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 斌
出处：IT时代周刊 2005年第3期
大卫·卡拉汉以令人信服的手笔，记述了美国商业社会中的一群特殊人物的历史。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商界中的成功和完备的个人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
哈佛1949届MBA出名很早，在他们毕业25周年的时候，被《财富》杂志1974年5月号誉为“令美元失色的班级”，而《时代》杂志则将他们誉为“哈佛最杰出的班级”。那届毕业生的45%都是所在公司的CEO或COO，他们的公司年收入高达400多亿美元，雇佣人员达到86万人，而且其中不乏像强生、施乐等顶尖企业的总裁。正是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对“美国梦”的最佳注释，也成为后来激励许多有志青年选择MBA的重要原因。
1941年美国卷入二战，许多适龄青年入伍参战。1945年战争获胜，政府通过了支持退伍老兵就读入学的《退伍军人法案》，很多人选择了商业管理学科作为他们深造的方向。
1947年，哈佛招收二战后第一届MBA，大约700名学生入学。91%的同学服过役，70%是军官，他们在入学前就在血液中注入了这样的信念：成功来自纪律和奉献，来自于对伙伴和下属的信任，也来自于耐心和创造性的冒险，这成了影响他们一生的基本价值。
他们是“攒”了很久的一届学生，精华经过了积淀，就像文化革命结束后的77、78、79届中国大学生，憋着那么一股劲儿。精疲力竭的艰苦学习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回忆说：“军队严格的训练使1949届毕业生养成了干练的工作态度，每周的工作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或者比将来任何时候也长”，“一门课要求每天有6小时的阅读量，而一些雄心勃勃的学生居然还要教授介绍更多的参考书目，班级的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劲头就像他们攻占诺底和冲绳群岛一样。”
当然，商学院的两年绝对不只是给了他们一种商业技能训练。很多1949届MBA都觉得他们在哈佛度过的时光更有人情味和感染力。后来成为强生总裁的伯克1974年回忆说：“商学院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我们成了彼此心目中重要的人物，他们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毕业后，他们一群一群地合租地下公寓，而其中一些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延续到30年、40年后，见证了彼此生命中许多重要时刻：参加彼此的婚礼，共同度假，庆祝生日，参加葬礼，共渡难关。
这里我想说说他们找工作、换工作的经历，顺便谈谈“弱联结的强力量”（Strength of Weak Ties）。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则根据交往的频率、情感的依恋程度、熟悉程度和互惠交换次数等4个指标把人际关系分为弱联结和强联结，并发现了弱联结对于工作机会和生意机会的重要性。格兰诺维特研究发现，当个人运用他们的私人网络找工作时，他们更经常或更有效地通过弱联结而非强联结得到与之相配的工作机会。
从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几个代表人物中，就能轻易地发现若干类似的鲜活案例。比如，看看汤姆·墨菲（ABC传媒帝国的统治者）这个商业传奇人的关键一步。毕业5年，他在一个日化企业坐到了市场经理的位置，但却兴趣索然。
1954年劳工节，一个朋友的鸡尾酒会。他遇到了一个叫弗兰克·史密斯的投资经理。接下来的对话如下：
“汤姆，也许你能帮上我”，史密斯说。“什么事？”墨菲回答。原来史密斯在找人帮他管理他刚收购的一家小电台，他看中了墨菲。他说：“如果我们做得好，你可以5年内挣25万美元。如果我们破产了，你赢得了宝贵的经验。”
当年29岁，决定赌一把的墨菲答应下来。因为单身，他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还不到35岁，他经营的公司换了新名字——大都会电视台，而且出现了辉煌的前景。他把詹姆斯·伯克的弟弟请来做搭档，后来成为美国商业史上有名的上佳配合。
够了，这就是点头之交、一面之缘的重要性，也是朋友的同事，家人的朋友这些隔着几竿子才能搭着的人在工作机会和生意机会上的特别意义。
此书中，还有必要说一下，被称为“睿智人”的詹姆斯·伯克，强生1976到1989年的CEO。他带领强生走过了1982年9月和1986年2月这两场泰诺胶囊中毒的风波。这两场风波和其中重要的处理细节，在这一章中有精彩又丰富的展示。有人说，“没有其他49届毕业生能在声望和知名度上超过那时候的伯克”。自然，这部分主要归功于那两次可怕的事件，他被评为20世纪美国10大CEO之一，事实上，同届同学们也都认为他代表了他们这代人信仰和遵循的价值观。
书还特别提到了在这一届学生中，很多人在1974年之前尽管成功，却始终保持着低调、克制和谦逊的外在风格。他们大都对家庭非常忠诚，大多数49届毕业生都没有离过婚，“牢不可破的婚姻确实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多说一句，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女生，那是那个时代的背景。
我们无法奢望一个学校的一届学生带给这个世界很多，哈佛商学院1949届已经做了太多；我们无法奢望一本书能够带给我们的感受超好，《哈佛商学院1949届》已经做得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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