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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年谱》增订本略评文：陈子善
出处：中华读书报

1985年9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菊香、张铁荣合编的《周作人年谱》。2000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是他们两人合编的《周作人年谱》增订本（以下简称“增订本”）。俗话说“十年磨一剑”，而这部年谱的修订增补花费了差不多整整十五年时间，编著者治学态度的谨严由此可见。

年谱对于研究谱主生平和创作的重要意义已经没有必要在此饶舌了，学界早就公认，要真正做到“知人论世”，研读编纂精审的年谱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正因为此，“五四”所造就的胡适、鲁迅和周作人三位新文化“巨人”，前两位早就有年谱行世，而且还远不止一种。唯独周作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迄今只有两张的这部年谱可供参考。随着周作人研究的深入，这部周作人唯一的年谱的增订重版，也就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从1985年至今，尽管有种种干扰，周作人研究，无论在其思想、生平还是创作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周作人佚文的不断被挖掘“出土”，周作人鲜为人知的生平资料也不断的被查考证实，这些在增订本中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对初版本的一些疏漏、不妥和错讹，增订本也尽可能作了订正。特别是对于谱主作品的“全篇”、谱主的“全人”及其所处的社会状态，增订本力求更为客观、全面的予以展示。因此，比之初版本，增订本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无疑是大大提高了一步。

然而，周作人的文学创作极为丰富，周作人的文坛交游也极为广泛。所以，尽管编著者作了“极大努力”，增订本还是存在若干不足，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周作人一些作品的最初出处失录。如《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原载1928年8月1日《觉》半月刊第3期，《〈潮州七贤故事集〉序》原载1933年3月19日《鞭策周刊》第2卷第23期、《再论吃荣》原载1934年7月1日《当代文学》创刊号、《希腊人的好学》原载1936年8月16日《新苗》第6期，等等，增订本均未能著录。

其次，《年谱》初版本中的个别错讹未能得到纠正。如1931年10月10日《学生杂志》第18卷18号发表的《现代青年的失业问题与出路问题》一文，署名为“作之”，显然不是出自周作人手笔，初版本误作署名“作人”而著录，增订本仍以错传错。

第三，周作人30年代作为京派“盟主”，曾多次为文坛新人校阅文稿，为文苑友好题签书名。他在这些方面的文学活动，增订本反映不够。1933年12月，王俊瑜翻译的日本青木正儿著《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此书由周作人校阅，增订本失录。

1935年2月，上海图书公司出版《晚香堂小品》；同年11月，阿英校点的《谭友夏合集》也由上海图书公司出版；1936年4月，周劭、海戈校点的《游山日记》由宇宙风社出版；同年7月，陶亢德编《欧风美雨》由宇宙风社出版；同年10月，《午梦堂全集》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些编校书刊全由周作人题签，增订本也均失录。特别应该提到是的，40年代轰动上海的苏青的代表作《结婚十年》（1944年7月天地出版社初版），也正是由周作人题签的，增订本同样失录。

最后，周作人还有一些散佚作品，增订本未能著录。先谈译本，1939年4月25日，日本文求堂出版了松枝茂夫译注的《周作人随笔钞》。

松枝茂夫是日本翻译、研究周作人的专家，几乎穷毕生的精力译介周作人。自1936年3月起，松枝茂夫开始与周作人通信交往，现存周作人致松枝茂夫的信函有一百多通，尚未公之于世。这些信函并非一般的应酬客套，而是有其十分重要的实质性内容，涉及对周作人众多作品的理解、翻译和注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批信函的性质与鲁迅致增田涉的信类似。《周作人随笔钞》的译注就得到了周作人的悉心指点，可惜增订本未能著录和加以说明。

再说佚文。1954年12月，张次溪把他搜集装订成册的《周作人文稿》请周作人题跋，周作人写了如下一篇为增订本所失收的话：

我写文章向不起草，平常只在稿纸上用心地写下去，减少添注涂改，写后校阅一遍，即寄出去。因为没有底稿，所以对于杂志社一定要求用后寄还，以备编集成册。但至成书后便已无用，只待当作废纸处分了。次溪乃从废纸摊上�约�了来，订作一册，嘱为题记，可谓宝藏燕石者矣。此等文章若系燕石，今又珍重稿本，岂非更是石屑耶。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知堂记于北京，时年七十。

周作人这段自跋对了解周作人的写作态度是有帮助的。其实，这部手稿本中有部分文稿未曾发表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七绝《口占赠行严先生》二首，兹录如下：

甲子年间旧甲寅，追怀琐事倍思君。

闭门不管千夫指（不用鲁迅诗语），写出新诠酉�瘴摹�

侃侃当廷论冀东，书生毕竟是英雄。

若将形迹求同志，绝倒汪江有二庸（江庸律师为汪庸斋辩护。）

甲午仲春二日知堂戏作

诗后还有一长段跋，不赘。“甲午仲春”，当指1954年春。周作人在20年代“女师大事件”中与乃兄鲁迅站在一起，与“老虎总长”章士钊对抗，这是文学史上颇为有名的一桩公案。时光飞逝，到了50年代，章、周两人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周作人还是与章士钊“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两首七绝就很有趣，耐人寻味。但迄今各种版本的周作人诗集失收，增订本也未见著录。

百密难免一疏，何况是为周作人这样有六十多年漫长而又复杂的写作生涯的作家编纂年谱？虽然存在上述这些错失，增订本的研究参考价值还是不容置疑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周作人年谱》增订本能再作修订，使之成为更完备翔实的研究周作人的工具书。

文：陈福康  
出处：博览群书 2001年第4期

　　张菊香、张铁荣合著的《周作人年谱》初版本��,早在十五年前就由挚友铁荣兄送给我了。我在研究工作中不时查阅,利用甚多。我一直认为它是近十多年来国内出版的民国人物年谱�煱�括拙著《郑振铎年谱》�犞型怀龅挠判阒�作。数月前,我又喜获铁荣兄寄赠该年谱的修订本,不仅更厚了,质量也大有提高,真令我佩服不已。我曾想应该写一篇评述文章,可是因为忙乱,更因为懒惰,竟开了几次头也未能写出来。这也怪铁荣兄,他一次也没要我写,要不,凭咱俩的“交情”,我无论如何也会逼自己写一篇的。近日,读到2000年12月13日《中华读书报》上畏友陈子善对修订本的书评《成就与不足》,不仅大受启发,也终于觉得自己也非写一篇不可了。

　　如今熟人间写书评,很多充满了吹捧阿谀之词,也不管旁人看了肉麻。而子善兄此文,实事求是,还指出其“不足”,真是深得我心�犖揖醯谜獠攀钦嬲�的挚友,真正的书评。我想,读者和研究者是最欢迎这样的书评的,铁荣兄也一定喜欢的。对一部好书来说,书评不嫌其多,我愿意步子善兄后尘,再写一篇。

　　关于该年谱的《成就》,实在也不用多说,不仅内行人一看就知晓,即使是初学者,只要用过此谱也必能体会到编著者所下功夫之深。子善兄文章对它的成就也没有写得太多,我则只想补充两点看法。一是前些年有些人胡乱吹捧周作人,甚至用了登峰造极的语词,称其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还有人伪造“史料”来为其当汉奸一事翻案,在南京还出现了用其字号为招牌的“书吧”。老实说,对这类现象我实在有点“逆反心理”,极感鄙夷。然而,“逆反心理”并不影响我读周作人的书及有关史料,本年谱的著者是我十分佩服的,他们从事的是严谨的著述,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有文�熓拢牨芈�,客观地反映了周氏的“全人”。不溢美,也不滥恶。即使你认为周氏是“坏人”,你也得承认此书是好书;即使你不同意著者在一些论说中的观点,你也可以用此书中的史料。二是多年来学术界有些人轻视年谱类著作,以为不算学术著作,非要那些高头讲章的“论文”才可拿去评职称。其实高水平的年谱是很难撰写的。昔日梁任公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早已指出,一部佳谱“在著作界足占一位置”,作者即使“终身仅著此一书,而此一书已足令彼不朽”。我认为《周作人年谱》就当得起此语��

　　关于此年谱的“不足”,我曾挑出一些,有不少却已被子善兄先写了;但还有一些他没写到的,正好作补充。我先按子善写的几个方面来再举例:

　　一、一些作品的最初出处失录。如《聊斋鼓词六种序》,原载1929年3月北平朴社出版部出版的马立勋改编的《聊斋白话韵文》一文卷首;《英吉利谣俗序》,原载193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江绍原编译的《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一书卷首;《谈笔记》原载1937年5月1日《文学杂志》;《谈翻译》原载1944年《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等等,修订本均失记。

　　二、初版本中的个别错讹未能得到纠正。如记1920年11月12日周氏往北大参加文学研究会筹备会,会上推定由郑振铎起草会章。按此说无根据,周氏日记也未记。据《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当是11月29日开的会;但那天周氏也未去。又如记1935年5月1日发表《希腊的神·英雄·人》,其实应放在1月28日条内记载。再如,年谱在1937年7月记载了郑振铎在离开北平前找周作人谈话,其实郑振铎离开北平的时间应是1935年6月中旬。

　　三、周作人的某些文学活动反映不够。如1908年《河南》杂志上署名“令飞”发表的译文《裴彖飞诗论》,实际是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的,年谱失载。1923年春,日本少年米田刚作为爱罗先珂的“追星族”,追到北京,住在周氏家中,此事也失记。还有,1944年4月初,日本《大陆新报》报道汉奸文人的“中国文艺协会”将成立,周氏将任会长,此事年谱也失载。在周氏题词方面,可增补1936年8月出版的张次溪、赵羡渔编的《天桥一览》等。

　　四、周氏一些散佚作品未能著录。如1925年10月26日《语丝》上“卜效廉”《礼部额外文件》、1926年3月29日同刊“效廉”《在茅厕上》、1926年12月11日同刊“敦甲老人”《卜效廉先生鬻字鬻文润格》、“佟右拉”《问星处择日代润格》、1926年12月18日同刊“卜效廉”《贺鼻头文》、1926年12月25日同刊“敦甲老人”《拟古诗<上山采蘼芜>》、1927年1月8日同刊“敦甲老人”《五古呈宇文尚书》�熞陨弦�号中周氏笔名为近年新考证发现者�牎�1928年11月10日《开明》周作人《致雪村》。1936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徐蔚南编《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中有周氏文�熖饽看�查�牎�1941年敌伪机关“国际文化振兴会”出版曹钦源译的津田敬武《日本的孔子圣庙》,前有周氏的序等。

　　此外我还想到,对周氏为别人的一些书写的序文,应该注出这些书的出版年月。有的书很久才出版,而且书名也有所改动,更有注出的必要。如前面已提到的《聊斋白话韵文》、《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此外还有:1925年10月作《<歌谣与妇女>序》,此书1927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年6月作《<蒙古故事集>序》,此书1933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10月作《重刻<霓裳续谱>序》,此书1935年11月中央书店出版。1932年2月作《<潮州七贤故事集>序》,此书1936年7月天马书店出版。1935年3月作《<现代作家笔名录>序》,此书1936年3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熓槊�《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牎Ｍ�年11月作《谈土拨鼠——为尤君题<杨柳风>译本》,此书1936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1942年10月作《<伯川集>序》,此书1943年12月东京文求堂出版。1944年8月作《<文抄>序》,此书同年11月新民印书馆出版。等等。

　　最后还可补充的是,1941年日本东京文求堂曾出版过《周作人随笔抄》,同年日伪“国际文化振兴会”曾出版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修订本年谱中均失载。

　　总之,《周作人年谱》是一本学术质量很高的书,能出修订版更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我希望拙著《郑振铎年谱》也有出版修订本的机会,届时我欢迎读者也能对我多提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