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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芾
出处：北京青年报 2005年10月

　　1919年8月，执政段祺瑞麾下的机关报《公言报》连续刊出署名思孟的《北京大学铸鼎录》，对于北大，从校长到文科诸教授，一一谣诼嘲骂，算是为五四运动找的后账。蔡元培名下，说他“天资过人，留德五年，竟识字至百余”，然后即认为“治哲学无难也”，于是大搞北大新政。当红的海归教授胡适，作者虽然肯定他“英文颇近清通”，却指责他“于希腊拉丁素未问津，德法两文亦未寓目”，言下之意，美国哥大博士也不过尔尔。

　　虽是造谣苛责，却可以看出时人心目中“西学”的价值谱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还远没有后来那么阔气，中国人对“强国”的认识，主要还是英、德、法、日，尤其是由弱变强的德日两国。远效威廉大帝，近学明治维新，是清末民初知识精英的共同理想。

　　中土正多难，西方有真经，自然就有许许多多的取经者络绎于途，他们艰难西行，当然不是仅仅为了好奇，为了“文化交流”，而是带着对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思考上路的。一旦学成归国，那还不各行其是，各显神通？偏生国内的风气，自近代以来就是崇洋重外，留学生回国，坐的桌椅都比国内毕业生大一号。这种情势下，“取经归来”对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

　　叶隽的博士论文《另一种西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讨论的是“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对于德国文化，他老兄是专家，我是十足的外行。好在该书重点是“对德国文化的接受”，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尚且能引发飓风，取经者嚼饭哺人，虽然事隔数十年，后学如我也未必没尝到一口半口。即使普通中国人对德国的想象，想来也不是全都来自西门子、大众，留德学人所窃之火，照亮的是英美俄苏之外，中国的另外一条西化道路。

　　是书选择了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冯至作为个案进行讨论，而不是更具社会知名度的蔡元培、陈寅恪、季羡林，除了填补空白的考虑，更多的是看中前述诸人在传播德国文化理念上的代表性，如马君武对德国大学“致用”理念的引进，虽不如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声名赫赫，但广西大学一切向实用看齐、独重工科的办学风格，几乎是数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范本。对错姑且不论，影响却不容低估。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力巴（外行）看热闹。”我这个力巴，也从这本书中看出了如许热闹，只因德意志然远在万里之外，那些取经者间关万里携回的“德国”，却深深烙印在我们这个已经面目全非的老大中国身上。取一面镜子，照一照那烙印有多深多宽，是伤了筋还是动了骨，总不能说是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叶隽这本书，篇幅不长，算是一面小镜子，镜子虽小，质量可靠，能照清真实面目的，就是好镜子。

文：徐有威  
出处：博览群书 2006年第4期

　　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二年中，海峡两岸几乎同时出版了两本有关抗战时期战国策派问题的专著——南开大学江沛教授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台湾大仁技术学院冯启宏教授的《战国策派之研究》(台湾：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贴着负面定性的思潮，再次放上了历史学家的案前，而且得到了与前不同的充分的肯定。正如冯启宏教授所感叹的：“战国策派在中国现代史的洪流中，被误解、被怀疑、甚至几近销声匿迹。”而战国策派最代表性人物之一陈铨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也为这些历史学家所肯定。时隔4年后的2005年，我在叶隽博士的新著(以下简称“叶著”)中，再次领略了陈铨的风采，这种风采的窥得来自和以上的历史学家不同的角度，给入耳目一新之感，正如叶著的标题：“另一种西学”。
　　近年来，研究西学和近代中国留学生史的各类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如何写出与众不同的新意，的确值得反复思量。对于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来说，留学生的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视作西学东渐这一大背景的最直接体现者。而迄今为止的留学史研究，无论是宏观论述，还是个案研究，都未能充分关注或呈现“小”(个案)与“大”(宏观)的结合维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书提出“以小见大”的命题，确实让人颇生期待之感。总体而言，叶著的确有些不同凡响之处。
　　首先，叶著的基本思路就有可观之处，即以个案研究为基础，以观念梳理为线索，以中国文化寻路命题的回应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以此探讨中德思想文化关系的建立。一般的研究往往采取以上一种或几种的方法，而同时并举的确少见。以陈铨为例，在作者的笔下，为了更好地诠释陈铨的民族文学观，他的生平学术业绩得到了全面描述，特别是陈铨接受的德国文化的学理背景，乃至陈铨留学德国的1930年代初期德国纳粹上台的社会背景也得到了特别的提及；随后，作者以陈铨的民族文学观为观念的主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再次，作者描述了陈铨试图以德国的思想为外来资源，以此发起现代中国“狂飙运动”的努力。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由此总结出陈铨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这种研究路径和以往的单纯的政治史研究方法相比较，要自然而有趣得多。
　　其次，叶著给了读者许多域外的新材料、新信息、新观念，这和作者的学术背景密不可分。现在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外文水平和对外交流的机会和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和此书作者的外文能力比较，还是远远不及的。有着多年外语学习的专业背景，加上频繁的游学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使得作者运用多种外文自如。长达六页的“西文文献”的参考文献目录，以及德国大学的档案资料巍巍可观，令人叹服的同时也令人羡慕。
　　以笔者的个人治学经历而言，叶著中提及的人和事，也早有所闻所知，但这么全面并仔细地得以近观，这还是第一次。笔者在自己的研究课题“法西斯主义与近代中国”的研究过程中，注意过纳粹德国时期的中国人对德国的观感，但是限于资料和视野，无法深入，而叶著则为笔者开阔了思路和视野，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丰富史料资源。如马君武1932年夏目睹希特勒万人聚会之记录，如宗白华对他于1920年代初期留学德国时德国民众高昂的复兴精神之回忆，如1930年代初期冯至目击的德国共产党人和纳粹党的冲锋队在街头的激烈冲突，以及左右翼大学生在大学中的怒辩，如冯至对德国文化与政治发展的悖反现象的分析，如贺麟对希特勒和德国文化关系的评论，再如陈铨对纳粹文化的接纳和批判，都是笔者反复细读的内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另一种西学”的题目确实意味深长，意味着另一道完全不同的风景。
　　同时，叶著不同于以往类似题材的留学史研究著作，而是在这一层面上深化为对一个国家的文化的接受上。这一点对留学史研究而言，可能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范式意义”。它的问题意识，即所谓“中国现代留德学人是如何为中国文化发展寻路的”的主题非常值得重视。不足的是，如果还能够进一步详细介绍这些学人的成就在德国乃至学术界的地位或者影响，可能会更全面。诸如可以具体介绍冯至获得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和政府颁布的各类奖项的情况，同时介绍国际学术界对冯至的评价等，以示学术交流毕竟是双向的。对于叶著中提及的其他的学者，似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法。
　　有道是文史不分家，但是现在的事实是文史研究者，特别是有些年轻的学人到了非专业书乃至非学位论文方面的书就不看的地步。如果一位中国近代政治史方面的导师知道他的研究生读过冯至的《昨日之歌》，读过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那么他应该感到惊喜了。退一步讲，如果这些初涉史坛的研究生有机会阅读叶著，间接地了解了这些大师的风采，也不失为走近大师的第一步，走向文史一家的第一步。而对于有兴趣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中国文化史、近代中国学术史和近代中国留学史研究的学者而言，这更是一本值得非常仔细阅读的新著。
　　十一年前一个初春的夜晚，在上海开往宁波的火车上，我和一位来自台湾的老朋友邓教授聊起三十年前他在美国留学的往事。当时恰逢肯尼迪大选刚刚得手，但还未登上大位的时候，他每天下午要去医院看望即将生产的太太。那位来台湾的留学生小邓住的地方，恰在肯尼迪去医院的必经之路上。于是小邓每天下午等候在窗口，向路过这里的肯尼迪招手致意。肯尼迪看到后也招手回应。几月后肯尼迪入主白宫，遂邀请小邓参加他的升座大典。这位已经年逾古稀的老教授回首往事时情不自禁眉飞色舞，深深感染了笔者——如果肯尼迪有灵，得知此时此刻在中国的一列灯光摇曳的火车上，有一位黄色皮肤的老人在如此深情地怀念他时，一定会发出微笑。笔者在结束本文时提及这一题外往事的目的在于，如果具备资料上的条件，叶著如果能够多多注意这些留学生对留学时代的生活上和其他方面的回忆或者描述，那么此书会更加的具有格外的可读性，同时丝毫无损它的学术品质。

文：葛　飞  
出处：博览群书 2006年第4期

　　论述“西学东渐”，学人或因宏观比较需要而将东西方文化简约处理，或因对现实发言需要而别择“西方”一点。不过，正如“东方”有远东、近东、中东之分，“西方”文化亦有英美传统和大陆传统，欧陆中法比与德奥亦复不同。读叶隽先生的《另一种西学》，笔者才明白，德国高等教育制度中综合性大学、工科大学、专业学院也各有渊源：“德国的教育思想从来就不是划一的，其构成的丰富与多元是最大的特色”，中国学界惯常强调的其实只是以洪堡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学术研究的深入必然要求学人对“西学”进行细化，既见“林”又见“木”，而非泛泛地“脚踏东西方文化”。
　　《另一种西学》“以个案研究为基础、以观念梳理为线索、以对中国文化寻路的回应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探讨中德思想文化关系的产生”。时段则限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论文以马君武、宗白华、冯至、陈铨为个案，再“以点带面”，总结留德学人的总体特色。前三者学界研究不可谓不深入，后者在“战国策派”研究中亦有涉及；然把诸家放人整合了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狭义文化史的“大文化史”的视野中，《另一种西学》仍能新意叠出。马君武，于革命之外强调其“致用大学”理念；作为诗人、美学家的宗白华，还有“文化建国”理念；至于冯至，叶隽在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又提炼出“学院写作”的概念；文章对陈铨与德国文化的关系，亦有深入细致的梳理。以个案研究为策略，自然可以把“德国文化”进一步细化：诸家因留德时期、性之所近选择专业不同，所见、所得的德国资源亦复不同。马君武两次留德皆在“德意志帝国的威廉二世时代；到宗白华赴德时，虽距马二次归国时间颇近，可已进入德国现代史上的魏玛时期”；冯至、陈铨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抵德，此时纳粹气氛已十分浓烈。既然德国的政治、文化氛围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家所见之“德国”必然不同。冯至和陈铨虽于同一时期留德，对纳粹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马君武和蔡元培归国皆为教育家，后者提倡“美育代宗教”、以“兼容并包之主义”入主北京大学；马君武在德国学习工科，归国后重视译介德国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著作，又创办以农工见长的广西大学。(由于创办文法科所需经费较少，各公私立大学皆设文法两科，至1930年代，文法和理工科之间出现了结构性失调，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得不限制文法科招生)诸家“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然强烈的人文关怀、“为中国文化寻路”的精神，却是他们的共通之处。
　　通过个案研究，《另一种西学》把“西学东渐”、“德国文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这样的大题目落到了实处。论文征引了大量的德、英、中文资料，让人叹为观止，这也说明：如研究者自身不了解德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就不可能以个案为策略进行深入地研究。再说一句“题外话”，陈平原先生多次批评近年来博士论文写作的一个普遍现象：喜征引国外学者的论述，至于国内学人，至多引述师长之文，其他则存而不论。叶隽的论文则充分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凡与论题相关的重要文章，不分中外皆有引述。
　　《另一种西学》既注意到多位留德学人对德国文化的接受的不同之处，又紧紧抓住了有识见的留学生的共通之处：“为中国文化寻路”。以此为中心问题，则个案研究就不会显得孤立。文章多次强调：在西学对中国的单向度影响中，后者绝非仅仅是被动的一极。“拿来”什么的主动权在“我”，目的则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这又要求论者必须具有厚重的历史感，熟悉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的文化语境。结构上，作者又巧妙地把诸位学人对歌德的接受和阐发安排在各章的最后一节，使文章颇具前后呼应的整体感。在深入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该文又兼及陈寅恪、蔡元培等其他留德学人，总结出现代留德学人的三大优点：“注重思想积淀与文学创作的渗透，注重高深哲理与文化教育的融会，注重专业知识与学术精神的沟通。”准确的概括建立在充分的材料之上，显得高屋建瓴。
　　毫无疑问，该文的作者也是一位具有现实情怀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另一种西学》也是在“为中国文化寻路”。如果说这份关怀在论文的主体部分还是“压在纸背”，至结尾则“浮出水面”，作者通过对留德与留英留美学人的总体比较而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确发人深思。对于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为中国谋学术独立、求文明新梦的实际成就，叶隽先生显然并不满意。潘光旦批评留学生往往重实用而轻学理，致使西学在中国不能形成制度性的再生产，且不说自主创新，连工程师等实用性人才都须仰给外人，于是，年年岁岁仍有大批留学生出洋。(《读书问题》)相对留美学人，叶隽认为留德学人更是“依赖于个体的感性认识与工作努力，而很少将之上升到理性高度来阐发，尤其缺乏对中西文化融合、知识输入与创造等宏观问题的深度思考，更不用说是有策略、有规划地加以进行了”。应该说，这个问题至二十一世纪仍未解决。
　　通过比较，叶隽还发现，留德学人多“单兵作战”，很少组织文人集团(“战国策派”其实是一个英美留学生为主的松散的文化社团)，除陈铨外，大多数人皆不愿介入现实问题的讨论。冯至固守“学院写作”、陈寅恪严守学术立场，恐怕与德国学者多强调学术乃个人的寂寞事业有关。叶隽对研究对象有理解之同情，屡称“沉潜学术”和“慷慨人世”各得其所，却也发现，“以公民身份来关注政治的立场，似乎是留德学人所缺乏的”，留德学人自身对这一现象也“缺乏整体反思”。因此，像陈铨这样“勇于以自己的文化资源介入现实政治的行为，似乎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以为，宗白华的转变仍有进一步开掘的余地：五四时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主编《时事新报·学灯》；四十年代又再度主编《学灯》(渝版)，提出“文化建国”思路；恰恰是留德归来任职南京大学一东南大学时段，学问大进却不再借助媒体发言，可谓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这恐怕与德国文化的两面性有关：一方面强调强力意志、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注重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和Bildung(内心修养)。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恰恰是选择了介入的陈铨遭到了非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因民族危机而主张独裁者，不乏英美留学生，在特殊的历史状况下提倡中央集权而把“宪政”当作远景目标，自有其合理性；然在陈铨的论述中，却只见提倡集权而不见这是权宜之计的说明，甚而宣扬“少数分子不愿意维持，团体也要用政治的力量来强迫就范”(《指环与正义》)，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政治的力量”?怎样“强迫”?叶隽注意到：陈铨留德的1930-1934年，正是纳粹崛起之时，陈氏“从潜意识中仍吸收了不少纳粹时代的德国文化”，因而成为研究留德学人和“纳粹文化”关系的“最为合适的人选”。《另一种西学》能辩证地看待问题：陈铨思想与纳粹主义确有渊源关系，然其民族主义却无种族主义的臭味；“淮橘成枳”，“枳”经过移植又何尝不可为“橘”?正不必其资源来自德国就把它定位为“法西斯主义”。不过，笔者仍以为，陈铨推崇希特勒、责备新文化运动应对“一盘散沙”的现状负责，难以让人信服。江沛在《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中称，我们不应该认同当年左翼文化人给此派人物戴的帽子，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战国策派”诸君的确“咎由自取”，陈铨恐怕尤甚。固守与介入，固守什么、如何介入，对于文化人来说，永远是两难的问题。

文：谢志浩  杨姗姗
出处：2006年7月

这一百年的中国史是非常有趣的。

当意识形态的错位逐渐矫正之后，百年中国的学术才逐渐露出真正的面目。但是这种面目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显露，需要素心人进行细致的梳理，合理的解释，同情地了解，温情的敬意。

在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中，几代知识分子做出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贡献。蔡元培、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先生是百年中国史上的第一代学人，胡适、陈寅恪、金岳霖、冯友兰、赵元任是第二代学人，张岱年、钱钟书、费孝通、金克木、季羡林，则是第三代学人，王元化、李泽厚、张光直、李亦园是第四代学人，陈来、葛兆光、梁治平、郑也夫可以称作第五代学人。

大体说来，前三代学人生活在民国时期；第四代、第五代学人生长在１９４９年以后，这里面，李亦园先生是在台湾成长起来的。我本人越来越感到：１９４９年在百年中国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之后，中国大陆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因为从１９４９年到现在，民国时期学人鲜明的学术个性被格式化了，学术共同体进行重新配置，学术生态圈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换。

１８９８——１９４８年的五十年，是中国从文化上融入世界的五十年，所以，“留学”成为几代学人成长的有效路径。给我的感觉，１９４９年前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可以说是“游学生”。他们大多持有建设中国文化的伟大抱负，学成回国是他们所信奉的非常简单的道理，不像现在，真是“留学生”，学成以后，一流的人才很少回国的。回国的多是“二把刀”，此种人物，很难说真正懂得中国，更很难说懂得外国。此种景况值得我们深思。

在清末民初的留学史中，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留学生选择到哪国留学，是否有一种“潜历史”？他们从留学的国家又带来些什么？近代大规模的留学运动，是从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的，加上便利、自由的留学政策，使得到日本留学成为一种时尚。留学日本，既有官方人士，又有民间人士，他们到日本，不外看看打败中国的日本到底优势何在，所以充斥着留学生脑子的是比较功利的实用理性。这些留学生相对来说，与政治的关系都比较紧密。同盟会的骨干力量就是中国留日学生。这拨人为以后的辛亥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缘，李石曾、蔡元培先生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百年中国一次影响深远的留学运动，这次运动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美国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国家，用中国庚子赔款的款项设立了清华学校。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没有特殊情况，一律留学美国。从此到美国留学成为一种制度的建构。相对来说，到欧洲大陆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是相对较少的。

长期以来，大陆的教育史研究，对国别留学史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样，中国三代学人留学便被简化成“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甚至再现当场的一段时间，被歪曲成“接受资产阶级伪科学”。从事教育史研究的，很少有明确的学术自觉，教育史极少与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发生关联。在长时段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学人相对比较关注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极少注意中国学者的自主吸纳，更少注意中国学者对一个国家的文化的接受。

《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所述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冯至四位学人留学德国。马君武先生是特立独行的一位，既是革命家，又是教育家，老先生很早就投身于同盟会，是位老资格的同盟会员。此公经常在政治和教育之间徘徊，所以给人的感觉，此公很难归类。大体上，我们可以将马君武归为第二代学人。宗白华先生是中国百年美学的先驱者，与朱光潜先生并称美学双璧，位列第二代学人。陈铨、冯至两人，在我看来可以称为第三代学人。

作者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体现了学术史研究的一种自觉，这是难度相当大的比较文化史的工作。在我看来，这种难度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叶隽先生没有从一个人物出发，因为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冯至四位留德学人，任何一位，都不是那么好啃的。把它们四位人物集于一书，没有一种自家的体贴和整体的观照，便难以驾驭。否则的话，全书便难以成为一个有机而充满张力的整体，而只能给人简单堆积之感。第二，书中论述的人物，没有百年中国第一代学人蔡元培。当然，作者有着宏大的学术史的抱负，书中没有把蔡元培先生作为一章来描述，自有作者的考虑。如果以蔡元培先生作为开篇，我本人觉得《另一种西学》便会三代学人汇集一书，学术史的立体感将会非常鲜明。《另一种西学》作为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的一种，篇幅已近三十万字。该丛书有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先生的一本《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该书专门辟专章论述蔡元培先生吸取德国大学思想建设北京大学的举措。我曾看到作者对陈洪捷先生那本书做过非常精彩的评论。第三，德国文化的确有相当鲜明的特质，但同时具有现代文化的一般特征。这种一般特征，客观说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体现得非常明显。近代中国三代知识分子，也许在更大程度上，比较注意探寻发达国家成功的公理，这种“公理”，主要包括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也包括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尽管其中，法学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分，文化人类学有民族学与人类学之别。也许对于留学生来说，所学学科对他们的影响，有时更甚于所留学国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这里面，存在一种张力。

学术史的研究中，我以为“师承”是相当重要的，近代中国留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接收、融会，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老师来实现的。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又是非常欠缺的。可以说，一位出色的老师，可以称得上一门学科甚至文化的中转站，老师与外国弟子的互动，也许会更加生动地展示文化传播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