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正琳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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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说他不赞成以十年断代的划分法来回顾文学艺术活动：“单从八十年代划分，有点儿难说了。”（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我原则上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不过我觉得，中国20世纪的80年代也许是个特例，因为它前后都界限分明。人们不难同意，那被人泛称为“八十年代”的十来年间，整个社会生活无疑有一种让人念念不忘的特质，即便我们一时说不清楚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特质。
具体说到文学艺术领域，《棋王》等等作品，当然不会是昼夜之间拔地而起的，它们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多年酝酿的产物。但是，毕竟是在80年代，它们这才得以破土而出。对于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来说，表达可不是一件小事情！80年代因此和70年代、60年代、50年代判然有别。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在年青人当中掀起了一场“人生观大讨论”。20年后（2000年）人们纪念这场讨论时认为它的意义在于“讲真话”。但依我之见，最值得纪念的还不是潘晓们讲了“真话”，而是《中国青年》突破了某种言论禁忌，让一种不同于统一口径的声音得到公开表达。这一点当时就被人们意识到了，否则就无法理解，潘晓灰暗低沉的论调竟引起奔走相告的热烈反应，仿佛“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其实，“讲真话”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说法。如果“真话”指的就是真心话，那倒没什么问题，真假判断的标准就在讲话者自己心里。但“真话”又常常被用来指“符合事实”的话，那就涉及到对事实的判断正确与否的问题，而判断的标准则往往握在拥有解释权和裁判权的人手里。于是出现一个多少有点滑稽的悖论：不准“讲真话”的理由就往往是只准讲“真话”，因为不准讲的话都被判定为不是“真话”（所谓“歪曲事实”云云）。
所以我认为，真正有意义的事是表达获得了某种自由度，而不仅仅是有些真话讲出来了。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来讲，这一点更为明显（请想想“虚构”二字！）。80年代中国社会的朝野上下都有人一直在努力拓展表达的自由度。我想，这应该是80年代留在人们回忆中的一个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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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仿佛是有备而来。他在80年代初就发表了《棋王》等一系列作品。与他相似的还有写“朦胧诗”的诗人们和星星画会的画家们等等。这些人大致都可归入甘阳所说的“知青一代的文化人”(见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以下简称《意识》)一类。他们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成长起来的，扫荡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偏偏让他们对文化情有独钟且如饥似渴。他们的反应与遇上大饥荒的人没有两样，很快就学会了想尽一切办法地去讨生活，从地下流传的书籍和艺术作品那里讨，从落魄在民间的隐士高人那里讨。他们讨生活充饥的过程无形中也是一种自我教育的过程，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像高尔基一样写一部《我的大学》。早在70年代，他们的地下创作生涯就已经开始了，80年代只是给了他们一个公开发表的机会。当然，如前所言，这种机会也不可等闲视之。它不仅改变了这些人的人生旅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走向。
也许还有一点应该得到说明。“知青一代的文化人”对文化的饥渴中往往包含有一种大关怀。比如，他们会关心“中国向何处去”甚或人类的前途。这种大关怀看上去是与他们所受的“革命教育”有关，似乎是秉承了“要关心国家大事”和“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类”的“红卫兵情怀”，但实际上他们的关怀却有一种强烈的叛逆色彩。在一种“宏大叙事”（借用90年代后才开始流行的一个用语）中一度迷失过的他们，渴求的是找回自我并学会独立思考。尽管他们的思考依然有些“宏大”，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已然清晰可辨，那就是“人”——在文革中被漠视、被抹杀、被侮辱、被残害的“人”。当然，他们的思想锋芒往往指向“大写的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人的异化，以及那个古老的司芬克斯之谜——人是什么？出发点依然远离自己的个人处境，而更接近一种形而上的追问。不过，这种思考出自一种苦闷意识，与个人命运的山重水复自然也脱不了干系。借用一种创伤心理学的比喻说法：生命的溪流严重受阻，便造成急剧的升华。——人于是不去想切近的事，而总是倾向于去想那些高远的事。或者换一种表达吧：“倘无古老而缄默的山岩即命运横亘于前。心灵的波涛将不会如此壮丽的飞溅起来而化为思想。”（荷尔德林诗句）
整整一代人在步入成年的关口被抛离“常轨”，漂泊在时光中，与命运直接打了个照面，想不独立思考都难。耐人寻味的是，这一代生活出了“常轨”的青年，闹出的故事可谓五花八门，但关怀却极为一致。80年代由于考学，各地知青得以相聚交往，不管是来自大东北还是来自大西南，常常是一拍即合。有人因此感叹说：“连叹一口气都是相通的！”事实上，知青一代的关怀当时也是全社会几代人的共同关怀。“人”字在80年代被几代文化人高举起来，成为全社会最引人注目、最敏感、最能激发理性思考又最能寄托浪漫情怀的字眼。被禁绝多年的西方文化又重新被引进时，一下子就“火”起来的，如尼采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等等，固然多属于过去的违禁品，但同时也都是被人们囫囵吞枣地看作高扬了“人”的学说与思潮。甘阳在1984年翻译了一本卡西尔（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的《人论》，销量竟达24万册。查建英问他“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时，甘阳回答说：“主要观点麽，不相干的，为什么畅销，就是因为这个书名。”（见《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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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忘记中国大学史上那个特殊的群落――77级、78级的大学生。他们大多是“知青一代的文化人”。80年代为他们提供了另一个机会，让他们带着那种罕见的对文化的饥渴和近乎执拗的对独立思考的崇尚走进了学府。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后来走上了学术道路，成为新一代的学人。借助于较为系统的学术训练和在敞开了的图书馆里的阅读（尤其是外文阅读），他们很快获得了一个新视野。作为学人来讲，这种视野的获得至关重要。因此，与文学艺术的创作者们相比，80年代显然对这一代学人的成长更为关键。除了走进学府的机遇以外，80年代给这一代学人还带来一种幸运，那就是：整个社会正在致力于“思想解放”，学术领域的教条基本上已经被悄悄放在一边。这新一代的学人越过70年代、60年代、50年代，直接承继了近代中国兴起的某种学术传统。
现蒸热卖，这一代学人中有一部分人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将他们初期的学术成果表达出来了。或者毋宁说，他们是在借助于自己初期的学术成果表达自己的关怀。这种关怀依然是“大关怀”，依然是心系中国和全人类，但他们做了一个理论表述，其中心概念叫做“文化”。事实上他们是用自己的表达参与了80年代中后期那三四年间的“文化大讨论”。我想，新近重版（之前只在香港出版过）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可以作为表达这种关怀的一个例证。
“文化大讨论”中的“文化”，含义自然要比“文化人”一语中的“文化”宽泛得多。从讨论中的用法来看，“文化”这个概念虽然缺少严格的界定，但却似乎是笼罩性的，既规定了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本质，又覆盖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而“文化人”传承和生产的观念系统无疑是其核心。文化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其中心问题还是百余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那个可以叫做“现代与传统”的老问题。也就是说，“文化讨论”中表达出来的关怀，简白地讲就是关心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只不过“文化讨论”的理论预设是“文化形态说”而不是“历史阶段论”，因此，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被表述为“文化形态”的转型过程（从一种文化形态转变为另一种文化形态）。问题于是只在于取法或新创什么样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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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不同是因为立论不同。检讨那场文化讨论的种种立论，不是本文题中应有之义，也非我之力所能及。在这里我只想顺便指出一点：文化讨论据以立论的“文化形态说”，其基础理论部分在讨论中和讨论前都并未得到过充分的批判性考察。拿过来就用，引出的结论歧义多多，却来不及回身审视理论预设本身有没有可讨论处。
那场讨论确实是来去匆匆。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意识到那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会，按甘阳豪情满怀的说法就是：“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同时也意识到机会有可能转瞬即逝，私下里比较悲观的说法则是：“就怕一笼包子还没蒸熟，就熄了火。”所以，也难怪临阵磨枪就上了阵。
从《意识》一书看，新一代的学人的确展现了他们的新视野。从“反叛”（上编标题）到“彷徨”（下编标题），从“传统批判”到“现代性批判”，用甘阳的话说，他们陷入了“两面作战”的处境。“现代性批判”的提出，无疑是在“传统批判”一旁给反思中国现代化道路增加了一个新的座标。通俗地说就是，我们过去总在思考传统文化对现代化造成的阻力，现在我们还得同时思考怎么样避开现代化的负面后果。有时候甚至还会怀疑现代化到底值不值得追求。当然，这种思考对中国人来说其实也不是第一次。
两个座标叠加在一起，让人意外的是没有增加问题的清晰度。相反，有时候座标与座标冲突，会忘了座标只是某种参照系。没有直接对现实进行的判断作为基础，理论争论就往往会变成从概念到概念的推论。“文化讨论”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中国当代这几十年的历史，反而被有意无意地遗漏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性”这两个庞大概念的夹缝之间了。当然，这也是题外话，一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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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一代文化人”中产生的学人，在80年代个人命运已然柳暗花明，从“知识青年”成长为“知识分子”，成为“文化和价值的主要创造者和承担者”（甘阳语）。因此，他们原先在60、70年代的那种远离自己处境的“大关怀”开始能兼容对自身价值的关怀。或者说，他们把“中国文化的走向”和“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认同”看成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面，本来就是二而一的（见《意识》）。
问题于是变得更为复杂了，因为“知识分子”的气质和趣味开始介入。通观《意识》一书，让人想起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说过的话：“整部哲学史，就是哲学家气质冲突的历史。”书中引介的西方思想家大多可归为浪漫气质一类。他们的胸怀是柔性的、抒情的、唯美的，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平庸。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虽然学有渊源、语多艰深，且不离西方学术重论证（几乎是步步为营！）的传统，但仅从个人情趣的角度看，却可以认为是出自他们对热衷于功利计算（缺乏诗情画意）的商业社会的的厌恶。当然，我这种理解也不过是一种小市民的还原法而已，呵呵！虽然他们当中有好几位都不屑于谈论流行于西方世界的“肤浅的”人道主义，但他们所关怀的，说到底还是“人”。或许可举甘阳甚为推崇的海德格尔为例，借用90年代张贴在北京风入松书店墙上的那句“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语）来说，他关心的是人如何从“沉沦状态”（繁忙操心的日常生活）回归到“本真状态”（诗意的人生）。
这种浪漫气质包含着某种悲悯的情怀，当然也包含着某种精英意识。这一点在80年代的中国引起的回响尤其强烈，从《八十年代的文化意识》一书可得见一斑。还是用甘阳的话来说吧：“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正面价值（自由、民主、法制）还远远没有真正落实，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负面价值（拜金主义、大众文化）却已日益强烈地被人感受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在这夹缝之中，真有无逃于天地之感！”正面价值得不到，负面价值却来了，是惨了点。但受损害的应该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所有中国人，为什么唯独“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无逃于天地”？孤高自许的精英意识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从这种意识出发来看“现代社会”，所谓“负面价值”其实和芸芸众生已混而为一，想逃离“负面价值”就是想逃离芸芸众生（或曰“大众”，或曰“常人”——海德格尔的概念das Man）。走笔至此，我想起当初甘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像小市民一样活着，像半仙一样思考。”（福楼拜语）他说这话时口气一半是自嘲，一半是自我欣赏。但这种私下里明显感觉妙趣横生的意境，不知道为什么在理论表述中却变成了一种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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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描述了八十年代表达出来的种种关怀，并无意对它们做出评价。但有两点我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第一，我不赞成甘阳所言：“八十年代堪称是最后的‘文化人时代’”（见《意识》再版前言）。依我之见，应该说，80年代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气氛都很活跃，都有人在致力于开拓公共空间，表达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并且也都能引起公众的注意，远非“文化人”独占了舞台的中心。第二，单说“文化人”，80年代也并非专属于我的同龄人——“知青一代的文化人”。老一辈的文化人自不必多说，想一想《读书》杂志的创刊过程就可以了。更年轻一代的“文化人”我了解不多，但也想举两位在1989年相继去世的诗人为例。一位是自杀的海子，一位是病逝的骆一禾。那一年，海子只有25岁，骆一禾也只有28岁。
骆一禾曾经写道：“我是有所思而燃烧的，因为我的诗以及我个人，是在辽阔的中国醒来，在八十年代初期一个多思的早上醒来。”海子也曾写道：“这就是我的诗歌的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两位诗人在去世前的那一两年，正在“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语）。
我想，这两位似乎只为八十年代而生的诗人，已经永远活在八十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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