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 郁
出处：文景 2006年第11期
碰一点壁就会长见识的。先前曾闹过一个笑话，我和一位日本人交谈的时候，说日本的国民与别国不同，大概是单一民族的形态使然吧。但马上就被反驳道，日本并非单一的民族国家，还有别的少数民族。而且现在涉外婚姻越来越多，难说是纯粹的大和民族了。韩国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大家在讨论混血现象的存在。纯而又纯的民族现象也受到了挑战。一种担心的看法是，将来的社会，血统问题将变得复杂化了。
我曾在十余年前去过泉州，接待我们的是穆斯林模样的朋友，聊天后才知道，其远祖是从中东漂洋而来的，现已在中国居住几百年了。我们的国家，民族众多，彼此影响着，文化的因子越发复杂化。但说清它们，却不容易。费孝通当年思考过类似的问题，好像还写过一些讨论的文章。我不懂民俗学，不知那流变的历史究竟怎样。暗想一定是波澜壮阔的。
后来终于有了讨教专家的机会。在我策划的学术讲座里，葛承雍先生的题目是：唐代的胡文化。我仔仔细细听了，会后还为此多聊了半天，一下子知道了许多不懂的故事。再后来就是看到他新出的专著《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是那次讲座的扩展，真是大开眼界的。看了葛氏的专著，至少唐代文明的基本问题清楚了。无所不在的胡文化，衣食住行里的文明交汇，艺术与思想的升腾，都和外来的文明的冲击有关的。我们过去谈历史，讲到这类话题时总要闪烁其词，其间复杂的过程被省略掉了。葛承雍告诉我，像唐僧这样的人物，不像弄文学的人写得那样被朝廷送到国外取经的，在那时是偷偷的行为，用今天的话说是叛逃。回来是要被杀头的。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皇上知道了他的价值才唤其回国的。外来的东西得以流行，其实是社会关系松动的结果。在东西方文明的交织里，经历的多是从紧张到自然平和的过程。文明的变迁，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更多的故事。
我很感动于葛承雍的深切与细致。他不是坐而论道的清客，而是严明的史学考据和文物发掘者。凭借着大量的文物资料，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是可以有意外的发现的。搞思辨的理性者所缺失的大约就是这类的方法。只有看古人留下的器皿和遗墨，才能知道我们历代官修的史书是大有问题的。许多鲜活的生活景观和文化的闪光被删除了。而一旦进入历史的深处，我们才知道原来前人还有过这样的生活。文明的河流不是平静的，决不像先前的圣人所云那么简单，沟通与互渗，把域外的东西引来，其意义非一眼能看透的。
《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是厚重的书。读后便想起了陈寅恪关于魏晋和唐代文风的一些论述。一些闪光的论断和陈氏的著述相映成趣，把一段古老的存在复原了。鲁迅说唐人大有胡气，是看到了问题的核心的。但那丰富的内涵还有待于史学家的考释。从陈寅恪到葛承雍，做的是细致的历史还原工作，只有细节才可以颠覆旧有的历史叙述。我们看历史人物的身份血统，了解景教和摩尼教的东渐历史，才可以懂得唐代气象博大的原因。这一切我们在古人的著述里，是难能看到的。
外来的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是十分曲折的。葛承雍讲到景教在中土的流行，有一句话印象很深，那就是国家对这些舶来品的宽容，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的。这和民间百姓的口味不同。百姓的走进宗教，乃心理的需求，涉及到信仰问题。好在中国人宽厚，很少有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像泉州这样多种宗教杂陈的城市，诸种信仰能和谐相处，也是大不易的事情。从实用的角度接受外来的东西，其间自然有变形的地方。一些话题渐渐中国化了。据说摇钱树最早在印度是智慧树。到了中土就和发财有关了。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我们的文化里，道教的东西根深蒂固，对形而上的东西有很大的消解力。比如对基督教的理解，旧时文人就用了儒道的表达方式，反而很中土化了。现在到寺庙里乞福的人，很少是对人间的关怀，想的大多是自己的那点东西。所以信徒虽多，而缺少的却是思想者的境界。自佛教和基督教传到我们的土地上后，反而出现不了孔子和庄子那样的人物了。艺术上有诸多的进化，审美的方式多样了，这是大好之事。但实用主义的根留得很深，到了五四那代人，还依然能看到一些类似问题，东西文明的交汇的复杂性是我们无法简单解析的。
虽然中国的帝王在汲取外来文明时起到了很大作用，帝王的好恶也在左右着主流意识形态，但民间无穷深广的空间，容纳了异域诸种精神的闪光。葛承雍讨论唐朝的世界性和丝绸之路时，涉猎了大量民间记忆。从出土的陶俑、器皿里，能发现胡人风范对中原文明的潜在影响力，无论在衣食住行还是审美态度上，都有不小的冲击力。唐代的世界性真是后来中国没有过的景观。葛承雍例举了十个方面加以论述：一，允许外人居住；二，允许参政议政；三，重用蕃将统领；四，法律地位平等；五，保护通商贸易；六，允许通婚联姻；七，文化开放互通；八，衣食住行混杂；九，允许外国僧侣传教；十，留学人员云集。这十个方面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思考。胡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化，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但从唐人的诗文里，就可感到时空的阔大，绝无小家碧玉气。唐人能坦然地面对八方来客，且让其融入自己的生活，是自信力使然。这在人类交往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先人智慧的生长点，有时就在多种文化的交汇处。胡人的音乐、舞蹈、绘画、宗教，使呆板的汉文明从暗地里走出，呼吸到了域外的新风。如今看敦煌的遗物，李白、杜甫的诗文，能嗅出彼时的风气。李白就大有胡风，其作品广阔宏远，意象灿烂多致。唐以后几乎看不到这类的人物了。邓以蛰先生在《画理探微》中说，唐之前的艺术摆脱不了装饰意味，绘画尤为突出。待到盛唐，气韵有了，多出了精神灵动的东西。邓以蛰从印度佛教的造像及胡人的艺术里，看到对中土文明的潜在影响力。唐代绘画的发展与域外文化的传播大有关系。唐代学者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介绍过吐火罗国画家尉迟乙僧的作品在社会的流传，据此可想象那时的景象：
尉迟乙僧者，吐火罗国人。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奇妙，荐之阙下。又云：其国尚有兄甲僧、未见其画踪也。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泽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前辈云：“尉迟僧，阎立本之比也。”景玄尝以阎画外国之人，未尽其妙；尉迟画中华之像，抑亦未闻。由是评之，所攻各异，其画故居神品也。
上述文字至少暗示了两个现象。一是在艺术领域，那时的内外交往已很频繁了；二是胡人的作品和中土的艺术还有明显的区别，汉人的笔墨还是坚守着固有的东西。学习域外的艺术，还处于渐进的阶段。后来唐代文化能那么具有大气，与各种交流关系很大。我们说唐的艺术在精神的层面有所变化，应当是艺术上混血交织的必然结果。
看唐人的诗文，一些描写含有深切的内涵。元稹的《莺莺传》在一般读者看来不过是写中土女子的作品。可经陈寅恪和葛承雍的考证，主人翁乃一胡人。作者写这样的人物，眼光是汉人的，没有多少歧视的痕迹。那么也可以反证，彼时民族融合的程度。唐代文学作品多有“胡姬”、“酒家胡”、“霓裳羽衣”等词汇，在意象上含有明快之调，好像是装饰语，实则社会生活的写照。葛承雍沿着陈寅恪的思路走，详细考证了崔莺莺身世，在我看来是不小的贡献，至少把文化的流脉把握住了。唐的移民现象，也导致了文化的深切互动，由此也出现了血缘的杂糅。不仅民间如此，李唐王朝在血缘上就不纯粹是汉人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专门分析了李氏的氏族问题，他说：
朱子语类壹壹陆历代类叁云：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
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孤独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为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
关于此一话题，陈寅恪论述较详，不再细论了。看这些考证，至少使我们对那个王朝的气象略有了解，不仅氏族的混血状况增加，文化的风潮中，中外的气韵融合也不见怪，有的被域外的意象俘虏过去，于是在诗文和绘画、音乐里，胡风大振，把汉人的腼腆味驱走了。胡人的艺术进来，至少增加了文人的想象力，时空突转，仿佛让人走进神异的世界。在诸多外来文化中，印度艺术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卢舍那仙曲》、《婆罗门曲》及一些宗教绘画，很是吸引了唐代的文人。台静农先生在《佛教故事与中国小说》里，分析过唐代作品关于地狱观念与佛教之关系，确有道理，多是精到之论。台先生认为，地狱这个意象是从佛教那里过来的。从六朝到唐初，有修养的文人不喜欢这个外来的学说，但到了中晚唐，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文人的作品开始有地狱的意象了。牛僧孺在《玄怪录》里写了地狱间的场景，对佛教的意绪有所借鉴。不过台静农认为，牛僧孺的地狱并无佛教书中的地狱那么可怕，反而有人间气。这说明了中土之人对佛教的艺术进行了改造。这也可说是文化上的混血，借着域外的灵光，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们的艺术就这样一步步和胡人的精神叠合了。
艺术上的混血向来是不知不觉的。李白、王维都不是在封闭的环境里长大，如果没有胡风的吹拂，他们的艺术大约只能重复前人了。这种现象在民国的历史里依然可以看到。齐如山曾在回忆录里，详细地介绍自己为梅兰芳编剧的经历，京剧的流变史就很是清楚了。我们先前以为京剧是很古老的存在。其实进入民国后，它在外国话剧和歌剧的冲击下，就一点点离开旧的套路，渐渐与现代人的口味暗合了。如果没有像齐如山这样在欧洲观摩过戏剧的人，没有他的暗自嫁接域外的艺术，京剧就不可能从古老的戏院走到社会深处。梅兰芳、程砚秋都到过西方，深知京剧的问题。只有吸收外来的思想，慢慢地改变审美习惯，才可以有自我更新的可能。所以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京剧在表现手法上既保有传统的遗风，又带有西式的程式，可谓东西合璧了。旧时的观众不大注意到此点，可我们的历史就这样在和世界一点点同步着。好像没有谁能阻止这一脚步。
东亚诸国，在近百年历史里，对锁国和开放均有相似的经历。日本和中国的近现代史，留下的教训和经验都不少。作为东亚人，对外来文明的接受是渐进的。突发的进入似乎接受不了。我去日本的长崎，看到博物馆陈列的遗物才知道，基督教传入日本的初期，就受到了强烈的抵抗。还爆发过流血冲突。日本民众那时害怕的是被外来异教改变国人的思想，力图保存血统的纯粹。当年的杀戮是惊天动地的。可后来他们反省自己的历史，觉得那是个愚蠢的选择，文化的混血怕什么？一个自信的民族是不该拒绝外来的东西的。去其糟粕，择其精华而用之，照样可以丰富自身的文化。日本后来打开门户，不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以日本的经验来反观我国，其实在现代史上也遇到相似的问题。锁国就要落伍，是挨打的对象。鲁迅当年说的“拿来主义”，就是对此的感慨。现代化的目的，是丰富自己的世界，让人有一种自新的力量。混血的孩子是聪明的。近亲结合则是退化的开始。“文革”结束不久，改革派大谈唐代的气派，讨论日本进化的奥秘，其实是看到锁国的弊端才有的冲动。唐以来的历史，我们可深深打量的话题，实在是多的。
启功先生和他的老师陈垣，当年对胡文化和中原文明的关系发表过诸多妙论，现在一直在影响着学界。启先生谈文明的变迁，妙语多多，引人大发感慨。但我看他的文字，觉得悲凉的东西是暗藏的。不是所有的文化交流都可以沿着朗然的路在走的。因为没有细读他们的书，不敢妄议。但依稀地感到，文明的同化过程，也使一些民族丢掉了重要的个性。我这些年偶然和一些搞历史学的朋友见面，知道了许多过去鲜知的知识。文明的交流是大的阵痛的过程，不像小说家描绘的那么悠然。大凡好的史学著述，都不是玄而又玄的。现实的忧患和刺激，乃学术的动力之一。我读史学著作，每每觉出历史研究的现实情怀的重要。迂腐的学问是死学问。望过去，何尝不是回看自身？心在古今的时光里往返飞动，才能发现历史的真景致，而且知道今人应当做些什么。史学之于我们，其意义当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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