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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尤小立  
出处：博览群书 2000.8

　　翻读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篱槿堂自叙》，常见有对其师的不满语，如写到俞平伯，他说：

　　俞平伯90年代报刊上很捧也，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了过冤屈，替他平反平反。但当年我对这位老师，却尊重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文远)，夫人演阎婆惜，他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过后，心里总不是个味。

　　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我心里想，做学问就做学问罢啦，引曾列祖有什么必要?!(第36页)

　　对朱自清，他也是毫不留情，说：

　　朱自清佩弦先生，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但我到他的课堂上听，一门《陶潜》，一门《李贺》，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而且讲不出东西来。(同上)

　　在此之前，他还谈到了吴宓的“神经质太厉害”，冯友兰的“岸然道貌”和“由于喀巴嘴，在表达方面比较吃力”等；至于低一“层次”的雷海宗、刘崇宏，那更是每有不敬了。(参见上书　第35页)

　　初见赵先生的这些文字，颇不习惯，以为这样未免有失厚道；复一想，此事在赵先生，又未必，可能还是与他个人的自视甚高有关联。但真的掩卷而思，又觉得，赵先生可能还是有所指的，因为现在的回忆文，谈的多是某某公、某某先生如何如何了得，极少有说“不”字的；习惯成自然，一旦有说“不”的，往往也会引来群起而攻之，结局仍旧是了得复了得，为尊者讳之风仍甚，可略窥一斑。

　　从某种角度看，现今的读书人，面对20世纪上半期前辈学人们的学问，生发些高山仰止之叹，也是必然的，差距明摆着，不服只能说明你缺乏眼光以外，什么也说明不了。但是，慨叹生羡之时，自觉不自觉地放大，乃至于走入造新“神”的误区的危险，也不是没有。赵先生作为过来人，是不是有感于此，才那么不留“情面”的说出些自己的真情实感的?

　　历史这东西，为后人所难以平静地接受，大约正在于其真实的一面。也因其真实，才会有历史法度的力量。经过时间考验，不就是指经过历史的检验吗?麻烦的是，怎样理解与鉴别这种“真实”。后人“随意打扮”的方式，显然是有违历史的真实的。无论是“文革”时期信奉的“影射史学”，还是旁敲侧击式的“借古喻今”，或者至今遗风犹存的“以论代史”，都很难保证在一种冷静客观的情况下对待历史，而且其结果可能正相反，原来澄清的历史之水会被搅浑，即使原先的愿望良好，结果也难遂人愿，或恰恰走向反面。这样的例子，我们都不会太陌生的。

　　探索历史真实，是历史学的任务，责无旁贷，但历史学科并非铁板一块，而往往是分成不同的层次的。就深一层的“严肃史学”而言，既然必须是以还历史本来面目为职事，就应该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是，人人尽知的理论原则于现实中却难以真正做到。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衍进过程中，“先入为主”的情况不可谓不多，像文化激进主义的那一路，全都是先讲“态度”或者说先定调子，然后，再一路地鼓吹，不遗余力，至终不息。比如陈独秀，他晚年在监狱里，也没有变更文化上的激进立场，只是因为论战的对象消隐去了，才仿佛是心平气和地列举出儒学的若干价值，但是，这些“价值”，基本都是“历史价值”，放到现实中，仍要么属于批判之列，要么理解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他的“态度”较新文化运动时期激烈地反孔教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文化“态度”问题上，自由主义也不例外。蒋梦麟就明确地说过：“新思想是一个态度。”“‘旧’是对于这种新态度的反动。”像陈序经，他一门心思地论证“全盘西化”论的必要和可能，内心里起作用的就是“态度”。胡适那一套被后人抓住不放的“全盘西化” 论，也是一种现实的“态度”，研究者用文化学的“涵化”理论为其理论作注解时，似乎忽视了“态度”与理论的先后次序。依我之见，胡适的文化理论总体上说，并不复杂，而且可以说是比较简明、浅显(不是浅薄)的。它们不过是他的“态度”的延伸，两者的关系，应该说，理论是“用”，而“态度”才是“体”。但是，胡适的确也有点与众不同之处。他虽然没有把现实态度与学术研究全然分割开，可由于对过去东西的批判时一直坚守“了解之同情”，所以在学术研究时，也部分地摆脱了“态度”的制约。

　　这里所说的“态度”，并非仅指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部分，但就20世纪中国的状况看，意识形态的作用，应该是无法回避的。王元化先生把“态度”称作“意图伦理”，并认为它是五四时期“开始流行”的四种观念之一(见《清园近思录》第74页)。用这个说法来解释现代中国的主流思想发展的倾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其起源而言，却未必从五四始，而很可能早已是古老中国的传统。从实际情况看，“态度”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人们对现实状况的判断，以及这种现实状况与自己内心理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现实状况决定着人们的选择，这种选择在现代中国，既包括了“主义”的采用，也包括了面对“问题”时的具体操作方式。没有这个意识，可能也就无法真正理解20世纪中国的历史。

　　当然，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主要是思想史)如果说基本是由“态度”左右的话，20世纪中国历史(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厘清过去“态度”的基本构成，另一方面也需要用一种新的“态度”观照过去。因为事实上，“态度”问题，是人们在面对历史时，无法避免的。就连反对“历史决定论”的卡尔·波普尔也说“没有观点就没有历史；历史和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是有选择的，否则历史就由一大堆不相干的乏味材料所塞满。”(见《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19页)就20世纪上半期的“态度”的基本构成而言，研究者们注意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一点在五四以后，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五四时期则要复杂一些，因为诸种思想分化得尚没有那么明显，而自由主义立场似乎也消解了一部分极端倾向。比如在钱玄同、刘半农热衷于“双簧”表演时，新文化的另一个主将胡适就极力反对这样做，并认为“化名写这样的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至于钱玄同“废汉字”的极端主张，连取文化激进立场的陈独秀也明确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意思。但无论思想的表象如何不同，内在的深层的价值观却是相同的。一元论，也是研究者注意到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更多地反映在掌握主要话语权力的那部分人的理论观与现实观上。

　　“态度”问题，表面上看，是20世纪中国历史之外的事物，而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以此种“态度”诠释和描述的中国历史，也由于长期的教育、灌输，早已作为权威话语而变成了惟一“真实”的历史为人们所认可。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应该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客观地叙述历史；应该坚持价值多元的原则，公正地阐释历史。但在真正寻求20世纪中国历史的“真实”时，我怀疑这样的认识也可能只是一种“心向往之”的境界。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在我看来，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说还根本谈不上有“真实”的问题。以前的“过度诠释”已使本来就没有沉淀的历史“真实”变得脆弱无比。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现今的人们缺乏对20世纪中国历史起码的信任度，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它难道不足以让历史学者脸红吗?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介绍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但“说”不逢时，直至90年代，重新审视过去被忽视的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才似乎提上了议事日程。我用“似乎”二字，是因为在我接触到的一些90年代末出版的关于西方历史哲学著作里，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仍被视为一种实证主义的史学“理想”，我不知道，这是否又是一种“完美主义”在学术(历史或者哲学)研究上的表现。这样说，并非有意抬高客观主义史学的地位，以否定在中国刚刚兴起，尚未成气候的诠释学的意义。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原20世纪的中国历史，使其更加接近本真的状态，恐怕应该是诠释这段历史的前提。这方面的工作，不仅需要由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去完成，更需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参与，并且有机会作为叙事主体发言。历史本身的丰富性的基本表征，就是其多样性。不同的方向还原出的历史，固然有杂乱，甚至扭曲、失真之处，但比之沉入地下总归是要好得多，至少它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分析比照的文本。近来我读20世纪50年代中期，伟人发动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时，两个经伟人之手托举成名的“小人物”蓝翎、李希凡的论争文章(详见《思想的时代》)，更是生发此感，尽管他们之间的论争，容易给人以署名权之争，甚至“争宠”的印象，但相互之间的交锋也的确使历史得到了真切的还原。现在，这类还原历史的基础性工作在史学界还远没有摆脱起步阶段，可起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对20世纪中国历史固有认识的惯性力量实在不容小觑，如果历史学者每有发现及新见都要苦口婆心地向国人解释其“真实”性百分之百的可靠，我觉得这不是历史学者的悲哀，而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现今的回忆文章，甚至研究性的文字，有意拔高上世纪初、中期的学者、知识分子，大约也是有感于目前环境中学术的日趋沉沦与堕落的走向，其出发点未见有误，其结果也并不全非。但这样的做法，内容上看是与过去倒了个个儿，可形式上却非常地相近，不过是受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所左右而已。当然，赵俪生先生反其道而行之，也未必不是一种“态度”。不过，以个人之见，我更欣赏和认同于赵先生的“态度”，不仅是它与众不同，也不仅是这本书为我们全面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新的文本。我认为，赵先生是从“人”的角度，来观照过去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的。这个“态度”也就决定了《篱槿堂自叙》的价值。

——《篱槿堂自叙》读后文：智效民
出处：书屋 二０００年第十一期 　

　　当年，江隆基在兰州大学当校长时曾经说过，在兰大文科三系中，称得上有真才实学的，就是赵俪生一个。他还说：“一九三四年入学的清华学生，出过几支大手笔，赵俪生是一个，王瑶、韦君宜也是……”（见《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第8页）。如今，继《王瑶全集》和韦君宜《思痛录》之后，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也已问世。读这本书，让我在体味“可怜盛世存儒雅”（殷焕先赠赵俪生诗句）的同时，也不由得想到“盛世”的由来和发展……

　　就苦难深重的中国来说，三十年代的大学生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代。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长大。按理说这批人有条件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新中国，但由于遇上九·一八事变以及国共两党交恶，因此他们不但要承担救亡的重任，还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思想环境之中。于是，到了一二·九运动时，他们的表现和选择便与五四青年有所不同。

　　诚如赵俪生所言，如果说五四运动的核心基地是北大的话，那么一二·九运动的核心基地则是燕京和清华。他还说，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组织起了很大作用。说到组织，其背景值得注意。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并不讳言，当年他们向西北逃跑的目的不是为了抗日，而是想投靠苏联。韦君宜在《我所认识的蒋南翔》中也说，一二·九运动期间，蒋告诉她：“红军已经过了黄河，如果打起仗来，苏联的拖拉机可以改装成坦克……”（《世纪清华》第50页）。可见在这次学生运动背后，还有外国势力的影响或干预，其中主要是国际共运和大东亚共荣对抗的问题。我不知道韦君宜听到蒋的话是什么想法，现在看来，却给人一种前门拒虎、后门迎狼的感觉。也许有人会说，把拖拉机改成坦克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日。这不是无知，就是有意歪曲历史。西安事变时，苏联之所以发来指令，主张和平解决，不过是想利用蒋介石来对抗亲日势力罢了。抗日战争中，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并发表共同宣言，则是为了牺牲中国，保全自己。其中“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等条款，就是支持纵容侵略者的明证。后来，苏联坦克的确开进来了，可那是在胜败已定，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不过是下山摘桃子罢了。不仅如此，苏军进来之后，对于挑起中国内战起了很坏的作用。遗憾的是，我们谈论这段历史时只讲日本的扩张侵略，不谈苏俄的颠复破坏；只讲一方面不抗日，不讲另一方面利用抗日、破坏抗日；只骂投降日本的汪精卫，不骂卖身投靠的张精卫、李精卫。所以，如何透过意识形态的迷障来审视苏俄和日本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乃是反思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是继续被蒙蔽，就是刻意在撒谎。

　　早在一九二五年张奚若就说过：“以金钱的势力和宣传的手段，一方面使我们的社会上本来很有希望的分子舍了脚踏实地救国救己的途径，去弄那摇旗呐喊，务虚名忘实际的依赖事业，一方面扶助我们社会上极恶劣的势利分子排挤那极好的公正分子，小之足以阻止我们的真正解放，延长我们的束缚期间，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战争，增加我们的无穷负累”，乃是苏俄对待中国的主要伎俩（《晨报副刊》第一二九一号）。尽管此公在二十年后也犯糊涂，但事情的发展证明其言不谬。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是没有政治组织插手的，可见就学生爱国运动的纯洁性而言，五四与一二·九也不可相提并论。如果说前者是一场学生运动的话，那么后者则有运动学生之嫌。不正视这一点，就不会明白以后那一系列的灾难由何而生。

　　除此之外，人们对组织的认识和参加组织的动机也有不同。比如三十年代的韦君宜，就是所谓很有希望的分子。她说：我没有“放弃……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由于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括在组织的信仰里面，所以我认为要爱国就必须把一切献给组织。可见她对组织的认识非常幼稚，参加组织的动机也比较单纯。加入组织以后，她常常遇到许多不可理喻的事情，以至产生悔不当初的念头。这时，那种献身精神就要起作用。于是她“一面牢骚满腹”，一面说服自己“继续做‘驯服工具’”（《思痛录》第45页）。在我看来，他们好像并不明白人类社会的进步不应该建立在理想的企求上，而应该建立在试错的基础上。他们对于那些声称“有能力构设出自此往后五百年甚或五千年文明”（哈耶克语）的个人和组织，缺乏必要的警惕。这其实是很可怕的。献身于骗人的理想，与委身于魔鬼没有两样。二十世纪的白色恐怖、褐色恐怖、红色恐怖，不就是在天花乱坠的理想预设中降临的吗？不仅如此，那种献身于美好理想的说法还给当事人一种虚幻的崇高感，使他们把自己的无知当作无私，把上面的无赖当作无奈。即便是后来有所觉悟，也要为当年的献身精神进行辩护。正因为如此，《思痛录》的反思才不那么彻底，痛定思痛也难免要打折扣。该书从延安整风写起，历数了一次次运动的残酷与荒谬，但是作者却在写作“缘起”中说：“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也要坚信当年“所宣布崇拜的主义”。这种不悔少作的心理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普遍存在，是一种很难超越的思想障碍。

　　与韦君宜相比，赵俪生好像多了一点书生气。一二·九运动时，赵因为表现积极，也被组织相中，于是蒋南翔跑来对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的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经过认真考虑，赵认为自己受不了布尔什维克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所以他表示只愿意做一个马尔托夫式的孟什维克，即“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叙》第47页）说白了，他还是不愿依附任何组织，不愿出让人格尊严。

　　从后来的经历看，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抗日战争前夕，做为外围组织的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曾派他到山西参加牺盟会的训练，他因为正在翻译一部苏联小说，便推迟了半年。到了太原后，早走一步的清华同学已经是牺盟会的各级领导了，于是他只能忝列末座。不久，他离开太原辗转到了长沙。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成立，他本来应该回校继续学习，但是在民先的安排下，他又返回山西抗日前线，并因为遭遇日军撤到延安。在那里，他目睹这个革命圣地许多不“圣”的一面，再加上“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的紧迫要求”，遂取道西安，第三次返回二战区，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四十年代后期，他又是最早被组织接收的学者之一。纵观赵俪生的一生，尽管他始终是围绕着组织在转，并因为向地下组织提供情报，被美国同行讥为特务，可是他本人却一直游离于组织之外。本来，他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好，后来他才明白不参加组织意味着什么。八十年代初，曾经在游击队当过组织科长的孙雨亭已经是省委书记了，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孙对他说：“老赵呀，当年有个事要跟你说清楚。那次晋南干部总结会之后，调整班子，你已经是公认的宣传科长啦，可是到头来还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可以说破了，就是因为老朱是党员，你不是。论工作，无论编报、讲政治课，老朱都远远不如你，可他是党员呀。我讲这些是叫你打破学生不参加党的戒律。你不入党，党不吃亏，你吃亏呀。”（《自叙》第80页）这就是说，倘若老赵当时就参加了组织，不也是省级大员了吗？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看来，所谓入党做官，所谓武大郎开店，并非始于今日。这样一来，人们也就很难分清谁是崇高，谁是卑鄙，谁是无私，谁是无赖……

  　没有参加组织吃亏，参加组织就不吃亏吗？在这本书中，赵俪生还提到一些大人物，比如姚依林、荣高棠、牛佩琮、牛荫冠、韩钧、赵宗复等等。与前二人相比，后几位在文化界恐怕知道的人不多。他们是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物，当年我父亲因为与他们共过事，所以文革期间前来外调的特别多。父亲忙不过来，让我帮助抄写证明材料，使我对这些名字比较熟悉也比较注意。与证明材料相比，赵先生写的那些事例自然要生动得多。在这里，我想谈谈牛荫冠和韩钧。牛出生于山西兴县蔡家崖一个大地主家庭，一九三三年考入清华大学，比赵俪生高一级。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因为表现积极而加入组织。一九三六年，再过一年就要毕业的牛荫冠受组织委派，率先回到山西，成为牺盟总会的主要负责人。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后，他一直在晋绥边区负责财贸工作。他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好事，被视为开明绅士。可是到了土改的时候，不知是为了邀功还是迫于无奈，作为工作组组长的牛荫冠居然召开“斗牛大会”。一开始，他坐在台上，父亲跪在台下。批斗之后，他像穿牛鼻一样穿了父亲的鼻子，牵着游街示众（《自叙》第157页）。人残忍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韩钧是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十二月事变的关键人物。决死纵队是抗战初期山西组建的新军，隶属于第二战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韩钧在致阎锡山（字百川）电报中称：“总座百川同志：六十一军等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学生誓以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十二月十二日誓师，此后半月内，恐无暇报告钧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生报告恩师最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受教学生韩钧敬叩”（《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第二四页）。阎收到这份电报后，连声说“韩钧反了”，从而揭开了十二月事变的序幕。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事变之后，十几万新军由二战区“过渡到党的单一领导”，第十八集团军也因此而扩大了许多倍。所以这一事件被视为“决死队突变的节日”（《牺盟会与决死队》第438页）。按理说韩钧是这次“过渡”的最大功臣，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背上了“破坏统一战线”的黑锅。据赵俪生说，一九四八年秋天，他在邯郸遇上一个人，此人主动与他打招呼，一问，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韩钧。交谈中，他发现对方有一种欲言又止的苦衷。没想到分手后不久，韩居然用服安眠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赵俪生说，“像决死二纵‘叛变’以及什么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委曲和内幕”，韩是不会对他讲的（《自叙》第124页）。但我以为，在新旧政权更迭之际，其他人都准备论功行赏英雄排座次了，韩钧却选择自杀之路，肯定是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原因。他在临终时主动找赵俪生，也许是想一吐真情，为后人留点信史。如果真是这样，有关十二月事变即决死队过渡的内幕，就不是一个难解之谜了。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类似的谜团实在太多了，这就为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篡改历史提供了方便。歪曲篡改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愚民，也是为了伪造合法性。其代价，当然是国家遭殃，百姓受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篱槿堂自叙》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历史的角度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结构耐人寻味。全书以一九四九年为界分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篱槿堂自叙》，从第一章乡土和身世，写到第九章华北大学，相对完整地回忆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是几篇回忆录，断断续续地写了与作者后半生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一本十几万言的回忆录在结构上居然不能统一，令人不可思议。我想，以赵俪生之“儒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或难言之苦，是不会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在“盛世”中幸存下来的历史学家，到了耄耋之年又逢盛世，却还是不能秉笔直书，这也许是对“可怜”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