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康有为全集》出版之际
文：刘志琴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1月
康有为是我一向佩服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个很不易理解的人物。我佩服的是，他在国家危亡之秋，以一个叛逆者，提出改造旧中国的社会理想，不惜为此献身亡命，远走他乡。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影响了好几代人，为后世留下丰富的思想资源，也不断地被后来者论证、发扬，对他作出各种评论和解释，可以说是常说常新。
这位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人物，有些思想已超越时空在现代生活中熠熠生辉。且说一件小事，在风靡一时的国学热中，很多人提倡恢复峨冠博带的深衣，甚至要求作为国服在明年的奥运上排列方阵。这种衣冠早在十九世纪末康有为倡议维新变法的上疏中就已指出，宽衣博带，长裙雅步，不利于机器生产，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百年前康有为已明确用文明进化观念看待服装的改良，怎么在百年后又要将博物馆的藏品搬出来，穿上祖宗的服装生活行事？对深衣痴迷者不妨看一看康有为的作品，不无启发意义。
康有为不愧为一代杰人，但是这一早年的开拓者到晚年却走上固步自封的道路，甚至倒退为保皇派。章开沅先生曾概括这一现象是对传统的“离异和回归”。知识分子矢志以求的现代化，一旦大潮涌来，又迷失了方向，如果说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的话，那康有为就是最典型的一位。解析他就是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国情和民族性。所以我并不把他看成政治家，他是一个思想家、学问家，是一介书生，惟其如此，在知识分子中又最有魅力。
其实历史上的改革家，大多是思想家，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并不是一般的宰相，治国理政的干才，在思想史上都有一席地位，任何改革都要思想先行，康有为有先进的改革思想，却没有做成改革家，但历史上哪个改革家也没有康有为思想那样丰富、深邃、博大，因为古代没有的西学和新学，可以说康有为是十九世纪中国最能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因此对他著述的编校，是异常艰辛的事，全集的收集、编校，是精工细作的工程，从1982年启动到2007年出版历时二十五年，前十年出了三集，后十五年出了九集，工作进度加快了一倍，这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分不开，值得庆贺的是，这一件事终于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完成。
《康有为全集》的出版，是个有远见之举。在目前一般出版社都不愿出版资料书的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慨然出版这样一部十二卷本的全集，更为难得可贵。所以说有远见，因为这是一个有前景的出版物。书籍的出版有畅销书，也有长销书，这两者的差别是，一时轰轰烈烈的说不定很快就烟消云散；而一时不显山露水的，却可能长流不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丛钞》是个上下两册的小型资料集，八十年代重印，九十年代又再版，相隔五六十年一版再版，还有读者市场。前几年给黄宗羲出了全集，初版很快售完，后来又出了增订版。一个远在三百年前的人物全集何以有那样大的生命力？
那是因为全集是让事实说话，最真实的历史，就是还原其人其言真面貌。这比某些空论更有时代性和准确性。这是当时、当地人的言论和行事，是已经过去的史实。让真实的言和事说话，最有权威性。对人物的分析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观念，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变化，多元多解，甚至朝令夕改，但事实只有一个，事实可以被隐瞒、为尊者讳，被曲解，却不能抹煞，因为那是客观存在的遗迹。真实，是历史之魂，没有真实就不成其为历史，你可以编造、戏说，那是文艺，文艺可以趋风逐浪，朝令夕改，这是创作。但历史事实只有一个，后人可以评说，不能编造，任其风浪骤起，我自岿然不动，这就是历史的真实，现在文艺研究时兴原生态的说法，所谓原生态，就是原汁原味。那全集的出版，就是把历史人物的所言所行，包括正确的、不正确的，精华、糟粕，全盘端出来，这就是人物思想的原生态。
当前是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我们这一代人处在青黄不接中，要留给后世最大的财富，就是对文化遗产的整理，修大清史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把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化遗产系统地整理出来，表达我们这一代人见解，这是过渡时代的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义务。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