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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韩伦
出处：新京报 2006年9月

   　书信体简单而随意，却只有那些思想丰富的作家和学者才能掌控好，很多贫乏的作家依靠绚烂和拗口的词藻装点门面。古罗马的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斯都给后世留下了印象深刻的信件，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不用多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其实是写给美第奇统治者的信。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达和冯象对书信体比较偏爱。正所谓“大道至简”，麦克法兰的《给莉莉的信》正是这样一本书，这位英国院士用语通俗，内容深刻。

　　谈点实质性内容，麦克法兰说，中国古代文明掉入丰富水稻资源的“陷阱”里。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在同时代常常是当时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史料似乎也证明了，我国古代农民的生活要比欧洲中世纪农民更为优越，但是什么令我们停滞和落后，而西方却发生工业革命？部分原因其实就是丰富的水稻产量，这种上天赐予的优厚条件令中国农民着重于人口的劳动力生产，因为此种生产的边际收益很高，但几番进程之后，个体劳动力的收益开始降低，又由于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很低（添一双筷子而已），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生产，个体劳动力的收益进一步降低，这是一个恶循环，是黄宗智所言的“内卷型”循环。而西欧贫瘠的土地，使其劳动力的投资收益不见增长，促使他们在生产技术和工具上进行变革。这是一个文明与环境相互刺激及反应的关系，这种关系现在仍然存在。

　　阿兹特克文明的消亡原因中，有一个是他们大量砍伐树木，直到无木材可用的程度。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一个文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预见到自己的危机，并对之进行反应，那么它就有多大程度上的成功。摆脱自然环境以及其他局限———这种局限可不都是以负面威胁的面貌出现的，甚至可能以令人们安于现状的形式出现———必然需要更高的智慧和预见能力，但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制度以及自负的大众，都有可能使科学家的一些警告和预见变得无力。最明显的例子是全球变暖的问题，等到我们意识到地球确实变得太热，而政客们无词以对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这就像阿兹特克人在砍光树木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样。人类对传统的依赖和本质上的懒惰，是对危机反应迟钝的罪魁祸首。

　　当中国的马镫传到西欧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引起社会变革，直到法兰克人把它用于军队，才造就了中世纪骑士阶层的兴起及其封建制度的建立，这也是国家契约论的阶级基础。当马镫传到英格兰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并没有对此重视。他们虽然装上了马镫，却仍然下马作战，这造成了诺曼人的成功征服，把封建制度引入了不列颠岛。一项技术的发明和工具的改进，并不必然引起社会变革，这依靠于社会对自身困境的反应以及对新工具的想象力。同样，我们发现火炮和印刷术在世界各地进行了传播，但却惟独西欧地区发生了社会制度的改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发明的，但却也应该为我们的迟钝感到羞愧。

　　并非任何现代人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关于苏联崩溃，就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苏联从建立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都未进行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占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些资源所获得的收益足够使他们不需要变革，也不需要促进生产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因为国库收入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石油大降价，直接促使了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其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按照这种观点，掉入石油资源丰富的“陷阱”所造成的社会疾病，使前苏联走向崩溃，现在石油价格正在猛增，而俄罗斯的社会改革却出现了停滞，也许他们还没有从过去中学习。

　　人类似乎很难吸取教训，比如，科学家们虽然一再呼吁保护大自然，但官僚体系为了迎合平庸之众的生活享受，以及进行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使环境保护很难落到实处。又比如，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生产出玻璃，为什么爱尔兰掉入土豆丰收的“陷阱”，为什么中国更容易发生大面积饥荒，房屋的建筑材料到底对文明的延续有多大的影响？麦克法兰通过文明间的对比告诉了我们原因，但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我们是否有能力和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呢？这还是一个疑问。

　　在麦克法兰看来，政客们的花言巧语、娱乐化的大众无畏精神，只会把人类拖进生存的沼泽地，我们需要更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