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的是民族的软肋
记者：您以前是企业家，是靠智慧赚钱的商人，而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很公益、很社会。我想,很多读者都能感觉到您并不是为了赚钱才出这本书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和契机让您有了写本书的想法？
王力：第一，这本书已经进化到或者说退化到很难用钱来衡量了。进化是一种褒义的说法，我们用6年时间完成了这本书，应该说是一种进化，从个人的思想、感觉、道德等方面都有所提高。但同时，我也觉得，我们用6年时间做的东西，其价值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跟一些出版社谈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们要谈钱的问题，其实不是。我是做咨询行业的，一单业务下来就可能比这本书的收入要高很多,我不必用这本书来赚钱。
我觉得人的成熟是一个过程，我是中国第一批浮躁起来的人，也可能是第一批“完蛋”的人。所以，我选择的是把自我沉下去，只有沉下去了才能得到更多的真知。
从过去到现在，我都没有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其实,我在经商的时候严格来说是“个体学人”，由于中国没有这个行业，所以必须要拿工商局的营业执照。我想,全国只有我的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是哲学研究、软科学研究、决策咨询。我以前在商不言商，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商人且并不经商，我只是被迫归到了这一栏里。我关心的是深刻的社会问题。至于名气，我已经很有名了，没必要靠这本书来出名。这本书是我远离尘世喧嚣静观社会后又回到社会中来的一个作品，是冷静之作。
成功是什么，别人都强调成功就是把平凡的事做得不平凡，而我则认为，成功是把不平凡的事做得平凡。
我们做很多事情，其实投入了不少(包括政府的钱的投入、精力的投入等等)，但是收效却不一定理想。我们一直在研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从来没有人研究废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多人研究民族的脊梁，却没有人研究民族的软肋。软肋就是薄弱环节，经不起详细推敲，实际上,我的目的就像书中广告语里说的——“大国崛起，小处着眼”。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因此才有了这本书。
记者：本书的题目是“天大的小事”，究竟何为大、何为小？有人说“现代社会以大为美，到处都是大策划、大制作、大手笔、大片、大餐”，而您为什么选择的都是小事？这些小事的后面反映出了怎样的大问题？
王力：这个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以前我搞的都是这种“大策划、大制作、大手笔”的东西。大有大的好处，但我越来越发现，人们越来越浮躁，已经静不下心来看待一些小问题了。吃过大餐的人，才可能开始研究小菜。我只是下海比较早、机遇比较多，大网捞鱼，怎么也能捞几条。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多机会，并不是他傻。
了解一些应该了解的
记者：您在加拿大生活了6年，这6年中您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言行引起过外国人的反感？这时候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王力：我有一部房车，经常开着在加拿大、美国到处转，经过、看过了很多事情。相比来说，我还是个比较注重细节的人，但我仍然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在景点，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拍照啊、录像啊，叽叽喳喳地交流这儿好、那儿好。但人家老外就不，他们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欣赏，把美景尽收眼底，也尽收心底。这令我很受触动。第二个就是关于人际关系。其实,外国人的沟通很简单，认识不认识的打个招呼就完了。他们的和谐首先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另外，他们爱护东西的程度也比我们要高。他们那些办公用品，像收银台的电脑，看颜色总有十来年了，很旧，可还是非常干净。而我们动辄就不使了，造成了很大浪费。还有一点体现在交通上，听说某驻外机构的专职司机到国外考6次驾照都考不下来，人家外国老太太都一次考下来了。这是因为我们的司机已经养成了一些固有的毛病，到那边改不过来。
记者：您希望什么样的读者关注此书，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王力：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有点举一反三的能力。我希望他们也来看书，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本书来自我完善。但我更希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来看此书，即便他反出来的是二、是一，但他有可能把体会出来的东西都变成现实。我们讨论的所谓民族细节，有时候更多的是政府行为。过去都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而现在则是“我们的权力是人民币给的”。怎样把有限的人民币花到刀刃上，是很复杂的事。比如城市管理，应该是精英者的行当，而我们的城管目前则普遍处于“无证上岗”的状态，他们根本就不懂城管，因此才出现了——在天安门广场弄一辆监控车、安上探头，来监测人们是否随地吐痰。这套设备花费了120万元，成本太高。还有，为了在大冬天修建公交车的停车场，特意先修了个暖棚。并且这停车场雕梁画栋，像颐和园的长廊，有这个必要吗？太浪费了。
记者：您说这本书有两种读法，是什么意思？
王力：第一种是对号入座，针对专业部门，我希望对他们能够有所启发,给他们的工作开拓思路。第二个是对酒当歌，戏在戏外、诗在诗外、功夫在功夫外。比如说,现在的大学生，可能什么都跟他无关，但是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些软肋关乎民族的脊梁。
我的书至少提供了一些谈资，让你知道了很多事情——外国是怎样的、应该是怎样的。
南方的一家企业打算团购一批书送给当地政府，“让他们好好学学，多给我们提供点方便”。我希望有更多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读者，能够脚踏实地地解决一些问题。
不是丑陋是简陋
记者：我觉得，您在书中所指出的现象，有一些属于个人的文明行为，比如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文明如厕等，只要个人自我约束了就可以改变。可是,还有一些是属于制度和法律范畴的，还涉及到经济问题。比如说校车的统一就非常复杂，一方面要有经济实力购买统一的校车；第二，中国的学校，学生人数一般比外国多很多，居住分散，上学时间也不统一，这需要制度保证；第三，要求所有车辆无条件给校车让路，恐怕需要写入《交通法》并且强制执行。这大概就需要政府和国家出面了，这个过程会很复杂、漫长,您怎么看？
王力：这个我明白。我没指望政府马上就采取行动，就像牛根生说的。我想说的就是，第一步总要有人迈出来。我们总说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勇者，但第一个卖螃蟹的则一定是智者，现在勇者和智者都已经有很多了，缺少的是大家把自己摆进去。比如说,在电话亭里放电话簿肯定会丢，但是不能因为会丢就不放了，否则永远也不可能进步。再比如你说的校车，如果做不到车的统一，至少能给其一个统一的颜色，这个应该很简单，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实现最后的目标。
记者：我看到著名节目主持人阿忆先生对您的书的评论是：“我们中华民族不缺文化，缺的只是琐事上的道德和意识，这也许就是别把香蕉皮从车窗里丢在公路上，就是别在火车站里公然吸烟，别在公众场合肆无忌惮地开着手机，让自己私人的噪音此起彼伏……而这一切，都不用上升到文化高度，它只是一种父母从小就教给我们的好习惯。”您同意他的说法吗？现状是，很多父母并未给孩子这样的教育，那么社会和政府是否应该担当起后续的责任？您觉得,在素质教育方面我们有哪些欠缺，您有什么建议？
王力：我们对素质教育的理解是有误区的，很多人都认为素质教育就是让孩子弹钢琴、学画画，这些实际上是业余爱好，是技能的培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品质教育，当然应该从小着手。但现在的问题是，成人的品质教育没有人管，其实文明也是可以遗传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要。
记者：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100多年来，中外有很多人写书研究，像《中国人的德行》、林语堂的《中国人》、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等等，您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国民性的？
王力：他们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觉得充其量叫“简陋的中国人”，做事的环节简单、标准低，能凑合就凑合，这是中国人的特点。但中国人的简陋是有前提的，他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没必要太复杂。国外有很多事是逢场作戏的事，你说他跟你打招呼是真的吗？但人家知道什么时候该做到哪儿、该唱到哪儿。中国人就是到哪都当是自己家，都是自己家里那一套，所以才把睡衣穿到大街上。中国人就是不知道应该在哪儿穿什么、在哪儿说什么，过去没人教他们，也没有这些限制。但现在形成习惯，时间太长了就改不过来了，这个我比较担心。所以我想发出点声音来，提醒一些人，解决一些身边的小事。大问题我也不想说，我也管不了。
（记者：郑立华 出处：中国商报网站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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