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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的磨难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因为他走的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给他铺就路。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办团练，但他没有像其他团练大臣那样，他要“赤地立军”。这是他的成功所在，也是他历经磨折的由来。               
                    


　　本书介绍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即将告别传统农业文明，而涉入近代工业文明的转折时期。列强“逼视卧榻”，中国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他的身上，既体现出传统，又表现为近代。在奉命处理最为棘手的天津教案时，他重病缠身，完全有理由陈请另派高明，但他觉得，自己“食禄有年，受国深恩”，“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为此抱病前往，行前写好遗嘱给他的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他感受到了列强的逼视，因此以造舰制炮为自强之机，成立江南制造总局，组织人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派遗留学生赴美，认为如此“渐积渐累，方有转机”；他在弱国无外交的形势下，认为“中外交涉，以守定和约为要”，表现出他具有现代意义的外交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