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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褚水敖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0月

    间接以及直接的忆念，或怀旧，常有深还是浅、重还是轻的区别。对于老上海的忆念或怀旧也是如此。近年来，描绘老上海的文字不少，但大都流于浅和轻。当我读到王琪森先生的《上海六记》时，觉得它分明蕴含着我所希冀的一种深和重，有同类读物不曾达到的别致与新鲜。

    《上海六记》所取大都是文博方面的材料，展现上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收藏界艺术界云诡波谲的历史，刻画十里洋场一些鲜为人知的景致，塑造活跃在或雅致或卑俗，或雄放或羸弱等背景里的众多人物。伴随着虫斗形势的渐次推进，各种名画名碑名帖的闪亮登场，以及紫砂的雅赏，卵石的秘藏和青铜的悬命之类，将许多出人意表甚至惊心动魄的故事巧为排陈，一些生动逼真趣味盎然的形象自然突出。不知不觉中，作者故意建构和融入的人文底蕴与审美价值，就进入读者的心，令人回思不已。

    “六记”之中，作者以酣畅的笔墨，将一些人格独立、精神独具的收藏家形象，塑造得不仅鲜活感人，而且灼灼生辉。这在“名画记”里最为鲜明。“三室轩”的主人许韵若面对着牵涉名和利的大事，他的几句话着实振聋发聩:“收藏，在正常的年月里是一种情趣，也是一种财富。然而在非正常年月，却是一种隐患，一种祸害。凡是有品德、有骨气的收藏家要有‘血祭’和‘死拼’的准备。”珍惜藏品，但更珍视人品；崇尚风雅，但更崇尚风骨，这也许是《上海六记》里，作者的忆念更有分量和魅力的原因吧。

文：王琪森
出处：文学报 2006年9月

    上海镌刻在历史长廊中的画卷是恢宏多姿的，留在岁月深处里的记忆是瑰丽多彩的。而今父辈们大都已故去，不少旧的场景也在市政建设中消失，这使我感到有种历史责任和文化义务，应当把老上海的一些往事原汁原味地写出来，这也就是促使我写《上海六记》的直接原因。

    上海的怀旧时段主要锁定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是城市发展史上的鼎盛期。从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成为五通商口岸起，就开始了从封闭型的吴越区域性小农城市向开放型的沿海近代性城市的转变。上海的城市结构是中西合璧、内外兼容、移民为主、五方杂居。上海正是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空和转型的机制下，海派文化以其创新性和包容性产生了相当大的原创力，发展至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海派系列文明达到了一个辉煌期，如海派建筑、海派金融、海派艺术、海派商业、海派娱乐、海派餐饮等，使这座东海之滨的城市在当时就可以和巴黎、伦敦、纽约相比而毫不逊色，充分展示其城市的人文魅力和文化活力。因此，在我所写的《上海六记》中，主要侧重于人文及文博领域，如斗蟋蟀是种古老的虫文化，尽管后来被异化为赌博的方式，但其内在要义却是精神与人格的较量。而收藏碑帖、紫砂、印章、青铜、名画，都是一种精神的陶冶与人格的澡雪。

    时光荏苒，似水流年。怀旧所主要传导的意识形态，是对那个年代人文精神的追慕和评述。一座城市的人文精神，是“包含由文化和有目的的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状况”(《城市》)。而海派人文精神既有本土“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这种传统遗绪，又有欧美“趋时鹜新”和“人性关爱”那种现代精神。正是这种生机勃发而富有创造活力的人文精神，影响并塑造了上海的城市型制、市民素质、文化形态、艺术品位等，从而构成了我们这座城市最具个性化的都市风情底蕴和最具代表性的都市人文景观。于是，怀旧的主题和辐射也聚焦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收藏、海派文学、海派电影、海派京剧、海派书画等。人们至今依然津津乐道、如数家珍般地追忆那时的人文盛况和艺苑故事。

    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当时上海的生活形态、文化机制、艺术系统乃至社会结构，都有其现代意义上的文明规范和先进理念，如《斗虫记》中蟋蟀进公养房，兴奋剂检测及厘码(重量级别)测定等，都带有现代体育竞技的标准。《紫砂记》中壶庄聘请专职壶师，研制新样，高仿名壶亦开后来艺术家建立工作室的风气之先。《名画记》中“三宝轩”为著名书画家所设立的润笔”标签“及定期为这些著名书画家举办画展的方法，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经营模式，既是著名书画家的代理机构，又是古今书画作品的中介机构，具有权威性和操作性，这和当时欧美国家的画廊经营完全是接轨的。历史地看上海在二三十年代能成为全国书画艺术的中心和画价最高之地，除了拥有像任伯年、蒲作英、吴昌硕、康有为、王一亭、吴湖帆、冯超然、刘海粟、张大千、黄宾虹、贺天健、马公愚等这样一批书画名家外，其书画庄的经营推介功不可没。而今上海的画廊也有二千多家，但能达到当时经营推介规模和水平的却不多。类似的现象，从深层原因上讲是文化传统的隔膜和人文精神的失落。

    一个地方的美丽，是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一个地方的魅力，是那里社会的文化构建。旧时的场景和装饰可以克隆，昔日的建筑和摆设可以复制，但那种文化底蕴和精神底气是不能通过物化手段重复的。老上海所特有的那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势态、“东方华尔街”的金融背景、“本土化和欧美化”的人文环境等因素，使上海具有世界主义城市的范式，从而也就孕育和形成了上海城市文明和市民生活的精致化、精明化、精湛化，其城市风度是典雅而优越的，并内蕴着一种高贵华丽之气。当时上海所拥有的博物馆、电影院、音乐厅、娱乐场、文化街、宾馆业、大百货乃至大教堂都是世界一流的。唯其如此，我在《上海六记》中对老上海的生活形态、风土人情作了一些场景性和记叙性的描写。如上海梅龙镇酒家、新雅饭店的招牌菜肴及发展演变，红房子西餐的由来及招牌食谱，百年老店浴德池洗浴文化的海派特征，上海文博家的书房布置与老家具的历史品位，上海书画庄的经营传统与推介规矩等。其中亦有当时一般的市民阶层、特别是中老年妇女喜欢在下午打打小麻将，然后买几只西区老大房的爆鱼头有滋有味地边聊天边吸吮的日常生活小景。或是从沙利文或凯司令买几块奶油蛋糕回来，用叉子在盘子上切成一小块一小块送到嘴里，嘴角唇上一点奶油也不沾，显得极有素养。或是三五知己赏壶品茗论艺，雅兴联谊，书香弥漫的玩家定期小聚。这些老上海独有的经典性的生活场面和优雅化的生活方式，是现代都市的海派人文风景线。

    在我们曾经历过的那种神经崩紧、生活寒酸的年月，人们是无暇怀旧、也不准怀旧的。而今能如此温馨而松弛地怀旧，正是社会进步、和谐宽松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