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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封建君主到负债累累的战犯，再到自食其力，重获新生的平民……溥仪的人生经历、命运沉浮有着异乎寻常的戏剧性，他的个体遭际映照出历史的风云变幻。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历经多个版本，从1964年推出长销40余年的"定本"，直到近日出版的"全本"，自然有着远超过一本传记的意义。书中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图景，深入触及溥仪从末代皇帝到普通百姓的心路历程。"全本"增加的16万字内容，令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更加立体、鲜活，该书也因此更具史料和文学价值。

文：李洪岩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月

　　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是一部名著，先后印行近二百万册。在中国，它曾经引起上至毛泽东、周恩来，下到普通读者的极大关注。在外国，它同样拥有众多读者（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流传），有些西方人甚至称誉它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和最有趣的传记文学。可以这样说，让溥仪获得妇孺皆知般的国际知名度的，不是他曾经三度做皇帝的特殊经历和地位，而是这部《我的前半生》。

　　但是，中外读者并不知道，他们所读到的《我的前半生》本子，并非"全本"，而是吸收了各方人士意见的"改定本"，或称"流行本"（初版于1964年3月）。现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全本"，则是听取各方人士意见之前的"原本"，又称"二稿大字本"。换言之，现在读者所看到的"全本"，是该书的原貌。

　　当然，所谓"原貌"，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在"全本"之前，还有所谓"稿本"、"灰皮本"、"一稿本"。但无论怎么说，"全本"是作者最初确定的版本。就此而言，说它是"原貌"，并不为过。

　　那么，"全本"的推出，是否表示原先流行的本子就可以作废了呢？并非如此。因为，流行本不仅包含了各方人士的修改意见，也含有溥仪本人的意愿。而所谓各方人士的意见，完全是从技术层面提出的，并不涉及所谓政治上的"忌讳"。例如老舍，就着重从文字表达的角度对书稿的写法提了若干修改意见。当然，这些人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有的史学家从历史学科的实证特点出发，觉得书稿不宜于文学性太强，而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的郭沫若，则肯定了此书的"文采"。其实，这类问题见仁见智，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总的来看，流行本与全本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所叙述的史实和线索也是一致的，两个本子各有所长，完全可以并行不废。

　　不过，依笔者的情趣，还是更喜欢"全本"。

　　所谓"全"，一指内容全，恢复了原来删除的内容，比流行本多出十多万字；二指内容更丰富和丰满，有许多流行本没有的细节。这些细节，除本身吸引人外，在写法上也极富可读性，起到了烘托对象、感染读者的作用，以至笔者在阅读中时常忍不住拍案称奇。

　　没有读过此书的人，大概想不到书中的文笔居然那么流畅和富于动感。作者非常善于调动形象、运用隐喻，在字里行间播撒出感性的美，给人极大的阅读享受。例如讲到溥仪的乳母，书中说，二两月钱，就"把一个人变成了一头奶牛"。谈到选后妃，说照片上的姑娘，"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桶子似的身段，脸部很小，实在也分不出丑俊来"。提到北京小朝廷的近臣，则以"那群蝇子"称之。书的后半部分写溥仪等人被押送回国后，为假装进步，便在读报时故意把嗓门放大，"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特别是如下一句："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直脱脱地把溥仪这个傀儡"皇帝"和日本关东军以及关东军安插在他身边的所谓"帝室御用挂"的关系展示了出来。

　　书中还善于调动张力，采用对比的手法，表现对象假矛盾、真虚伪的特点。如讲到日本大特务头山满，说此人以佛教徒的身份，在玫瑰花香气的氤氲中，捋着银须，面容"慈祥"地冥想出一个又一个的骇人阴谋和惨绝人寰的凶杀。书中多处说到溥仪本人如何吃斋拜佛，如何不杀生，连苍蝇蚊子蚂蚁都不打，却时常打人，因而是"一只带念珠的狼"，等等。这类描写，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不过，这样的写法，很容易遭受批评，说它有失严谨，不真实，等等。笔者以为，这样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所谓真实，应当首先看作者所叙述的内容是否符合事实，其次看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否发自内心。就事实而言，书中某些具体事件的细节，容或存在讹误。但是，它所涉及的基本事实，却是完全可信的。而具体细节上讹误，一来并非出自作者有意作伪，二来并不伤害基本事实的成立，三来以传记作品而论，此类小毛病本难于避免，故而值得谅解。实则，任何一位通读全书的人都不可否认，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完全是真实的。所以，所谓此书错误百出云云，并不符合事实。

　　以近年来俄罗斯披露的档案文件来印证，就足以看出此书所写溥仪在苏联的经历，是完全真实的。例如1945年溥仪等人被苏军俘获的情形，溥仪在苏期间所受到的相当优越的人道待遇，以及溥仪如何依旧在下属面前做"皇帝"、如何试图留在苏联、如何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等等，书中所写和档案所录，都是吻合的。甚至溥仪说他在苏联曾经学习《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将此话与他当年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信相对照，发现信中提到的正是这两本书。

　　应该说，此书所运用的形象化的写作手法，不但无损于该书的真实性，而且使其达到了更高层次的真实。这种写法非但不缺乏深刻性，而且能够使人在形象中感受深刻。

　　溥仪本人说过，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一直数到朱由检煤山上吊，他都格外熟悉。而他的命运，应该说只是从真心接受共产党的改造那一天起，才真正得到大解脱，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幸福。此前，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封建皇权观念的奴隶而已。经历了满清家国、北洋军国、国民党的党国和民国以及他自己做傀儡皇帝的伪国，几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政权形式，只有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他才真正认识到，他原先拼命要夺回的那个皇帝宝座，不过是一只垃圾箱。这样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对人们的启示，是相当深刻的。

　　有时人们可能会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应当说，溥仪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曲折经历，他本人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主要还是时代以及他周围的小环境造成的。正如溥仪所总结，他在刚会跑的时候，就被抱上了君临天下的宝座，浑然无知地度过了三年革命的风暴，然后在封建军阀保护下的皇宫中度过童年。从这时开始，他的命运便被注定了，已经无法自行选择。此后，在民族敌人的豢养下送走青春，接着认贼作父，充当了14年的傀儡元首。如此40年的生活里，他必然地"只有罪恶和羞耻，愚蠢和狡诈，凶暴和怯懦，猜疑和迷信……"。在这种情势下，他除了不断沉沦，是不可能跳出苦海的。

　　也许，溥仪与胡适的相识曾经为他的命运打上一丝转变的微光。但这丝微光，还没有让人瞥见，便倏然消逝了。胡适再差劲，也终比溥仪周遭的那批封建遗老晓得何为历史潮流、何为世界大势。而那批封建遗老，可谓个个都是满腹经纶的学问家。但这些人在思想上，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又可谓个个都是糊涂虫。例如康有为（本书附录中收了一封他写给军阀吴佩孚的信函，堪称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虽然也能说出一通保皇的"大道理"，但就是看不清封建王朝体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已然明日黄花，大势不再。看不清这一点，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也只能落个螳臂当车的反派下场而已。还有那位不惜投水自杀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溥仪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他和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早就剪掉了辫子，许多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早就穿上了西装，惟独王国维、辜鸿铭这些顶有学问的外姓人，却始终留着那条猪尾巴。这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强烈反差，对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这本书的一大好处，就是具有"解构"的功效。他解构了封建帝王的穷极无聊，也解构了国学大师的不识时务，使人们看清了他们的真相。解构完成之时，也就是解脱和解放之时。在抚顺监狱，一位伪满洲国原大臣对溥仪说：我原来忠心耿耿地崇拜你，现在才发现，原来你不过是个废物。当"废物"一词从口中冲出时，他所感受到的，不是失望，而是轻松。

　　由"废物"而成为"公民"，真正从内心得到解脱，获得所谓"人"的自由，这是溥仪历经周折后所收获的荣幸。为此，他真心感谢共产党。从共产党对他的改造以及他最后对共产党的态度来看，此书实际上还潜伏着一根贯穿始终的暗线，那就是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线索。这是本书非常深刻的一点暗示。看不到这一点，就无从通过此书照见自我。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月

　　2007年伊始，以全新装帧完整恢复原貌的《我的前半生》（全本）出版。至此，距1964年群众出版社首次正式出版该书"定本"已42年。其间，《我的前半生》重印达22次，累计销量187万册，有十几种该书的海外版本出版，成为在海内外学界和读者中极富影响力、长销不衰的传记图书。

　　《我的前半生》一书属重大历史题材。上个世纪50年代末，隶属公安部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要求所有在押战犯每人写一份悔罪自传。自1950年被从苏联押解回国到1959年末被特赦，溥仪便没有停止过对自己此前人生的回顾反思，写下大量交代材料。随后，此稿由当时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成册，即为最早的"油印本"。抚顺战犯管理所将溥仪的这份"悔罪书"报公安部。群众出版社遵照上级指示将溥仪的"悔罪书"编印成书，报送中央领导。1960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注下，群众社与溥仪多次磋商，确定由该社李文达等四位编辑协助溥仪梳理材料、重新构思，几经易稿，于1962年6月形成了约50万字的《我的前半生》。同年10月，全国政协和中宣部、统战部等部门的领导及专家学者于桑、刘大年、老舍、张治中、吴晗、侯外庐、翦伯赞等对书稿进行审阅。1964年3月，《我的前半生》正式公开出版发行。40多年来，这本书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我的前半生》由于当时历史局限，有部分内容没有被收入，其中涉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以及战犯改造过程中的重要内容等，这些内容对于读者正确了解历史和溥仪的真实生活都很有价值。近年来，随着对溥仪前半生的各种戏说演义增多，不少专家学者和读者不断与群众出版社联系，希望了解溥仪真实的前半生的更多内容。据此，该社于2004年上半年开始进行为期一年的严谨研究论证，对《我的前半生》内容进行了编辑补充，从原来没有被收入的部分摘录整理出16万字的内容，并征询了有关部门专家的意见，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推出了更具史料价值的《我的前半生》（全本）。

　　该社从最初编印《我的前半生》送审本到出版《我的前半生》（全本）是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以及对作者本人负责的态度进行编辑整理、出版发行的，可以说该社不同版本的《我的前半生》也都是经过溥仪本人认可的。

　　据悉，涉及该书的手迹及全部文稿，包括相关领导、专家的指示、批示等重要文献均保存在群众出版社和公安部所属的中国警察博物馆。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新文化运动与溥仪》（收在我的《多梦楼随笔》里）。其中说道：“我不喜欢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虽然其中有些史料还是很珍贵的。之所以不喜欢它，是因为作者在书中为了要证明后来对民族的犯罪，总要从自己的经历中挖掘犯罪的阶级根源与思想根源，于是不得不牵强附会，把过去的一切都写成鬼蜮一样的活动。这与只会为自己唱颂歌，把自己的过去哪怕是一颦一笑都写成‘神’示是同样不可靠的。“这可以说是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读溥仪《我的前半生》总的印象，读它缺少兴味，仿佛读一本认罪书。

　　当然，此文也写到“这与作者的写作时代和环境有关，不能一味地责备作者”。实际上我对此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还是不够了解，当我读到刚刚问世的《我的前半生》（全本），以前的印象逐渐消失，特别是读到1924年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后、回到“北府”（醇王府）、又从北府被郑孝胥、庄士敦等引领到德国医院、最后到日本兵营、日本使馆“避难”的过程，不禁哑然失笑。真像一篇情节紧凑、人物性格鲜明的小说。特别是最后刻画郑孝胥“得意极了”的心境的那两首骚体诗“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活画出这位毫无时代感所谓“忠臣孽子”的可笑和可悲。

　　这位自以为是张良的人物，把自己所拥戴的“帝子”推入万丈深渊，作者不动声色地把这些写出来，不加褒贬、也许比批判郑孝胥一顿还深刻。这才逐渐看出“全本”与原来本子真是有差别的，不仅仅是多了16万字，增添了许多老本子没有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保持了文气，使得全书成为一部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活、带有浓郁的文学色彩的个人生活回忆录。这与旧本有所不同，60年代出版此书可能更重视它的政治意义，因此不仅删削了文字，而且在笔法上也有所改动，弱化了其文学性。

　　《我的前半生》写作缘由是在战犯改造所中挖犯罪根源、写自传，因此作者很注意挖掘自己心态中异于常人的一面，并以此推度他人，而他人表现往往与自己期待不同，从而形成反差造成喜剧效果。例如他作为末代帝王、后来又涉于各种政治力量争斗、最后当了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时时刻刻有一种危机感，担心别人给他下毒。对于入口的东西是小心又小心。《全本》中写到他被苏联红军俘虏时为了讨好苏军，给一位苏军倒了一杯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别人倒水喝。我当时还以为人家和我一样，时时防备别人下毒，因此我倒了两杯，打算自己喝一杯，以示无妨，可是不等我喝完，他已经喝完了那一杯”。这是多么可笑的一幕，像这样带有喜剧色彩的场面书中常常出现。

　　溥仪也很会写人物，读“全本”许多人物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做小皇帝时那几位“帝师”都很活跃。爱打牌，总有点萎靡不振的朱益藩、好自我吹捧的梁鼎芬、特别是那位对他期许甚高的老夫子陈宝琛。“‘有王虽小而元子哉！’这是陈师傅常微笑着对我赞叹的话。他笑的时候，眼睛在老花镜片后面眯成一道线，一只手慢慢落着雪白而稀疏的胡子“。这是一个多生动的画面。陈宝琛是对溥仪影响很大的人，经过政治上的起伏和后来的思想改造溥仪对曾经在他身边生活过并力图影响他的人物大多没有好感了，下笔时往往流露出厌恶或痛恨，惟有写到陈宝琛时虽然也不无微词、但也总有几分温馨。书中叙述到事件极繁、涉及人物众多，有人只是寥寥几句，就能涉笔成趣，时时令人忍俊不禁。因此读此书不仅使我们了解从清末到解放初五十多年中的重大事件，还会得到文学享受，这是读其他一些回忆录不一定能得到的。

（文：王学泰 出处：新京报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