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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邓艮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1月

　　《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是张隆溪先生据2005年2、3月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的4次“亚历山大演讲”整理而成书的。作者在书前题有“谨以此书献给亦师亦友的钱钟书先生（1910－1998）”的字样，不仅仅是作者自谦书中一些想法受益于钱钟书“著作典范的启迪”，也是对钱钟书先生“在寻求东西方跨文化理解的努力中”所树立的典范的纪念和敬仰，而跨文化的阅读和理解正是张隆溪先生贡献于本书的旨归所在。诚如作者自言：“这本小书的目的不仅在于展示东西方在观念和主题表现上的契合，而且还要提出一个更强的观点，即只有从东西方比较研究跨文化的视角，才可能获得某些批评的洞见。”

　　众所周知，东西方跨文化的比较视野并非一个新鲜的命题或学术研究视角，而比较更是多种学科常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的那段话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在鲁迅看来，自觉的获得在于周致完备的比较，在于审己与知人的双向交流。换言之，自觉不仅是结果，更是一种状态，比较也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双向的呈现。己与人，东与西便在这种呈现中相遇了，而相遇即是对话，至于对话的浅深畅阻则另当别论，但肯定与个体的因素有关，正所谓“首在审己”。无论如何，相遇是注定了的，只要相遇，就有对话的可能。可是一个时期以来，不论东西方，一些文学艺术研究者奉行着文化相对主义，夸大东西方的差异和对立，漠视、屏蔽其间的相同。张隆溪在书中第一章就是针对东西方学者中恰恰存在这样相同的不可比较论而进行反讽，证伪了所谓东西方没有比较的可能，对东西方文化对立说进行批判。这也正是全书的一个宗旨，后面的三章也才在此纲领的统一下具有意义。前些年，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无可否认其采用现象学还原方法，呈现给我们的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自身的差异面貌的丰富，但因此而得出不可通约的结论却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差异是必然的，甚至是本然的。一切文学艺术及其批评正是在差异中彰显自身的独特价值和趣味。其实，正如厄尔·迈纳所言：“相对主义对比较研究必不可少，然而正是这种相对主义引发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些极端形式时。”厄尔·迈纳所指“棘手问题”，我想最严重的就是那种“死板的决定论”以及危险的文化民族主义。由此，厄尔·迈纳提出“控制相对主义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辨识被比事物形式上的共同特征”。

　　或许有人置疑这种辨识、寻求事物共同特征的做法会抹杀个体的差异和独特性。张隆溪先生在本书中“一个主要的论点正是要暴露集体式代表观念的谬误，那是一个相当常见的错误，即完全抹杀个人的种种差别，把具体个人都归纳在东方和西方、东方人和西方人这类粗鄙的概念积木块之下”。这里，我们即使抛开那种文化民族主义心理因素不谈，仅从文艺及其批评本身来说，这种置疑与担心也是不能成立的。现在，将文艺简单地贴上“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切文艺从接受者和批评者角度看来，都只是在作品中发现自己。这种自我的发现，说穿了就是相遇，就是对话，否则人们还要文艺做什么呢，这正是文艺的魅力所在。按厨川白村的解释，文艺乃人间苦的象征，读者经由象征体验到作者笔下的世界其实是读者自己的世界，“人和文艺作品相接，而感到自己是在活着……看见了自己的灵魂的姿态。”越是独特的具有个性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也越是引起读者生命的共感，不仅作者之间，还有读者之间都存有巨大的差异，这二重的差异反而增添了文本的复杂和丰富。勒内·韦勒克曾说文学中没有中性的事实，其实文艺批评中又何尝有中性的事实？批评者也是在自身的生命体验里创造。如果没有人类这种心灵、思想的契合，人类岂不成了永无通途的陌路？我想，张先生强调跨文化阅读的契合，其实正是张扬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中的生命体验，其跨文化阅读实践也正是他自身的体验，是他的体验再唤起我们的经验，这就是一种相遇。显然，这样一种相遇在如今的文艺研究中是我们久违了的期盼，也让人再次怀念起李健吾等在20世纪前期进行的所谓印象式批评。我们不是反对传统的客观主义方法，而是反对如厄尔·迈纳所说的那种“死板的决定论”，那种把虚妄的客观奉为真实的做法。

这本小书的目的不仅在于展示东西方在观念和主题上的契合，而且还要提出一个更强的观点，即只有从东西方比较研究跨文化的视角，才可能获得某些批评的洞见。如果不超越单一文学传统有限的视野，我们就不可能有开阔的眼光，来纵览人类创造力的各种表现和无穷的可能性；而我们一旦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有了开阔的眼光，再回过头去反观许多文学作品，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我们过去竟然没有留意到，也毫无批评的意识。

张隆溪，生于四川成都，北京大学西语系硕士，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著名比较文学学者，钱钟书先生的关门弟子。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教授。曾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校区，任比较文学教授。他的研究范围包括英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跨文化研究。主要著述有：《道与逻各斯》、《20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及《走出封闭的文化圈》等。

文：邓菡彬 出处：新京报 2007年2月

　　在一个文化全球化或者文化种族主义交相盛行的时代，这本小书多少显得有点落落寡合。它宣称，“文化的完全同一和文化的决然对立，都实在是骗人的假相”。

　　树立一种正确的文化观，并非小话题。这也正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应有之义。但这本书没有停留在这个宏大的论题上，它论说的核心，是一个非常具体细腻的问题———通过东西方比较的跨文化视野，我们才能获得更为开阔的眼光，“再回过头去反观许多文学作品，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我们过去竟然没有留意到，也毫无批评意识。”书中拿出很多具体的例证来“考察文本的遇合与文化的遇合”。

　　比如，李商隐的名句“沧海月明珠有泪”，中国读者大都很喜欢，但却也因为太过熟悉，反而不能对其涵义有深入的体会。即使了解宋代以来许多批评家的一般解释———把这首诗视为诗人自评其诗，但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是自评其诗，也还是不甚了然。但假如引入另外一种“他者”的视野，情况就不同了。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谈论德国大诗人海涅的诗，说它比珍珠“更灿烂耐久”，却又“不失为活物体，蕴辉含湿”。这不正是“珠有泪”吗？

　　此时此刻，我们就好像是第一次去阅读和理解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名著，“跨文化阅读使我们成为更高明的读者。”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例子。李白的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最后一句，传统的理解是，晚年的李白喜欢这座山，认为“只有”它才是自己的慰藉。米沃什在把此诗收入一部世界诗选的时候，却令人吃惊地赞叹诗中的哲学意味，认为在诗人与山、主体与客体的对视中，最终主体———诗人消失了，只剩下了山，这是一种极具形而上意味的表达。虽然这中间也许有翻译的“误读”问题，但无疑也向我们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谁能说这首诗真的没有这层意思呢？

　　外国读者面对他们的名著，也是一样。

　　书中举莎士比亚名著《罗米欧与朱丽叶》为例。劳伦斯神甫出场时，有一大段独白，感叹大地既是生育万物的母胎，又是埋葬万物的坟墓，善与恶在事物中总是联系在一起。现代读者往往认为这是老生常谈，不值得深思，甚至有些学者也认为这是陈词滥调。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扮演劳伦斯神甫极为成功的演员朱利安·格洛弗，正是借助中国阴阳互补的观念，来理解神甫那一长段独白，揣摩他如何思考自然及世间万物相反力量的微妙平衡。打开了这个认识的窗口，这部戏的悲剧主题才更为明晰更为深刻地显现出来，才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与死的戏———就像后世很多粗劣的仿效该剧的通俗情节剧那样。

　　这是一本具有启发性的书，它继承了钱锺书先生等前辈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优良传统（它的扉页上也写着“谨以此书献给亦师亦友的钱锺书先生），它所提出的问题和它分析的大量例证，都把我们带到一个东西方文化真正相遇之处，在此，我们豁然开朗，文化碰撞产生的智慧火花，使彼此都被照亮。

　　不过，也许是因为原书是用英文起稿的缘故（这本书是作者2005年二三月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所做的四次系列专题演讲汇编而成，中文稿是按英文原稿重新写出，两种语言的版本将在加拿大和中国同步发行），其论述方式比较偏向英语读者的习惯和传统，在中文读者看起来，反而多少有点“隔”，有点拿捏。当初阅读张隆溪用中文写作的文章时那种淋漓的语言快感消淡了些。而且往往从一个论述跳往另一个论述，不能在一个问题上深入下去。或许这是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不知加拿大的学生在听这几个演讲时，会提什么样的问题，反正读完之后，我心中满是问题。不过对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一本书而言，这也许已经足够了（有很多书读完以后没有任何问题，这才糟糕呢）。启蒙的时代已经结束，写作者不负责为读者包办一切，不负责出售已经“完备”（这被认为是一个神话）的罐装真理。读者需要自己从问题走向问题，需要自己去向大量的真诚阅读中寻找跨文化启示的微妙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