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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由日本知名汉学家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的日本重要汉学家关于中国近代以前思想、文化的论集。全书分为上篇“中国的思维世界”和下篇“礼治与政教”两个部分。上篇主要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通论，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天理观、术数学以及天谴论、人性论等，时间范围则自上古至明清，论述的对象有董仲舒、朱熹、许皓等重要思想家。下篇则主要围绕“礼治与政教”的专题展开，集中论述中国古代官方及民间繁复的礼制以及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政治意义，如古代皇帝的朝政礼仪、祭祀礼仪、建筑所体现的礼仪、民间社会中的礼仪以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等。这些文章从大量史料出发，包括正史、文集、笔记、考古材料以及社会史文献等，分析细致，见解深刻，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认识有借鉴意义。

    《中国的思维世界》收录了日本学者于中国“文革”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品力作，由日本著名汉学家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是日本学者对于以欧洲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思想的自觉反思。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不仅影响到中国各学科的理论视点和学术研究，而且也影响到海外汉学这一领域。从上世纪40年代至日本二战中的失败这段时间，欧美的价值体系被视为全球性的衡量标准，于是“追随西方的日本先进－中国和亚洲落后”这一模式充斥着日本的汉学研究。但由日本汉学家所著《中国的思维世界》一书就力求打破这样的表达方式与价值。沟口雄三先生在阐述本书的宗旨时说得好:它是通过研究中国的古典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而不是像前现代那样为了培养自身的教养引进汉学，也不是像近代那样以欧洲标准随意诠释中国的古代，而是以中国作为媒介，把现代日本、亚洲乃至世界问题化亦即对其质疑。这提示着中国是一个基本上不能套用欧洲标准加以把握的世界，从而意味着欧洲认识标准的相对化。这要求日本学者虚怀若谷地深入中国世界的内部或曰“赤手空拳地进入中国的历史”。

    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题为“中国的思维世界”，内容是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哲学概念。如同欧洲哲学以人与神的关系为轴心而展开一样，在中国，是以天与人的关系为基础而发展出中国哲学的。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在中国例如庄子那里并不对物质的原始状态进行个别性研究，而是把物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世界来加以把握。李约瑟据此认为庄子之论是中国“自然独立于人的基准”的例证，并试图论证中国也与西欧一样对“自然”有着科学性思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实际上，庄子的“自然”虽说是人无可企及的自立世界，但它又不在伦理之外，这个伦理并不“人的伦理”，而是“宇宙的伦理”。中国古代从“天谴的天观”到“天理的天观”的转变，以南宋为界，前者认为灾异不可知，对于这不可知的自然现象只能在恐惧中修德，后者则认为灾异是可知的，但是应该对于降灾的天意恐惧修德。但是，从天谴到天理的变化，并不是类似于欧洲的人从神、天中独立出来的过程，而是人与天的结合方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里，我们遭遇到了相对独立于欧洲的中国的思维世界，人们如果仍然通过欧洲自然科学的自然观来理解世界，就堵塞了中国式的通向事物自身的条理性、伦理性以及宇宙意志的通道。

    该书下编题为“礼治与政教”，内容是从中国文明自身的发展中把握“政教”，赋予它以中国文明自身的含义。

    收集在本编中的文章认为，“皇帝”是汉文化的产物，是古代中国政治秩序的符号系统，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秩序架构，有必要依据中国历史自身的逻辑脉络来重新建构关于皇帝的学理。作者们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指出文武百官对皇帝行臣服之誓的“元会”仪式，象征了在王朝体制里面政治秩序的构筑状态:依据历法的仪式是对作为时间统治者皇帝的服从，在首都宫殿的仪式是对作为空间统治者的服从。这是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而不是西方式的僵硬的制度分析。第二，指出皇帝制度随着支撑其存在的现实的变化而相应地推移，不存在普遍不变的皇帝制度。第三，指出中国历代王朝的国都不仅赋予官僚机构以中枢的位置，同时还在建筑和设计上适应国家礼仪中心地位的需要，为王权的正统化涂上了种种象征的、礼仪的色彩。

    在关于宋代以后的礼治体系如何构筑的问题上，作者认为，如果说唐代以前秩序构想的核心是象征宇宙的空间首都以及承受天命统治的皇帝，那么宋代以后，更广泛的阶层其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卷入其中，一种新的秩序架构被摸索着，从而推进了朱子学的体制化；作者强调，从“地域社会”的视角去解体国家权力是必要性，这种看法不把国家作为一开始便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巨大的实体来对待，而着眼于地域社会里的人们是怎样看待官员、人们为什么认为应该服从官员等方面来论述国家问题，它就化解了此前“国家－社会”的二元式观点。

    在关于传统社会的解体问题上，作者们与战后日本汉学家一味表彰“革命”的做法不同，致力于分析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是如何接受西方的现代性的。但是，无论是以孔教作为批判话语对社会风俗发表评论(如康有为、梁漱溟)，还是立志改革、革命的人士用西方的政治学概念形容旧体制，“政教”问题都会突出体现出来。这就是，构成中国近现代政体的根源仍是将理想的礼治和政教恩赐给人民的全能的统治者，在他的背后是一群有德有能的官僚。

    该书对于日本汉学研究中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重构对于中国的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日本不仅属于儒家文化圈，而且也是早于中国的现代化国家。因此，无论是它的成功和失败的学理依据对于中国都有更为切实的借鉴意义。该书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天人关系核心地位和“皇帝文化”的论述，都是很有见地的。特别是后者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发人深省。只不过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传统作为世界文化的宝库，它对于当今的中国和世界其意义何在呢？也就是说，它的现代转型问题、它与西方文化的融合问题又怎样解决呢？该书基本上没有涉及。实际上，这个问题对于现代中国和克服西方文化的现代危机是更为紧迫的。它的探讨不仅是学理上的，更是实践上的。

（文：周文彬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