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恺
出处：新京报 2006年11月
谁也不能否认，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变化的速度超过了过去的几千年。而造成或者加速了社会变化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是的，当我们翻开孙郁先生的这本书，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如星斗般灿烂的名单：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巴金等在中国当代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人，组成了这本书的全部。但是不必讳语，知识分子是爱做梦的，从康梁变法直到李泽厚、刘再复的“启蒙”，以至时下一些精英人士标榜的“后现代”，一百年来，人文话语在乌托邦精神的鼓噪下一直喧嚣不息。然而，知识精英的上下求索最后还是应验了鲁迅的话：“梦醒了，无路可走”。于是有人皈依彼岸的神灵，有人静观坐守于禅宗理念、梵音佛谛，也有人走实证之路，回归“人间常识”。作者在本书中，以感悟的方式，对近百年文人和文化进行了一种散点透视，是文学史、思想史的一次有趣的穿越。作者被无数沉重的话题缠绕着，从近现代至今，一些重要的精神闪光在此汇聚着，且形成了对话的底色。不安的、骚动的激情与矛盾的、困惑的语序，隐含着历史的明与暗，人性的曲与直。无数悲怆的灵魂被重新唤起了，游荡在今人的思绪里。
作为一个在公众视野里以鲁迅研究专家身份出现的学者，孙郁对于鲁迅的态度，远远比其他人值得关注。他认为，鲁迅渴望速朽，但他偏偏不朽。很多人渴望名垂千古，但是他们速朽了。鲁迅后来被加以的各种头衔，他自己恐怕也是没有料到的，他存在的时候，只是在用心去撰文去生活罢了。当代人对鲁迅的看法只是把当今社会的思想强加到鲁迅所生存的那个年代，产生了许多对鲁迅不真实的描述，他一再提到真实的鲁迅是一个低调的，极富个性和人性的人物，他关注当下生活，注重过程，表达人的生命意志。《绝望与逃逸》这篇文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了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孙郁写道：“要理解鲁迅，必须懂得周作人；反之，要懂周作人，必须读鲁迅。”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究竟是家庭矛盾还是政见不同，孙郁却认为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的分开也是一种解脱———鲁迅与周作人终于不必再为亲情所困，彼此负累地绑在一起，他们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本心去生活了。
一百年的岁月不算很长，而我们却经历了那么多的血与泪、水与火。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会像中国文人承受过如此多的苦难。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岁月，文化沉浮中的恩恩怨怨、生生死死，都留在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血脉里。梁启超、章太炎以来的学人，鲁迅、周作人之后的作家，做的几乎是相同的梦，直到20世纪的岁尾，从许多文人的笔触里，仍然可以感到相似的气息。可以说，每个杰出的文人都是一个窗口，你可以在那儿瞭望到已逝的风景。这个风景中没有确切性，没有永恒的承诺，它永远弥散着困顿、不安、焦虑的情感，以及对彼岸的渴望。在二十世纪，中国人赶走了皇帝，建立了白话文为基础的新文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民主、共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主义建立、改革开放……而这些，都是在先贤们关注的目光下所进行的。作者从那些直面现实和不断抗争的知识群落里，提炼着今天有参照意味的因子，旨在于此寻找精神的另一种可能。在历史的长河和当下的风雨间，折射着读书人的犹疑和坦然。
回首历史，其实正是审视自己。你会发现，自己正是那历史中的一员，我们的一切，都裹在这历史的长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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