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 尔
出处:文景 2006年第3期
我一向把阅读置于写作之上,因为任何一种写作,哪怕是普鲁斯特式的写作,都有可能仅仅成为个体孤独的一个见证,而阅读过程的每一瞬间却都在证明着人的主观性具有包容万物的、无限扩展的能量;再者,对我来说,从来没有困难的阅读,阅读总是令人喜悦的,哪怕读的是普鲁斯特这样一个“大病人”的传记,他的病痛伴随着阅读的全过程,无时不令人联想到生命的虚无,但阅读所产生的思想却最终汇入了我们同情心的海洋里: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是可怜悯的,获得这一怜悯心的办法就是去读他的传记。
莫洛亚的《普鲁斯特传》出版于1949年,它早已不是有关普鲁斯特的最新和权威的研究成果,但它是我仅有的一本《普鲁斯特传》,而且汉译本出版于不久前的199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译者徐和瑾),它成为我进入普鲁斯特生平的唯一的一扇门。莫洛亚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有名声的传记作家,他的《普鲁斯特传》可能是汉语出版界唯一的普鲁斯特生平材料。我信赖他是因为我不得不信赖他。因此,我在下面所谈的普鲁斯特实际都是莫洛亚告诉我的普鲁斯特。
普鲁斯特曾经是个出入于社交界幼稚的年轻人,是一位夸夸其谈的花花公子,尽管他的模仿能力,他的博学和才华从一开始就为人承认,但是,博学和才华并不能使一个人免于幼稚。一个无所不知的幼稚者,这就是年轻的普鲁斯特。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叫做《欢乐与时日》,这是一本模仿之作,在其中完全看不到《追忆似水年华》中精微复杂的普鲁斯特。这事实很不符合我们一般所有的对于天才的观念,我们认为天才总是早熟,并往往是一鸣惊人的。抱着这一观念,普鲁斯特的幼稚和虚荣(虚荣也是普鲁斯特显著的特性之一,他一直到临死时都在关注并抱怨着自己作品的印数)令我吃惊。
普鲁斯特与母亲和外婆的关系是他的幼稚的一个最重要方面。我们在《追忆似水年华》开头部分所看到主人公在临睡前的黑暗中焦急等待母亲上楼来吻他的场面,实际就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普鲁斯特家族对于感情生活的重视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那是产生他的细腻情感的社会基础,是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兼有贵族和资产阶级双重特性家庭的特有的产物。随着外婆和母亲先后逝世,普鲁斯特最真实和最强烈的感情终于无可寄托,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之中。他仍然出入于社交界,但社交界是角逐虚荣的地方,是展示礼仪和才华的场所,与任何个人的隐秘情感无关。他虽与许多社交界女子保持着终生的亲密关系,但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不得不站在了一个纯粹客观的立场上来观察爱情(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这是普鲁斯特这架巨型机器对于复杂情感的描写无所不能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他与生俱来的深刻的情感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他只有去巨细无遗地描写这种情感。
普鲁斯特的同性恋倾向是当时法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反面。普鲁斯特既不得不描写它,他便日益陷入加倍的孤独和负罪感之中。在他的母亲活着时,他为自己这一情感倾向不能向母亲明言感觉到万分惭愧;在母亲死后,在他的书出版之后,他的这一倾向已经昭告于世人,他终于获得了一个不顾一切的无道德的地位,他成为无可指责的人,既不为自己的虚荣心也不为社会所指责。而且他最终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说明社会承认了他这样特定的无道德之人的存在权利,而且这是一种怎样的权利啊,它意味着荣耀和万古长青的名声。这正是一个贵族所追求的终极道德,他得到了它。
普鲁斯特的疾病是他最为后人所知的一个方面,就连从不读他书的人也知道,他是一个哮喘病患者,对阳光和很多种气味过敏,于是他后半生不得不生活在永久的黑暗中。在整个巴黎都睡熟了的时候,他正在工作,而他的所谓工作是对于虚无的凝视,正是在阳光之下很不容易做的事情。他年复一年的时光是在特定的床榻上度过的,他的夜间活跃时刻很多都为了来求证某一种花是在什么季节开放,因为他不能够亲自去阳光之下观察;为了弄清某贵族大人在多年前的某一个社交场合穿的是什么式样的裙子,那是为了“寻找失去的时间”。“寻找失去的时间”,这是普鲁斯特本来的书名,现在译林出版社的《追忆似水年华》只是这一名称的大可商榷的意译。“寻找失去的时间”,我一直以为这是柏格森式的哲学命题,读了莫洛亚的传记我才知道,柏格森竟是普鲁斯特的老师,但二人意见却并不相合,柏格森并不喜欢普鲁斯特的巨作,认为它不能起到鼓舞灵魂的作用。哲学家的健全与文学家的疾病殊非同道,这本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们竞时时无师自通地认为看到了文学作品的哲学灵魂,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误解。我们常有的另一误解是,认为健康的身体才能寄寓美好的灵魂,但事实往往相反。莫洛亚称普鲁斯特是“大病人”,与他的另一称谓大作家并称,我也像他一样相信,此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至于疾病的创造机能具有怎样的工作原理,这并不是传记作家所能解决的问题。
普鲁斯特工作方式的另一特点是反复修改。莫洛亚说,他的初稿经常是平淡无奇的,但就在这平淡无奇的初始之中产生出了极为富丽繁杂的最终的景观。普鲁斯特称为这是文本的自我繁殖能力。反复长期修改文稿的后果之一是,老年普鲁斯特(即四十多岁的他,他是五十岁去世的)与青年普鲁斯特相比,就像是两个人一样。这其中就包含着“寻找失去的时间”这一主题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人的自我像他的文稿一样,终生充满着修改的可能性。我们青年时代所认识的那个人,到老年时我们仍然觉得认识他,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同时,修改包含着回忆的哲学。回忆也具有自我繁殖的能力,回忆也是甚至更是对于回忆的回忆。这是一种镜像式的生命延续,这也许是生命得以真正延续的唯一的手法。这一普鲁斯特式的真理没有人比他自己认识得更为清楚,他生命最后阶段唯一的任务就是修改自己青年时代的文稿,即令那些前一阶段的回忆以最大的效能增值。这种老年对青年的修改,使得激情沉淀,智性的因素不断进入,道德相对主义为生命的强力所反复确证。通过修改,他不仅找回了失去的时间,还获得了在时间中与虚无对立的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遗憾是对于他的巨作的后三卷的修改终于只成为了一种可能。他很多年里反复念叨的生命的尽头,在他五十岁时得以实现。他的幸运是,他在社交场养成的虚荣心,在生前就得到了满足,他名满天下,很多国家都翻译出版了他的书,他的名字与他所崇拜的巴尔扎克得以相提并论。如果他活在他永恒的回忆中,他就可以看到,他的书的繁殖能力比他本人的生存能力还要强得多,以至于现在都不能把他称为一个死者,以至于我们相信,永生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