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本书系“三联评论”丛书之一。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鲁迅六讲。全书理论丰富、观点新颖、语言通俗、分析精辟、材料翔实。本书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充分体现了现代学术主流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相信广大读者能从中获益。

文：丁国强  
出处：博览群书 2001年第4期

　　大江健三郎出现在中国的讲坛上,是一件让人心理不平衡的事情,幸好这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出言谨慎,给我们这个文学大国一个面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一书的序言中,大江先生居然毕恭毕敬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这是我文学和人生的最大愿望”。向鲁迅先生靠近,这一声呼唤出自异国作家之口,本身就是对中国作家的无形讽刺,眼下新潮作家大都在疏远鲁迅,他们把鲁迅当作一块硬石头,只有远远地绕过他,才不至于被绊倒。即便是那些不敢大声非议鲁迅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是与鲁迅貌合神离。在这个林语堂、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等温和文人吃香的年代,人们自以为与鲁迅保持一种距离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郜元宝先生在《鲁迅六论》一书的自序中说:“世无鲁迅,天下太平,世有鲁迅,天下亦太平”,我认为这是一句富有禅意的话。郜先生不仅提醒吃鲁迅饭的研究者不要神化鲁迅,同时也暗示那些认为鲁迅碍事的猖狂小子要有个数。只有靠近鲁迅,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才能够体味到一个博大灵魂的内在力量。鲁迅的世界是一个心灵场和语言场,他的磁力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消退。

　　郜元宝认为鲁迅的文学是和他的“心学”一同开始的,鲁迅讨厌那些空心的文学。在那个麻木的、奴性十足的时代,“抚心愁叹”的青年鲁迅把文学当作“争天抗俗”的唯一手段。尽管五四时代孕育了一大批叛逆者,但是,更多的出走者没有继续孤独前行,不少人“走了一圈又回来”,应验了鲁迅先生“娜拉走后怎样”的预言。鲁迅先生之所以没有昙花一现,不仅是因为他拒绝作“振臂一呼”的英雄,更是由于他所选择的对手是顽固和持久的,鲁迅从一开始就同“世道人心”过不去,他的目标是清除传统文化肌体中的毒素,所以,他从来都不把得罪人当回事。他当然清楚“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精神遗传根深蒂固的民族来说,必须撕开面子,狠下心来“鉴别灵魂”。

　　鲁迅先生的批判力量来自他对“戏剧本能”的抵抗。鲁迅先生是一个体制外的独立思考者,他一方面拒绝“做戏”,另一方面又抵抗“看客”的角色。由此可见,靠近鲁迅,实质上就是靠近真实。鲁迅所提供给我们的决不是一堆花里胡哨的名词,鲁迅的语言是无法与内容本体相脱离的,他更关心的是骨子里的东西,他清楚:“招牌虽换,货色全旧,全不行的”。某些过于聪明的文人居然把“鲁迅”也当作一块万能招牌,企图为我所用,最终只能暴露出自己的精神缺陷。靠近鲁迅,不是为了“借光”,也不是为了充门面,而是一种生命需要,一种精神血缘的凝聚。鲁迅先生正是怀着“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的激情去观照国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遗传的。在一个麻木的时代,作为一个提前的醒来者,唯有具备自剖的勇气才能够承担疗救的使命。郜元宝认为,“抉心自食”始终是鲁迅作品的灵魂。这一点,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所缺乏的。要想靠近鲁迅,首要的任务就是拷问自己的灵魂,逃避自我是精神退化的开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鲁迅峻厉的精神面孔被涂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人们用弗洛伊德和萨特等人的理论来阐释鲁迅的个性心理,其中隐含着一个不好说出口的结论就是,鲁迅这种激烈的表达方式不仅已不适应于今天的语境,而且应当清算一下。有人甚至把“文革”的火药文风归罪于鲁迅。殊不知,鲁迅所深恶痛绝的“污浊之平和”迄今仍残留在我们的文化空气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比以往更加懂得趋利避害,他们洞明世事却故作懵懂,顾左右而言他,人情练达使他们的文章失去了风骨和血性。这是一种危险的成熟状态。鲁迅先生早已经看透了这些“荃才小慧之徒”的鬼把戏。鲁迅先生饱尝了“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所以,他并不把所谓的“出路”看得多么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他把“碰壁”当作了一种乐趣。一个不急于寻求目的和利益的人自然不会在乎各种恶语。无私才能无畏,鲁迅毕生都在消解话语霸权,而压根儿就不想以正宗自居。反抗是出于“深沉的自觉”,而不是为了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靠近鲁迅,我们才能获得“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的大境界。

　　靠近鲁迅,不应当仅仅是文学上的一种努力,而是对活着的意义的升华。郜元宝说:“鲁迅并不一味孤愤、沉重,更有轻松、幽默、欣慰和天真。与其说他是中国现代最痛苦的灵魂,不如说他是中国现代善于领略生命的大欢喜的一颗最充实的灵魂”。这无疑是《鲁迅六论》一书中最精彩的一段。在这个贫乏的时代,鲁迅的心灵痕迹被泡沫般的文字覆盖着,让我们用心靠近鲁迅,去寻觅生命那一段真实和洁白。

——评郜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

文：李展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8月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理想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现实中，可能会偶尔碰到不错的批评，但却都很难和我理想的批评相遇。真的有“理想”的文学批评吗？

　　最近郜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出版了，我觉得可以借此说一说某种新的文学批评类型——尽管这本书肯定也不是理想的。

　　《六讲》原书2000年就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篇认真的书评。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它属于一种现在大家比较陌生的文学批评类型，所以评说起来，殊为不易。

　　作为弟子，我每次接触郜元宝的文字，总感到有种把握不住的东西。这次重读《六讲》增订本（篇幅正好等于原书的两倍），这种感觉又如期而至。还是那种横说竖说的任意纵横，还是那种隐藏在背后的强固学理，有时似乎把捉到了，转眼却又从指缝中溜走。

　　在增订本“自序”中，作者自述《六讲》原书出版之后：“我的兴趣仍然漂移不定，文章写得杂七杂八。”按照郜元宝的编年文集看下去，确实看不出他的主要兴趣，好在“个人简介”概括了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但如果认为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却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恰恰在这“漂移不定”中，隐含着他作为文学研究者的“灵性”，而这才是根本的。

　　比如该书第一篇讲鲁迅的“白心”说，层层递进，“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从鲁迅的“白心”说到语言文体，说到具体的创作，最后归结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白心”有着西方“神思新宗”（就是我们常讲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唯心主义与主观意志论）与中国“心学”传统的双重误读，鲁迅由此形成他特殊形态的“心学”。作者反复强调，这种“心学”以及他本人的阐述都未免含混，但在我看来，恰恰是这种含混，只有在精心研究了现代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背景下，才体会得出。

　　而这也正是我所说的文学批评者特有的“灵性”。作者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常常带有鲜活的精神气息，端赖于此。

　　有鲜活的精神气息的批评多矣。古典的不用说，现代如李健吾、李长之、王晓明等先生的批评文字，也具有这种特色。但这大半仍然属于心理学意义的智性，而非本体性的。

　　郜元宝的灵性资源恰恰在于后者。何谓本体性的灵性？增订本所收《竹内好的鲁迅论》一文，或许就有夫子自道：“指向宗教。”作者认为，竹内好在解释鲁迅时，始终关注鲁迅的一种精神“缠绕”，“鲁迅在社会习俗形式上所理解的，与其说是非宗教的，毋宁说是反宗教的；不过，那种行为的方式是宗教性的”，这种“反宗教的宗教性”正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鲁迅精神中的“不确定的东西”，郜元宝认为竹内好在解释这种“不确定的东西”时，宁可“把没把握说清楚的东西妥善保存在隐晦飘摇的状态”，对此他可谓心有戚戚焉。比如在《读〈野草〉》一文，他同样看到了那“大阙口”内外的不确定的“游魂”，紧紧抓住，奋力阐发，却如参曹洞宗，不犯正位。郜元宝希望从鲁迅作品中看到的东西也是竹内好希望看到的，而他们的方法又那样相似，都显示了最终指向宗教体验的本体的灵性特质。

　　但《六讲》也并非一味顺着灵性微光的指引而遁入玄虚，它所仰赖的还有现代理性精神所孕育的各种切实的批评方法。但现代理性与前面所说的灵性资源不可分离，任何形式的割裂都会损伤批评的特有魅力。《六讲》正是凭着这两种精神资源相摩相济，在鲁迅的文学观念、语言体验、对流行思潮的迎拒、独特的智慧形态以至个体文学创作的特征诸方面，都能苦心孤诣，发人所未发。

　　比如在《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讲里，作者认为，鲁迅与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文化营养”，但鲁迅会与他们交恶，根本原因是对“自由主义”具体内容认识不同。鲁迅要求“自由‘地’思想”，英美派则多少满足于“自由‘的’思想”。一字之差，暗示了社会历史和思想人格多少丰富内涵，但作者凭借的并非烦琐的论证，而是在灵性与理性的糅合中对一些基本事实的细心体味。

　　《六讲》显示的深刻思想，并非孤立绝缘的主体的“能力”所致。如果学者始终将个体的智慧当作自我追求的最高境界，就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局限。前面说过，《六讲》文字背后有一种深邃的历史性存在，作者不求超绝于其上，只是顺服地融身其中，从而有所诉说，而反所诉说，皆是有着黑洞一般存在的零星光亮闪现。在讨论鲁迅的“‘心’字用法”、鲁迅与章太炎的精神承传、早期思想的几个关键概念等章节中，这种光亮与其说是主体的独力创造，毋宁讲是一种存在事实的自行敞开。文学研究者只当了这敞开的通道，且不贪天功为己有。所以苦心孤诣的背后又可见一种豁达。

　　《六讲》还有很多创造性的思想，例如关于现代汉语言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心4身概念在鲁迅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复杂纠葛，在次殖民地对于文化上“被描写”的命运的深刻自觉，都发人所未发，只是在此一一讨论，实非我之所能。

　　但《六讲》的意义，主要还是标志着一种文学批评类型的复活，或者说新生。

　　不错，它是理智的，但反对局限于封闭的主体的理智能力。它是灵性的，却已经并非古代文论不可把捉的“灵心妙识”，而内涵着宗教体验的确定指向——但它也并无信仰狂热的偏执，只是借此力量将我们的心智不断提升到新的敞亮处而已。

　　这种批评类型是新的，也是旧的；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或者什么类型都不属于，而是所有这些精神资源的一种当下的综合。为此作者不得不冲破门派，拆散体系，变乱话语，“路行之而后成，物谓之而后然”，在鲁迅研究界乃至整个文学批评界，作者常常显得孤立无援者以此。

　　但孤立者伙伴更多，比如作者仰慕的阿诺德、梭罗、杜波罗留波夫、竹内好的影子，在他的文字中就隐约可见。孤立者也最有力量，他对鲁迅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惰性的冲击，或许现在还不能为人们轻易觉察，否则早就不需要我做这拙笨的书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