅与满铁保持密切关系，还亲自访问宗社党领袖肃亲王善耆。另一学人田中庆太郎，兼有文求堂书店主人的身份，他使中国宋元以来的善本佳刻大量流出。这一点连神田喜一郎在其《中国书籍记事》中虽然承认“田中先生已经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使得中国国宝古籍珍本大量流出海外的元凶的烙印”，但仍然只以“有利可图”为之辩解。在神田的记事中，曾借前辈学者之口，把巧取皕宋楼藏书的岛田翰誉为“天才少年”，对中国学界对皕宋楼事件的愤懑，也作了极其荒谬的评说道:

    “陆心源文库的丧失，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次惨痛的经历，但如果立足于全局考虑，它对日本的影响绝对不少。使日本的有识之士能再度领略中国文化的深厚，我相信这足以弥补它所造成的损失。可见在此之前的想法、议论，都不免目光太短浅了吧。我想我们应该将文化交流的大义深深镌刻于心间。”

    这段话真值得“回味”。这纯粹是一种小偷哲学，明明偷了人家的珍宝，也知道给主人造成“一次惨痛的经历”但还要求失主要“立足于全局考虑”。如果主人有想法和议论，那就是“目光短浅”，如果小偷能赏玩这些偷来的珍宝价值，那就是对失主的一种弥补。并且还“教导”失主要深明“大义”。这难道是一位正直的学者所该想的和说的吗？这不免欺人忒甚！有小偷必有大盗，先踩道后抢劫，这也证明日军侵华的处心积虑了吧！

    在钱婉约女士《绪论》的导读下，我们还能从书中搜求到更多的实例，并从中看到这些日本学人访书的真正目的。他们不仅仅是淘书，而是从邻居家偷珍宝来充实自己的家当。如果没有钱女士的指引，有人也许还在沉迷于那些对古文书的侈谈，而把日本学人自我记事中的那些绵里藏针的芒刺轻轻地滑过去而感不到什么痛楚了。我对她表示真挚的敬意。因为她不仅让我们看到中国学人的睿智和正直，更感谢她让我“读书有得”，让我们更好地守护和珍惜我们的珍宝！

文：钱婉约
出处：光明日报 2006年4月

　　日本近代学者内藤湖南曾作四首七绝诗，分别记述了他三万余册古籍善本藏书中最为珍贵的四种宝籍：宋绍兴九年刊《毛诗正义单疏本》、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日本平安朝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篇及北宋刊本《史记集解》残本。诗中有“奇篇只合属吾曹”、“书生此处足称豪”的句子，今天读来，那种坐拥千古孤本、堪抵南面君王的自得自负之情，仍然扑面而来。以上所咏及的四种珍本，都被日本文部省确认为“日本国宝”级重要文物。其中除了平安朝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篇外，其他三种均为在中国亦堪称稀世珍宝的中国古籍善本。

　　晚清、民国年间，是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内藤虎次郎，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开创者和重要学者之一。他一生曾先后九次来中国进行社会考察、学术访问等，而访书更是其主要目的。

　　猎取沈阳故宫的满蒙文档案文书，是内藤一生访书收书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日本中国学满蒙史研究领域内的重大事件。沈阳即当时的奉天，1912年内藤湖南写下《奉天访书谈》专记当时访书之事。

　　1902年，在奉天喇嘛教寺庙黄寺中，内藤发现了他自称是“东洋学上非常的宝物”——《蒙文大藏经》，以及其他满洲史料。1905年，他再次来到奉天，请日本军方出面，强行压价买下了黄寺收藏的明代写本金字《蒙文大藏经》，还有此行于北塔（奉天城北郊法轮寺）新发现的《满文大藏经》，一起带回日本。这两部满、蒙文藏经，藏于东京大学，后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烧毁。

　　对内藤来说，奉天访书的最重大收获是在1912年。这次他是受京都大学委托专程赴奉天，拍摄故宫宫殿内珍藏的清朝史料的。从3月23日到5月17日，整整八个星期，他如愿以偿地拍下了《满文老档》与《五体清文鉴》。《满文老档》是研究满洲开发史的最重要的史料，对日本满洲史研究的建立、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五体清文鉴》，是清朝满、藏、蒙古、维吾尔、汉五大民族的文字辞书。由康熙敕修，乾隆年间陆续成书。最早是满、汉对照，后加入蒙、藏文，最后加入维吾尔文，完善为《五体清文鉴》。此书只以抄本传世，藏于北京及奉天的宫殿中。它既有语言学上的实用价值，又有历史研究上的文献价值。

　　此行访书，除以上拍摄外，还雇佣中国人，在文溯阁抄录了《四库全书》中的一部分珍本。

　　田中庆太郎（1880—1951）是日本有名的汉籍书店文求堂的老板。文求堂是东京第一个，也是最有规模的中国典籍书画的专门书店。

　　1908年至1911年这三四年田中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在北京购房居住，一面向当地的文人学者、版本学家等请教汉文化知识，研修汉籍版本，一面全力发掘、购进善本珍籍。在这一阶段，田中通过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方式，购买了包括甲骨文、敦煌经卷、《永乐大典》散本在内的众多珍贵古籍。这些东西部分直接转卖给熟识的学者教授，主要的则通过书店出售。

　　田中庆太郎对于中国古籍版本的鉴别能力，在日本中国学界是有口皆碑的。依靠这一基本功，他为日本搜求买入了不少珍籍善本。在1928年—1929年间，文求堂曾发行《文求堂善本书目》，汇集了当时文求堂收有的约120种中国古籍善本的图版及简单说明。文求堂还每年发行一册《文求堂书目》，是书店的售书书目。内藤湖南收藏的如今被法定为“日本国宝”的北宋刊本《史记集解》残本58卷，便是1915年通过田中庆太郎文求堂，用巨资购得的。就像琉璃厂书店是民国期间中国学者们的俱乐部一样，文求堂也吸引了东京地区的中国研究专家，他们经常在这里看书、买书、谈书，使这里成了中国学研究的信息交换点。到日本游历考察的中国学者，如董康、傅增湘、张元济等一流的版本学家，都到过文求堂，与田中熟识。此外，郭沫若、鲁迅、郁达志、傅抱石等人，或是留学日本期间，或是流亡日本期间，也常常出入文求堂。

　　长泽规矩也（1902—1980），日本学术界称其为“书志学家”、“图书学家”，对应于中国学术界的术语，大致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总称为“文献学家”。他曾先后为静嘉堂文库等三十多家藏书单位整理和汉古籍，堪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

　　从1927年到1932年的六年中，长泽或是得到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或是受静嘉堂文库的派遣，每年都有两三个月或近半年，前往中国，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超越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珍籍善本。

　　由于长泽的精于识书和购书，他每次赴中国，也常常受到友人的请托，代为购买某种珍籍。如他曾受杏雨书屋主人武田长兵卫的委托，在琉璃厂书店廉价地替他买到了宋版的医书。当他把书带回日本之后，北京图书馆方面获知这一事情。由此，长泽被作为善本外流的主要监视对象受到中国方面的警惕和关注。在他再来中国时，北京图书馆就专门委派人员，在长泽购书旅程的杭州、南京、苏州等沿线，一路抢先地走在前，严防好书落入长泽之手。但颇让长泽得意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仍然不无收获：在苏州意外廉价地买到了在日本极为罕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以及日本复刻宋刊本《千金方》。

　　1926年至1936年长泽任静嘉堂文库干事，主要从事编目工作。因此，1927年以后的历次来华访书购书，也同时为静嘉堂文库采购书籍。其中，买书最多的是1928年，共为静嘉堂文库买入各种汉籍349部。

　　除以上三人的访书活动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07年的“皕宋楼事件”。简述于下：皕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俱为浙江归安陆心源（1834－1894）毕生营建的藏书处，是我国近代四大藏书楼之一。三处藏书共达二十万卷以上，其中有许多宋、元版珍籍，还有许多《四库全书》未收书籍。皕宋楼就是专门收藏宋元刊本和名人手抄、手校秘籍的，十万卷楼收藏明以后的秘本及精抄精校本。守先阁则收藏一般性图书，编号上架，供人阅览。陆心源去世后，其子陆树藩不能如父亲一样护惜图书，藏书渐渐被损坏和尘封，加上陆氏家道中落，亏欠巨款。这些情况正好被1905至1906年间在江南游历的日本学者岛田翰得知，他被破例允许数次登上皕宋楼，了解到这些书的珍贵。他深知，日本收藏中国古籍，经部比较齐全，子部也有一些善本，惟史部和集部书很少。心想如能使日本买下陆氏藏书，那么，日本所拥有的四部书就相当完备了。因此，他一方面与陆树藩讨价还价，从陆氏索要的50万元，减价到35万元、25万元；一方面又努力在日本联系买主，终与三菱财团谈妥。1907年4月，日本三菱财团以10万元从陆树藩手里将三处藏书全部买走，运归日本，藏于东京骏河台的静嘉堂文库。岛田翰有《皕宋楼藏书源流记》，记此事原委甚详。

　　日本近代的来华访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它既是中日学术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

文：董炳月
出处：新京报 2006年3月

　　钱婉约和宋炎辑译的《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简称《访书记》）收录了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六位日本著名学人的二十余篇记述中国访书经历的文章，为认识近现代中日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由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编著的两册《东洋学的谱系》（大修馆书店1992、1994年出版）可知，日本近代东洋学的成立是以广义的中国学为基础的。上述六位日本学人中除田中庆太郎外，均列名江上波夫的两本书中。可见，《访书记》是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呈现东洋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访书”一词似为内藤湖南等人所造，现在，它随着《访书记》被引入中国，意义不小。“访书”与人们习以为常的“逛书店”一词显然不同。较之于“逛”，“访”是一种认真、庄重、严肃的态度。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概可以简化为“访书”二字。一个“访”字，在学者与书籍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强化了“书”作为认识对象的主体性。用之于日本学者与中国书籍之间，还表明了“访书者”所持有的某种与在近代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脱亚入欧”观念相悖的文化价值观。

　　书籍主体性的提升包含着某种新的学术可能性。在“前电子媒体”时代，书籍是最主要的文化载体。一本书的诞生、流通与被阅读并非偶然。它是出版、流通等商业行为的结果，但这种商业行为受文化因素的制约，并通过文化人的参与完成向“文化”的转换。文化人与书籍发生关联的过程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将这个过程作为独立的对象来研究，这些文化内容才能够被揭示出来。这个过程有可能包含着国家学术体制的参与（如内藤湖南1912年的“奉天访书”），也有可能主要是出于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如武内义雄《房山记》所描述的骑驴游房山）。在文化史上，某些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有时是由某位学者与某本书的相遇引发的。1926年7月2日午后，鲁迅在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买到了安冈秀夫所著《从小说看来的中国民族性》，于是才有《马上支日记》中有关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安冈的书是东京聚芳阁当年四月出版的，出版三个月之后鲁迅就在北京购得，可见当时中日两国间书籍的流通状况。长泽规矩也1931年所作《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北平书林”一节也写及东安市场的书店，曰∶“此地的书店，从洋装、平装到东西洋国外书等杂然并存，间或能从中挖掘到不错的外文原版书。”鲁迅的购书经历可以与此类记述相印证。

　　《访书记》所录长泽规矩也和吉川幸次郎的文章都谈及在琉璃厂的购书，日本现代学人竹内好上世纪30年代留学北京的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至于生活在北京的文化人，在琉璃厂购书的就更多。琉璃厂与现代文化发展、与中外文化交流之关系，可进行专题研究。

　　田中庆太郎未能进入江上波夫的《东洋学的谱系》，大概是因为田中是书商而非学者。不过，从图书流通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在现代日本的传播过程来看，田中及其经营的文求堂的贡献也许更大。

　　田中身为书商却能够批评东大、京大这些名牌大学的中国学研究者，是因为他本人学问好。这应了“学在民间”那句话。学问好，眼光高，进的书自然质量高，于是文求堂被视为“文求大学”。1923年东京大地震，文求堂毁于火灾，大量珍贵汉籍化为灰烬。东京失火中国文化遭殃，可见两国文化关系之深。灾后田中重建文求堂，调整经营方针，输入中国的白话文教科书，促进了中国新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此亦可谓与时俱进。这位田中不仅精通书籍，而且精于察人。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他欣赏郭的才能，甚至考虑过把女儿嫁给郭。可惜，文求堂在1954年关闭，现在中国的一般读者就只知道内山书店了。翻阅这本《访书记》，可知田中庆太郎不仅眼光高，而且风度甚佳，并且写得一手好字。

　　了解前人的“访书”之后再来看今人的“访书”，也能从一些平淡的风景中发现意义。现代学人的求学之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访书”之旅。就中日两国而言，到访东京的中国学人会时常走进神保町书店街、纪伊国屋书店或者东洋文库。同样，生活在北京的外国学人也会时常在风入松、万圣书园留下身影。若干年后再有人写“访书记”，许多城市的许多书店、书店街还会成为记述对象吧。

文：马勇
出处：中华读书报

　　在亚洲各国现代化的历史上，中国与日本经历过大致相同的过程，两国都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只是日本比中国来得更彻底，干脆选择“脱亚入欧”的发展战略，很快步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迅速与中国拉开了距离。至1894年，当中国还沉迷在三十年洋务运动辉煌成就的时候，日本人竟然敢于向昔日的榜样叫板，并一举粉碎了中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重建昔日辉煌的梦想。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也是中日两国彻底拉开距离的一次重要决战。此后的中国对日本怀着比较复杂的心情，既觉得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效法，于是从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东洋，大批留学生转赴日本；又觉得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野心值得警惕，于是有联俄以制日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选择。不过，中国人学习日本和学习西方一样，同样具有极其功利的目的，认为日本人在那么短短的时间里就学到了西方的长处并战胜中国，其中肯定有很多值得效法的地方。至于对日本的文化，中国人似乎从来不屑于深入研究。自黄遵宪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似乎一直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水平上，很少有对日本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社会生活等方面深入、地道的全面分析。

　　日本人则不然。虽然战胜了中国，获得了无限的好处；虽然已跻身于西方强国之列，自身也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它依然没有忘记深入研究中国。事实上，日本人对中国更加深入的研究，可能正是从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的。《马关条约》为日本人在中国游历、居住、从事商贸及文化活动创造了许多方便，于是从那时起，日本人对中国的全面研究正式启动。读一读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对这些情况就一目了然。

　　中国人向日本学习起自甲午，日本人正式研究中国也起自甲午，然而仔细推敲双方的研究内容，我们不能不为先贤汗颜。甲午后，中国留学、访学日本者无算，比较著名的访学者如杨守敬、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还有因政治原因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他们在日本不是潜心研究日本的学问与文化，而是继续醉心忘情于故国的文化传统。杨守敬、罗振玉等在那里找到了许多在中国已经失传的文化典籍，王国维、郭沫若则利用日本人典藏的中国文献或甲骨，从事开创性的学术研究，至于章太炎，则在那里宣讲中国文化，不仅培养了一批大弟子，而且推动了日本汉学研究的形成。这些大师们的辑佚、搜寻及研究与宣讲对于保存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无疑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从今天看来，他们实在是辜负了时代给予他们的机会。他们居留日本数年或数十年，可是他们对于日本的民族与文化，实在隔膜得很，并没有多少真知灼见。

　　再看日本学人在中国，据《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的介绍，甲午之后来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并不算太多，这本书专题介绍的也只有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寥寥六人。他们人数虽少，可是在中国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较早地涉足刚刚发现不久的敦煌文献、内阁大库文书以及中国人多年来并不知如何运用的满文老档的研究；武内义雄，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里路，遍读南部中国的名胜遗迹和古碑墓刻；至于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以及书商田中庆太郎，对中国历代典籍的调查不弱于同时代的中国学者，他们精通中国目录版本学，熟悉日本国内中国学的收藏，编著有多种不同形式、满足不同需求的中国学目录。长泽规矩也在苏州的一家书店里，一眼就看到在日本极为罕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并用极低的价格购买。

　　这些日本学人对中国的研究可谓面面俱到，但也辛苦异常。看看内藤湖南1912年在沈阳故宫拍摄满文老档的惊险过程，我们不能不为日本学人的敬业精神所折服。更值得我们感佩的是，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取胜，但他们的学人并没有蔑视中国，而是更加热心地研究中国，虽然这些研究与日本的国策及战略毫无直接瓜葛。他们没有向中国人夸耀日本的文化和学术，更没有在中国寻找日本文化影响的任何企图。他们追寻为学问而学问的纯粹中国学，至于这些学问究有何用，似乎他们从来就不考虑。不过正是这些“无用之用”成就了日本，成就了日本的中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