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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明万历年间杨州女子冯小青影恋而死事件，分析女子的性变态心理。第1部分为小青事考；第2部分为小青之分析，下分精神分析派之性发育观，自我恋，小青之影恋，小青之死与其自觉程度，小青自我恋之病源论，小青变态心理之余波；第3部分为余论。书末附小青的作品，《女子作品与精神郁结》等。

另：文化艺术出版社于一九九○年五月版，用白话语体作了译解，并增加若干资料，更书名为《冯小青心理变态揭秘》

文：赖力行

    摘　要:潘光旦用精神分析理论的模型对明末冯小青影恋性心理的分析,超越了传统文学批评“以心见心”的思路,使中国古代社会女性心灵被摧残、扭曲的状况,获得了有深度的个案分析,也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参照和有益的启示:文学批评的人文意义不可忽视;科学性是古代批评现代转换的关键;西方理论本土化必须以理论范式与阐释对象的对应为前提。
     关键词:影恋性心理;文学批评;人文性;科学性;本土化
     
     一、《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述要
     
     冯小青是明万历年间一位只活了18岁的传奇女子。潘光旦经过详细考证,根据支如增撰写的《小青传》和冯梦龙《情史类略》、张潮《虞初新志》所载《小青传》,参考张岱、李雯、施润章、陆丽京等文人以小青为题材的诗,结合《盛明杂剧》、《西湖拾遗》等明代笔记、传奇中的材料,不仅确证了冯小青其人,并对冯小青的影恋性心理作了详细分析。《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所分析的冯小青,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生于扬州,自幼随母学习,性好书,出语敏捷,诗琴书画精妙,秀丽可人,13岁时嫁与杭州冯生为小妾。冯生之妻奇妒,小青虽曲意逢迎,仍被她赶到孤山别室,并声言不得到她的批准,不能与冯生见面。小青开始独处时,常常临池自照,和水中的倒影对话,神情凄婉。遇女仆偷窥,便立即停止。后杨夫人常来和小青一起下棋、读书、吟诗、作画,遂成挚友。杨夫人同情小青遭遇,并称其可以帮小青跳出火坑。小青婉言相拒,称梦中手折一花,随风片片落水,可知婚姻已如花落流水,若生他念,徒供群口描画。后来,杨夫人随夫异地赴任,小青更加孤独、郁闷,不久便染病。对送来的药汤,她又怀疑被冯妻下毒,掷药床侧。小青病中水米不沾,惟饮梨汁少许。小青的病虽越来越重,但却依然明妆靓服,从不蓬垢卧床。忽一日,小青命女仆传语冯生,要他请一良画师为自己画像。第一张嫌未得神采,第二张虽得其神,却又嫌不够风采摇曳,画第三张时,小青先让画师观摩自己的行为举止,才画出其袅婷多姿的风采。图成,小青将自画像供于榻前,用名香、梨汁祭奠,并说:“小青,小青,画中人难道与你有缘分吗?”说罢抚案而泣,一恸而绝,时年18岁。[1](Ｐ114、116)
     潘光旦“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自然对冯小青的生平传记及其作品很熟悉,但并没有发现其中隐含的意义,直到他1921年“初次和福洛依特的精神分析论和此论所内涵的性发育论发生接触”后,才“发见了明代末叶的一个奇女子,叫做冯小青,经与福氏的学说一度对照以后,立时觉察她是所谓影恋的绝妙的例子,于是就借了梁任公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责缴报告的机会,写了一篇《冯小青考》”。[2](Ｐ2)《冯小青考》写于1922年,寄给上海的《妇女杂志》。两年后《妇女杂志》发表该文,题为《冯小青考》。后应上海《新月书店》之邀,“爰取旧有关于小青之材料重加厘订,于其性心理变态,复作详细之探讨”(《小青之分析•叙言》),并增补《精神分析之性发育观》一节,于1927年9月出版,书名《小青之分析》。1929年8月订正再版时,书名改为《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见《潘光旦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包括:“小青事考”、“小青之分析”、书后所附作者“余论”以及冯小青的诗作和清代女词人作品的统计学分析。
     “小青事考”列举了明末至清代有关冯小青的主要材料,包括陈文述《兰因集》所载支如增的《小青传》、涨潮《虞初新志》中的《小青传》、张岱《西湖梦寻》中的《小青佛舍》,《兰因集》中的《小青墓志》等,并参之以沈涛的《续本事诗》所载吴道新《紫云歌序》、施润章的《蠖斋诗话》、李雯的诗《仿佛行》之序等涉及小青的题咏文字,详细考证了小青事迹之真伪,为下文小青之精神分析提供了丰富而确凿的事实根据。
     “小青之分析”内容最丰富。在这一部分,作者先译述精神分析学派的性发育观,解释其理论体系中的“中滞”、“回流”、“自我恋”、“影恋”等关键词,为小青之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接下来潘氏用事实回答了“何以知小青有影恋之性心理”的问题。影恋属于自我恋,是自我恋登峰造极的表现,小青的临池自照、对镜落泪,病魔缠身却明妆靓服,临死吩咐画师造像,面对自画像一恸而绝等反常行为,在潘先生看来非一般所谓顾影自怜所能解释,只有影恋心理才能释然。小青作品中的“瘦影自怜”、“朝泪镜潮,夕泪镜汐”等诗句,就是这种影恋性心理的艺术反映。
     潘先生又从小青之死进一步分析了小青对影恋心理的自觉。小青的悲剧本可以通过改嫁和出家得以解脱,但小青既不愿改嫁,又不愿削发为尼。潘氏分析其中的原因说,小青不听杨夫人的劝告改嫁,既不是怕坏名节而不敢嫁,也不是因自身条件不好嫁不出去,更不是无改嫁之便利与机会,是因为她自知其“去则弱絮风中”,缺少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潘先生认为,这表现了小青“不能应付异性之环境”的自觉意识和自恋心理。至于小青不愿出家,既不是没有机缘(她十岁即遇老尼传授心经),也不是没有天分(出语每通禅理),而是因为自知其不能如出家人一样完全灭情禁欲。同时,小青一方面对其自我恋有相当之自觉,另一方面,又不能冲破“愿作鸳鸯不羡仙”的社会成规,二者的冲突越大,内心的痛苦就越厉害。加之她的影恋生活存在障碍(常被女奴窥之),杨夫人又一去不返,形单影只,小青之死实属必然。
     接下来潘先生从弗洛伊德的性发育理论来推测小青自我恋形成的原因。他认为小青在处女时代虽然没有表现出特别异于常人之癖性,但她有“绰约自好”的性情,隐含着自恋倾向。出嫁之时,小青性发育的全过程尚未最后完成,嫁与“性嘈唼憨跳不韵”(性格浮躁、粗鲁,不懂体贴温存)的冯生之后,小青不堪性粗暴和冯妻之淫威,导致其欲力回流,流回至往昔曾经留滞的“自我恋”之阶段,从而造成影恋性心理。在潘先生看来,小青之影恋,是“回流”和“中滞”两种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小青之分析”最后讨论的是小青性心理的复杂性。小青的影恋性心理,主要是因为新婚不快导致性发育的“回流”所致。按照精神分析学说,“回流”是指性发育虽已完成全过程,但因为受到异于寻常的性经验之打击,退回至性发育的较早阶段———依次为“同性恋”、“自我恋”、“母恋”阶段。小青的欲力回流较为复杂,一种情况是还没有流到自我恋阶段,只到同性恋;另一种情况是越过自我恋阶段到达母恋。在小青的诗作和书信中,同性恋和母恋两种倾向都有所流露。此外,小青的自我恋除了影恋这种极端的形式外,还表现在自大与猜疑的心态上。潘氏指出,小青诗文喜欢自比历史人物蔡琰、王嫱,喜欢以自己的名字入诗,自美之辞很多,这都是自大心理的流露。猜疑则体现在病中掷药不饮上。小青的性心理既包含自我恋,也有少许同性恋和母恋因素;自我恋中,既有影恋这种特别严重的自我恋,也有自大和猜疑等一般自恋心理,这就是小青性心理的复杂性。
     全书末尾部分是作者的两篇“余论”和三篇“附录”。
     潘先生在“余论一”中指出,女性在我国男权专制社会中地位低下,被视为不祥之物、可玩之物,即使女子自己也不惜以此自贬。传统社会遏制个人性生活的正常发展,而社会舆论对女性变态性心理的普遍态度偏又“不谅解”,不谅解即不理解、不正视、不宽容。由于不蒙社会“谅解”,弱女子一旦性生理和心理出现病变,眼光便不能达其症候,也就不知采取何种措施予以调节和排遣,终致郁结而死。依潘先生的观察,我国女子体质柔弱,精神郁结者为数不少,而尤以像小青这样的知识阶层中之女子为甚。郁结而死者如冯小青,其事迹虽然被文人把玩,但仅仅止于同情而已,并未被人谅解,因此类似的悲剧仍在不断上演。现代社会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谅解”,从而彻底摆脱这种悲剧?潘先生认为首先必须改变社会对于性欲及性发育的观念,开展性教育,使父母去其溺爱,减少因性发育的“中滞”而导致的母恋;提倡女子教育,扩大异性交往的机会,使女性淤塞的欲力得以疏通,这样,即使性发育中发生性心理的变态倾向,也可以归于常态。
     “余论二”,论述自我恋与婚姻选择。潘先生运用精神分析学说的“性的过誉”(ｓｅｘｕａｌｏｖ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理论,分析世间佳偶何以少见的原因。未婚之青年人,没有不依心目中的理想条件来择偶,若此时内心未脱自恋而又不自觉,“理想”之异性即为主观自我的影子,情人身上的光环,实为自我崇拜所投射。随着年事日长,终将认识到客观异性之对象和主观自我之理想不是一回事,还其情人之本来面目,婚后的失望也就随之而来。用潘先生的话来说:“当日之崇拜愈深,用情愈热烈,则此日之失望愈甚,是势所必至者也。”
     “附录一”,转录陈文述《兰因集》所载6篇小青作品,和潘先生的“小青作品勘异”。
     “附录二”,潘先生对清人毕振达选编《消魂词》所载的清代95位女词人的234首作品,进行用词特点的统计,结果在234首词作中,情绪消沉之字竟在1600多个以上。通过统计分析,女性词人的体质之虚弱、生活之孤寂、精神之郁结甚为普遍。潘氏在解释这种普遍的精神状态时说,“女词人精神生活之不积极”,不能完全用汉族女子体质虚弱的先天生理特征来解释,还应该从中国社会中女性“性发育与性生活之愆期,缺陷与不适当”方面来寻找原因。
     “附录三”采录绛县陈玉秀自题小照诗4首,这些诗可以印证小青之影恋心理的普遍性,为潘氏的性心理分析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本土材料。
     
     　　二、《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的文学批评学意义　　
     
     潘光旦运用西方理论分析冯小青的影恋性心理,开辟了深入考察中国社会与女性问题的新途径,其意义和价值已有专文评价。李乔在《冯小青的影恋与古人心理的探究》一文中指出:“潘光旦对中国妇女性心理及两性问题的关注,其启示在于:如果不从心理学角度探究妇女的心灵被摧残、被扭曲的状况,只读妇女史、娼妓史等所记载的史料,就不能深切体会中国妇女曾经受到过的精神压迫的深切程度。潘光旦在接受和运用西方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方面所具有的贡献即在于此。”[3](Ｐ423)潘光旦运用西方理论分析冯小青的影恋性心理,也是一种自觉的文学批评活动,因此它还具有文学批评学的意义。潘先生曾明确指出,精神分析心理学对于文学作品隐含意义的发现和阐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他说:“精神分析派出后,医学而外,最先应用其学说而得比较圆满之结果者为文学。……从此批评家得一新角度以作比较深刻之观察与分析,而一般爱好文学与艺术者,明乎一种作品之原委,亦从而加以谅解,于是文艺之意义益加醇厚,则可得而言也。”[4](Ｐ15～16)
     从文学批评理论建设的角度来说,潘光旦先生的《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给我国当前的文学批评学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参照和有益的经验,同时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反思的问题。
     第一,文学批评的人文价值追求问题。
     文学是人学,文学批评家解读过程中的“意义”生产理应帮助读者深化对人的认识。潘先生《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的价值,不只是对古代作家传记和作品的隐含内容提供了有深度的全新阐释,更在于他在个案分析中所倾注的对中国妇女性心理和两性关系的人文关怀,及其所达到的人性深度。时过60年,受西方后现代文论“削平深度”、“消解意义”的影响,当代文学批评却出现文学、文学批评独立化的倾向。文学独立的后果是丢弃了应有的现实关怀和人文价值,剩下的只是无意义的能指游戏;文学批评的独立,则导致批评家喜“新”厌“旧”,忙于建立一套又一套的解读程序,追求解读程序的自圆其说,遮蔽了文学作品隐含的社会人文内容。这种丢失了人文意义的文学批评,作家不看,读者也不看,被讥为“剃头挑子一头热”(李陀语)式的理论自恋。
     第二,文学批评的科学性问题。
     潘先生23岁时写的《冯小青考》交给国学大师梁启超时,即给梁留下了深刻印象,并用奖励的口吻作出“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的评价。这种评价就是对其科学性的肯定。众所周知,文学的“特性”,使情绪、心理的流露和意向的寄托,具有某种隐蔽性,存在某种“空白”,因而也就隐含着不同解释的空间和余地。但是,批评家的“意义”生产,仍然存在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科学性是保证阐释合理性的依据,是文学批评权威性和说服力的必要条件。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科学性更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向现代转型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这也正是一大批在中国教育和科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归国留学生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的历史时期。这批学者建立现代型知识体系的基础,就是“科学”和“科学方法”。[5](Ｐ162)这种共识,不仅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就是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也是认同的。当时的一位教育学家王风喈就说过:“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7](Ｐ417)潘先生所著《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恒久的学术生命力,正是得力于“科学”和“科学方法”。具体来说,潘先生这本书的科学性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有先于固有材料和本土经验的理论预设(“精神分析之性发育观”)的说明,这一说明,界定了他应该考察的问题和应该采用的方法,以及他所运用的“中滞”、“回流”等概念工具。其二,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这包括他考证作品真伪、了解创作背景和检索其他女性词人的过程中获得的材料。文学批评要摆脱主观随意的褒贬,就不能不重视这些材料的准确性、恰当性。其三,追求文学批评的思辨品格。潘先生擅长从批评对象中提炼出中国社会中至今仍然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女性变态性心理、两性性生活障碍、婚姻期望值与婚后失望之关系等),进行探索和阐发,这都是需要很高的理论思辨水平的。
     第三,西方文学理论本土化的取向和路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现代型科学知识体系的建立,离不开由留学生们直接带来的西方理论,这就使中国现代型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伴随着西方科学理论本土化(或曰“中国化”)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广泛引进西方科学知识的高潮,创刊于1926年的《自然界》发刊词说:“最近三十年中,国内的知识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承认科学的价值。优秀的青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在国内外学校里攻究科学的,成千累万;翻译出版的书籍,风行一时,已成为市场上的商品照。”随着西方科学理论的大量引进,学者们提出了“科学的中国化”、“科学之国语化”等口号,认为:“今日中国之所谓科学,均来自欧美”,“如果科学上的名词术语,不能用本国文字语言为正确的表示,那么科学决不会有进步”。[7]西方科学没有被中国化,就仍然只是西洋的科学,不能成为提升中国人的科学意识的知识资源。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理论(包括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80年前就已经是一个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当时的科学家和学者们认为,能否“本土化”应由以下因素综合判断:西方理论被国人所理解并接受的广泛程度,引进的西方理论能否说明本民族的习见现象和固有经验,能否融入本土文化、形成新的思维习惯。在西方理论本土化方面,潘光旦的《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它为我们今天一直在关注的西方理论中国化问题的学者提供了多方面的参照和启示。
     首先,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是把西方理论学到家。从接受过程来说,潘先生在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前,已经在清华图书馆读完了霭理士的六大本英文原著《性心理学研究录》,当读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之后,又游学欧美,先后入美国达茂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生物学、遗传学、人类学、优生学。游学期间,潘先生还亲见不少因“中滞”或“回流”而导致心理疾病的案例。从接受准备来说,潘先生具有本土文献和经验资源的丰富积累,有从读书中获得的对两性关系及性心理学浓厚研究兴趣。他生长在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阅读了大量古代通俗小说、野史笔记,以及父亲从日本带来的青少年性教育教材,他的读书,具有文献积累和理论烛照的双重特点。加上他处于借用西方科学理论建立中国现代型知识体系的特定历史时期,良好学术氛围与自身的主观条件,他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和事例就有入骨的理解和领会。
     要把西方理论理解透彻,除了外语之外,还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在潘先生的同时代人中,具备这样的功力和素养是不稀罕的。但是由于现代科学文化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饱受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冲击、焚书坑儒式的“文化革命”的破坏、近年来商业消费文化的干扰,加上科研体制、教育体制愈演愈烈的弊端和学者个人的学术投机心理,像潘先生这样有深厚国学功底又精通西学的学者已属罕见。而那种如国外学者早就唾弃了的“追求时髦,堆砌动听而模棱两可的句子,杜撰标新立异的词汇,罗列连本人也未曾阅读的大量书目”[8]的文学理论批评文章,却是层出不穷。
     其次,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另一个前提,是引进的理论有较为广泛的接受者。接受源于理解,国外的科学理论只有其精髓被学术界多数人所理解,才能被接受,之后才能在各有特点的运用中与本土文化相融合。这就要求译介者在翻译中必须用读者所熟悉的本土经验资源去说明它,用符合本民族的语言表达习惯去传达它。如果理论和事例都是欧美的,就会使中国读者产生隔膜。它就仍然只是一种西方的理论,即使引进了也很可能被束之高阁,从而也就谈不上本土化。这种观点,是五四以后,讨论西洋科学中国化问题时形成的共识。他们认为,要实现科学的中国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本国的文字语言为适切的说明;第二,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他;第三,还须回转来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
     《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实践这种主张的绝好例证。潘先生翻译西方性心理学的理论,一是力求国语化,“避免欧化语体”,“译者以为一种译本,应当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觉到他是在读一本中国书,和原文的中国书分不出来,越是分不出来,便越见得译笔的高明。”[9](Ｐ6)二是尽可能运用中国的文献材料(如冯小青的传记、作品,宋明清女性作者的作品)去说明他所介绍的西方理论,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霭理士《性心理学译注》更是这方面的范例,全书共计34万字,其中有10万字的注和附录,而“中国的文献与习惯中所流传的关于性的见解与事例”又占其中约7万字。[9](Ｐ6)三是反过来用西方的性心理学说明了许多中国古代的被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从新的角度发掘了像冯小青一类女作家的作品的隐含意义。
     再次,它使我们得以明确,引进国外文学批评理论的惟一目的是解释中国社会固有的、突出的、反复存在的文化和文学现象。这就意味着,任何有引进价值的西方理论,都仅仅只是为发现和解决本土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照角度,新的理论预设,西方理论并不等于本土案例分析的现成结论。我们若能通过运用国外的理论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解释,才可以证明它的本土适应性。这是西方理论本土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潘先生接受和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解读冯小青,获得了思考艺术、思考社会,揭示文学形象历史深度的新的理论支点。没有新的理论支点就没有新的问题域,因为材料本身是无所谓问题的。对文学现象的所有考察都是批评家发问的一种结果:每一种提问都包含着一种探测性的假设,我们寻找某个层次的现象及其原因,就因为我们的假设使得我们去期望得到某种结果。批评家预设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框架,是他学养、经验和理论水平的综合体现,它决定着批评切入角度的独特性,决定着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在文学批评学研究的立场上来看,潘先生站在精神分析的理论支点上,对本土固有的、突出的、反复存在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的解释,既具有目标设定的合理性,又具有阐释的结果与预定目标的符合度较高的特点。潘先生自己也说过,小青的传记和作品,不用精神分析的性发育观和影恋说是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潘先生的批评实践表明,理论范式与阐释对象的对应性,使得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比其他批评理论在中国获得更高的可接受性,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使用最多、成果最显著的外来批评方法之一。
     第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化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偏于即兴印象和情感体验,缺乏理论思辨。传统文学批评也强调“知人论世”,也有意义阐释,但这种阐释或者只是停留在“以心会心”的阶段,或者采取依据通行的“代码本”解说诗意的索隐方法[10](Ｐ86),“以心会心”和索隐方法显然与现代型知识体系的科学性追求相距甚远,以现代型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转换,便是用有理论框架、有逻辑推演、科学性很强的解读模式来弥补其解说的空灵简略和主观随意。
     潘光旦的《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尝试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说明中国本土文献,走出了传统批评情感体验的阐释模式,具有模型建构、事实梳理、逻辑论证等现代演绎型批评文本所具有的典型特征。
     依托中国诗性文化的传统文学批评,常见文体是诗话体、书信体、序跋体、评点体,甚至采用文学创作的文体,如论诗诗。现代的文学批评更多采用演绎型文体。“所谓演绎型文体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按照某种一般原理和某种程式进行推导和解析。”[11](Ｐ90)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理论模型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批评家的批评,不是由具体现象与经验抽象、归纳出理论模型,就是将某种理论模型推演、运用到具体的对象上。理论模型的特点是某种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适性、明晰性和抽象性,这一特点必然要以简化与舍弃现象与经验中的具体感性内容为代价,而正是在这种抽象、简化与舍弃之中,思维才得以逐渐把握纷繁芜杂的经验世界的某一层面的本质,获得对事物的某一方面的清晰的认识。潘光旦对冯小青的解读,体现了上述特点,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批评向现代转型的一个范本。
     当然,潘先生对于冯小青的分析,只是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形态。我曾经指出,从批评所追求的目标来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强调社会政治作用的社会历史批评,追求意义阐释普遍性的科学主义批评,偏于情感体验和主观趣味的印象主义批评。[12]从文学批评写作者的角度,又可以分为新闻记者的批评、学院教授的批评和作家艺术家的批评。潘先生的解读,只是属于学院中的科学主义批评形态。中国古代的批评思维、批评方法、释义模式,在其他两种现代批评形态中如何继承、如何转型,还有一些不尽相同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一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西方文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关系的论文专著中,缺少对像潘光旦这样文学领域之外的学者的研究,对他们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作出的贡献,缺乏细致的分析和应有的评价。当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者的视野需要扩大到与研究对象一致的程度时,这种缺陷也许才能得以避免。不然,我们今天倡导西方理论(包括西方文论)中国化、建设现代性和本土化的文学批评理论,就会缺少一种宽广的历史视野和历史的纵深感。
     
     参考文献:
     [1]　潘光旦.冯小青性心理变态揭秘(祯祥、柏石诠注)[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2]　霭理士.性心理学译序(潘光旦译注)[Ｍ].北京:三联书店,1987.
     [3]　潘乃穆.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　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Ａ].潘光旦文集[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　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7]　张其昀.“科学”与“科学化”[Ｊ].科学的中国,1933,1(1).
     [8]　约翰•理查森.文学批评的增长[Ｊ].文艺理论研究,1993(3).
     [9]　潘光旦.性心理学•译序[Ｍ].北京:三联书店,1987.
     [10]　王先霈.圆形批评论[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1]　蒋原伦,潘凯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2]　赖力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三种形态[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6). 　

文：海　青  
出处：读书 2006年第4期


　　冷雨幽窗不可听，
　　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
　　不独伤心是小青。 　　

　　如果让说书先生讲冯小青的故事，这首七绝想必该是定场诗了。

　　冯小青是明万历年间一户寻常人家的女儿，既为故事的女主人公，她必美丽而聪慧，幼年时还从一老尼那里得来“早慧，福薄，毋令识字，可三十年活”的不幸预言。正如所有故事中不幸的预言都会实现一样，小青不但“识字”，而且好读书、工诗文；十六岁嫁与杭州冯生做妾，婚后不容于正室，被远置孤山佛舍，两年后即病死。“冷雨幽窗”诗是小青诗作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中的小青独居佛舍，愁惨欲绝之时，打开《牡丹亭》，感于书中女子的痴情而心有戚戚焉。

　　学者高彦颐视野中的冯小青，正是这样一个在浪漫作品中寻求心灵安慰的女子，为小青所钟爱的《牡丹亭》，正是当年的流行读物，读者大多是中产之家的少女少妇，于无聊闺中捧读此书，读到凄婉处，常常泪洒鲛绡。

　　为什么女性如此需要这些风流缱绻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意味着什么？在它们不停地传递和再生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高彦颐在《闺塾师》中用“情迷”加以概括，并引用夏志清对汤显祖的评论：“情迷的中心宗旨，是假定爱情是作为生活中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闺塾师》中的女性世界是一个“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女性们是主导者、演绎者，在对情的感悟和传达中，她们乐此不疲，甚至因极度投入奉上了“卿卿性命”。这是一个娴定从容的性情世界，严格说来，和那个由紧迫的政治话语和凄厉的阶级控诉交煎而成的祥林嫂式的“五四公式”，并无多少关系。

　　女性对浪漫文学的热爱持续至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小说仅仅因为满足了一种肤浅的爱情幻想即可畅销。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对这种现象做过分析：在消费浪漫小说和爱情故事的狂热中，个体是在幻觉中追逐那些在日常世界中被否定和无法实现的东西，在阅读快感的实现中，发挥作用的正是在缜密的现代理性压抑下个体的受挫感。由此观之，现代社会中的“情”更像一种以超越面相出现的现实日用品，人们的需求会一直持续，所改变的只是消费品的形式而已，就像美国系列剧《成长的烦恼》中，那位已为人母的女主角会兴奋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待某部言情剧，并准备好大盒的纸巾用来擦拭将会掉下来的眼泪。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这是一种情感自娱，其最终价值，就是让观众沉浸于即时的情爱幻觉，心满意足地落下眼泪，然后继续她们琐细的日常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看，冯小青的确是“情”的世界中的佼佼者——因情而死只有少数人做得到，这不仅关系到“死”的勇气，还有才气与悟性的先决条件，二者兼备，才得以跨入“情死”之域。然而如果我们追问，在小青的孤寂世界中，“情”如何发生，它具有什么意义上的真实性呢？

　　法国文论家勒内·基拉尔曾分析一位同冯小青一样爱读浪漫作品的女性——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包法利。少女时代阅读的浪漫小说使她爱上了传奇式人物，她所崇拜的女性都是“出名的或不幸的妇女”，从那时起，她就开始扮演她们，也培养了一种在幻觉中生活的习惯。这种习惯也可以说是一种能力，只要在生活中得到一点她需要的暗示，她就能很快进入角色：只和她跳过一次舞的子爵被她和小说中的人物挂上了钩，凡夫俗子仅凭一套骑马装也能让她神魂颠倒;她和迟钝木讷的丈夫调情，幻想在一群乡下亲戚中举行火炬婚礼……痴迷于阅读某类作品的人，心里已经产生了模仿意识，希望自己成为书中的主人公。事实上每个人在成长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外来暗示足以使他丧失感知自我的能力，也无法产生任何来自于自我的“欲望”。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先读了大量爱情小说再去追求异性，很难保证他的恋爱行为不是小说情节的再现:因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流行的恋爱方式，那些颇具共性的海誓山盟所流露的恰恰不是人们的欲望，而是欲望的规训者。

　　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基拉尔将人的欲望形式称为“三角欲望”，即欲望的产生除了欲望的主体、客体这两个必要因素之外，还需要一个第三者，基拉尔称之为“欲望介体”。认为欲望产生于主体是一种错觉，一种“浪漫的谎言”；真正使欲望发生作用的是主体对介体的摹仿，正如堂吉诃德之摹仿阿马迪斯。包法利夫人的世界不一定比堂吉诃德的世界更加真实，“一旦介体发生影响，主体对现实事物的感觉就丧失了”，因此“介体”才是三角欲望的中心，有了它，即使没有值得爱的客体，爱情也能进行得如火如荼。

　　欲望的虚幻、自由的虚幻，也就是“情”的虚幻，在福楼拜、普鲁斯特、斯丹达尔最伟大的作品中，爱情和攀附、嫉妒是一回事。其实无需套用基拉尔的理论，在《闺塾师》所描绘的“情迷”世界，也揭示了“摹仿”在女性爱情生活中的重要性，甚至“才女短命”的迷信未尝不是反复心理暗示的现实影响。冯小青毅然决然走向死境则是由于对“介体”——《牡丹亭》的女主人公——的摹仿，临死前延请画师为自己画像，且三易其稿，终于得一形神俱似、风采流动的画像，这一举动更是将摹仿行为推向了极致，甚至有人认为小青也希望同杜丽娘一样死而复生，“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生活”的美满结局大概也曾在“冷雨幽窗”的寂寥中反复映现。从这个角度看，“情”的重要性揭示的是现实中的女性对自己生存位置的紧张，婚姻仍被指认为圆满爱情的最终归宿，让无数将自己幻想为美丽多情的女主人公的女性们永久栖息其中。

　　小青正是在“情”的对象缺席的情况下走完自己的至情之路的；这个现象曾激发社会学家潘光旦的灵感，潘氏将小青放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世界中——小青是个奇特的痴情者，不过所痴情的对象“不是一个男子，亦不是一个同性的女子，乃是镜匣中的第二个自我”；否则，她怎会“临池自照，絮絮如问答”，见女仆出现，又装作若无其事，然而面色凄然，伤感于一次幽会被外人打断。及其病骨支离之时，却“明妆靓服，拥倚坐，未尝蓬垢偃卧也”，对自己的性命都不珍视，却对相貌如此留心，自是因为那镜中人才真是她心之所属。

　　如果说高彦颐视小青，如观众欣赏高超的演员，那么潘光旦凝视小青的目光，则近乎医生观察病人了；在前者那里，小青之死体现了情迷叙事的必然逻辑，也因此倾倒了千万读者，而对后者而言，小青“为何死得如是之速”却始终是整个故事中最费解、也最有意味的谜团。小青之死令人喟叹，因为小青本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而不至于死：出家入佛或另嫁他人。小青却将两条生路都轻易放弃，而且这种放弃并非出于传统和社会习俗的压迫，潘光旦曾反复分析，小青不以改嫁为然，“一绝不因名节关系”，“二绝不因无可改嫁之人物”，“三绝不因无常人眼光中所谓改适之资格”，“四绝不因无改适之便利与机会”。其原因，有“命止此矣”的宿命观，更重要的却是“小青自知不能无情欲生活，亦自知不能如常人之善用其情欲或竟如出家人之完全灭情禁欲”，终于“痛苦濒死”。

　　从潘光旦写作“冯小青考”的初稿到《冯小青》一书的出版，之间经过了七年，也正是“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影响正劲，爱的理想勃发、“新女性”观念流行的时代。爱的价值以及选择爱的对象的权力超越了一切古老的女性品德，成了女性生存的第一理由。在“恋爱至上”的狂热年代，冯小青的“医生”潘光旦始终冷眼观“爱”：青年人所热衷的浪漫的恋爱，从生物学角度只是性的结合之前短暂的迷幻体验，性的结合一旦完成，作为生理现象的幻觉也自然消失。婚前对恋人的美好印象，用精神分析派的术语叫做“性的过誉”，只是由幻觉引起的判断失常而已。将这种观点极端化之后，作为新文化运动最辉煌的战果之一的婚姻自由和为人诟病的“旧式婚姻”相比，至少在“择偶”这一点上并不占多少优势，甚至后者反而可以人为地控制和减少恋爱迷幻期所带来的危险后果。况且如果女性比男性更敏感于“情”、也更容易在两性关系中受到伤害，将女性从幽静深闺驱赶到一个情爱追逐的幻觉世界是否明智，性爱的自由对女性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从当年直到现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仍付阙如。
　　在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分析之下，“爱情”的神圣性灰飞烟灭了。在《冯小青》的书后，潘对理想之爱的虚幻性更有一番现身解说：

　　未婚之青年男女，试与言择偶问题，每曰，非理想之妻不娶，或非理想之夫不嫁；……未几，某君与某女士，或某女士与某君，果以往还，论交，订婚闻矣；试就而询之，则其所论交而订婚者果适符所愿之人物也。设一方略有文学之意趣者，则必发为诗歌，满幅皆为赞颂之辞；设不能者，亦必强为之，或与人津津道之不衰，一以美其所欢，一以自鸣得意。我辈读其文辞闻其称道者固深艳羡之，然同时未尝不疑问何以世间理想之佳偶若是之多。……此种心理状态，在青年时代为多，至壮年或老年，与实际生活之接触日多，青年时一气呵成之空中楼阁乃风流云散。

　　潘氏的核心问题，与基拉尔提出的“三角欲望”异曲同工。在基拉尔那里，没有任何欲望是主体自发的，所有人都是“时尚”的奴隶，“他者而且只有他者能够激发欲望，不仅如此，当实际经验与他者的意见相左时，他者的意见轻而易举就可以占上风”。这正像在描述五四时代由知识精英掀起的“爱”的狂潮，普及“爱”的价值成了一代人的实践运动，在这过程中引发了无数争论，上演了无数回肠荡气的恋爱悲喜剧，然而最终，“爱”这个来自海外的“他者”是否真的融入人们的血脉，转化成生活中的精神力量，还是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和时尚的层面，如戈尔蒂耶所说，是一种“自鸣得意的包法利主义”呢？

　　从潘光旦对小青命运的忧虑中，可以看出他当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小青是个自恋者，那么她的“情死”完全是由于对自己的真实欲望缺乏省察而屈从于外在的“情”的暗示的结果，潘光旦由此感叹：“我辈读小青至此，抑可知无论一人之性心理如何个别，其人之性观念每不易摆脱社会之习惯；愈个别愈不能摆脱社会之成规，则行与心违，欲与望左，其痛苦弥甚；间或有一线曙光，其人得自知其隐秘而别图顺应，则又稍纵即逝，不可复得：此若小青者，所以为千古之伤心人也。”潘光旦突出小青的“性心理变态”有其社会批判的意向所在，他写作的“动机”之一，是以冯小青之病为当时社会之病，呼吁“改造社会之两性观”；但文中所说的“性”却并非单指两性生理关系，而是个体的情感归属，对这个问题，社会经常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可以说，健康的个人必须对社会中流行的种种价值暗示具备一定的批判和抗拒能力，才可能对自己真实的情感需求有所体察并加以实现。潘光旦从小青身上看到了现代人的处境，这个故事的独特意义也就在于此——小青的问题是她自己的，就像她词中所写，是需要“自思，自解，自商量”的。如果我们抛开痴情和女性美相结合的必然性以及“情死”带来的崇高感和审美愉悦，问一个基拉尔式的问题：爱欲真的发自内心吗？“情”的发生及其完成是否真的只是主体与客体二者之间的事？

　　在女性身上，这个问题最终很可能会转变成一个张爱玲式的问题，就像《倾城之恋》中女主角的心理：“她承认柳原是可爱的，他给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对于一个寻常女子，这种感觉就足以令她坠入爱河，而且会兢兢业业地爱一辈子。而冯小青最让人头痛的地方就是她不肯做一个寻常女子，她唯一的好友杨夫人是个寻常女子，因此，杨夫人“不能为小青之真知己”，小青的处境是全然孤立无援的。潘光旦的敏锐和细致使他比杨夫人更能成为小青之“知己”，然而潘氏对小青的关注，同样是以一个寻常女子当获得的寻常幸福为出发点的，由此观之，小青最致命之处在于其“自大”。一个寻常“小家碧玉”，何必在诗中自比蔡琰、王嫱，又何必对自己的美貌与悲惨处境念念不忘？其实小青何所思呢？她的丈夫不过是个纳了妾又因惧内不敢消受的软弱男子，始终不曾对小青稍示爱怜。自负自爱如小青者，既被驱遣，总不至于还期待那“冤业郎”偶尔一次的临幸吧？及其病重之时，绝食掷药，视生命如敝屣，却对一幅画像耿耿于怀，自己既以悲剧人物自居，谁还能救你？

　　至高无上的“情”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形形色色的生存处境和现实选择；其实不止是“情”，一切具有超越性的价值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按照潘光旦对小青的忠告，“情”的无偿给予本来不是女人该做的事。“我本将心托明月，原来明月照沟渠”，其中“情”的价值体现为悲怆与失落，正像失意文人以怨妇自居的心态，完全是“欲望介体”的暴力介入所带来的病态快感。这种心态在小青身上的呈现，甚至让潘光旦怀疑起了小青的性别，“玉腕珠颜，行就尘土”，其词凄怆，然作者却似乎已经高高在上，俯视、欣赏着自己缠绵情网的死状；一句“不独伤心是小青”将一己名字入诗，既不似女子，其口吻更何其狂也！

　　从世俗理性的角度看，小青的选择既不智且无谓，甚至是无意识的，换言之，小青被本非来自内心的“欲望介体”所蒙蔽，这其实是所有人的共同命运，然而在实践这种异化价值的过程中，小青却是强悍而义无反顾的。波德莱尔曾经在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了同样的品质，所以他对这个“被自己做作的幻想所裹挟”的女人充满了敬意。时至今日，我们的时代正如波德莱尔所说：“公众对于精神上的东西的兴趣明显地减少了，他们在热情方面的预算日益缩减”。（《一八四六年的沙龙》，郭宏安译）当代对情感重要性的认可似乎承继了“情”的启蒙时代遗留的理想，然而实际上日趋商品化与快餐化的情感消费方式已经将“情”的价值变成了点缀在物质盛宴上的一朵绚丽而做作的萝卜花。在减少一切精神追求可能带来的痛苦和破坏力方面，平民百姓真正掌握了一套与权力持有者和文化精英相联盟的技术。这时，重新省察我们的欲望能力，或者那些让我们在盲目中竞相摹仿的“欲望介体”，大概就不只是冯小青的事，也不只是女人的事。

文：萧国亮

    十月间在蓉城参加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遇柏石先生，他以潘光旦著《冯小青》一书相赠。这是我国著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潘光旦的早年旧著，现经祯祥、柏石诠注，并用白话语体作了译解，又补入作者生前曾发表过的两篇考订冯小青的文章，集录了明清之际有关冯小青的部分史料，使该书旧貌换了新颜。《冯小青》这本研究我国传统社会中性心理变态历史现象的科学著作，经这番整理后，一是通俗化了，二是方便了对冯小青现象的进一步研究。性心理学的研究，在中国原本就不发达，后又中断了几十年。要恢复研究，第一步就是检阅前辈学者的成果，以便在这基础上，再上一层楼。唯独感到遗憾的是，书名作了一点改动，变为《冯小青性心理变态揭秘》。这样的改动，似乎是在迎合一种探“秘”的心理。本来对性的问题加以神秘化就不是科学的态度，因此潘先生倘若天上有灵，也许不会同意这么改动。
    冯小青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个弱女子，生于扬州，十六岁时嫁与杭州一富翁冯姓作妾，遭冯妻嫉妒，幽居孤山，性受压抑，遂患影恋，又添肺痨，不久归仙。这是我国历史上性心理变态的一个极好例证。潘光旦做小青的研究，始于他的学生时代。他在霭理士(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一书的“译序”里说：一九二○年，他“正在清华学校高等科肄业”，“发见了霭氏的六大本《性心理学研究录》”，“费了不少的周章以后，才逐本的借阅了一遍”。一二年后，他读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他“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于是又发见了明代末叶的一个奇女子，叫做冯小青，经与福(弗)氏的学说一度对照以后，立时觉察她是所谓影恋的绝妙的例子，于是就借了梁任公(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责缴报告的机会，写了一篇《冯小青考》”(《性心理学》“译序”第2页)。这篇《冯小青考》，便是《冯小青》一书的初稿。
    梁启超读了潘光旦的《冯小青考》后，十分赏识，有评语曰：“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潘光旦：《冯小青》扉页)。这《冯小青考》可视为中国性心理学研究的滥觞。潘光旦筚路蓝缕之功，实是不可磨灭。试想当时乃民国初年，封建意识仍浓，在这个视谈性为禁忌、为下流、为不正经的时代，《冯小青考》犹如一把投向道学先生营垒的匕首，其反封建的倾向是何等鲜明，其冲决封建罗网的科学精神又是何等可贵！潘光旦研究小青影恋现象，并非仅是出于对一不幸弱女子的同情，更非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改变社会对性的传统错误认识和揭露传统社会对女子性欲的粗暴压抑。《诗经》周南召南之风教，所主张的是“好色而不淫”，提倡的是“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社会政策。但是，自理学兴，这种关于性的社会观与政策便湮没无闻。像在“食”的方面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样，在“性”的方面是少数权贵豪富的过度纵欲与大多数人民(尤其是妇女)的性欲压抑。潘光旦正是为了挽回这种社会颓风而从事性心理学的研究的。
    霭理士说：性冲动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正常的满足一定要有另一个人(异性)帮忙，讲到另一个人，我们就进到社会的领域，进到道德的领域了”。(《性心理学》第5页)因此，在“食”与“色”的问题上出了毛病，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既然是社会问题，那么要解决“食”与“色”方面的病态问题，就不仅仅是医学的责任了。“假如一个病人的病是工作过度或营养不足的结果，试问他(医生)对于所以造成工作过度与营养不足的种种因素，又何尝能控制呢？”(《性心理学》第5页)所以小青之患影恋，出现性心理的变态，或称病态，除了性心理的原因之外，实在是社会病的反映。
    性心理变态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病。根据弗洛依德的学说，如果正常的性生活受到压抑遏制，就会使人形成种种心理上的创伤和出现精神病状态。“其以阻遏之方法行之者，必使欲流退溃或横决，形成种种精神上之变态，名之曰精神拗戾(Psychoneuros－is)。”造成这种病态的原因，就主体而论，在于遗传；就客体而论，在于社会环境。要从主体上根除这种病态，在于倡导优生；要从客体上根除这种病态，就在于改造社会环境，使性生活能够合理而正常，减少压抑与遏制。就此而论，潘光旦后来走上优生学家与社会学家的道路，正是为了从这两个方面去根治人类的这种人造的病痛。
    小青所患的影恋，是自我恋的一种，属于性心理变态。所谓自我恋，是指一切不由旁人刺激而自发的性情绪的现象。广义的自我恋也包括一切性冲动经抑止或禁锢后的变相的表现，这种表现有病态的，也有常态的。病态的自我恋，患者的性情绪可以大部分甚至全部分都被自我赞美所陶醉而吞并，因此在精神上已无异性恋存在的余地了。小青的影恋是病态的自我恋。她十六岁嫁给杭州冯公子作妾，先是在性生活方面横遭冯生的蹂躏，她在与杨夫人永诀书中说：“结缡以来，有宵靡旦，夜台滋味，谅不如斯。”可见，这对她的性心理是重大的打击。继而遭冯妻之妒，幽居孤山别业，性生活受到禁锢，遂患影恋：“时时喜与影语，斜阳花际，烟空水清，辄临池自照，絮絮如问答，女奴窥之即止，但见眉痕惨然”。(《揭秘》第4页)在小青影恋时期，其“幽愤凄怨，俱托之诗或小词”，从中亦可窥见小青影恋的心迹，例如：
    　
    词一首  天仙子
    　
    文姬远嫁昭君塞，／小青又续风流债。／也亏一阵黑罡风，／火轮下，／抽身快，／单单零零清凉界。
    原不是鸳鸯一派，／休猜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捻裙双带！
    　
    这首词中的影恋现象是十分明显的。有的学者认为，诗词等文艺作品是苦闷的象征。江河受到阻碍之时，会卷起浪花，两块硬石进行碰撞的时候，会迸发出灿烂的火花。小青的这些诗词显然是她的感情生活遭遇波折的产物。且不说小青日常的性生活遭到禁锢，就是这种影恋生活也难以顺利进行。影恋生活与异性生活，形式不同，但是同样不能不无相当之隐秘。小青时刻在冯妻监视之下，她身边的“女奴”，名为随侍小青，实则是小青影恋生活的障碍。中国封建社会根本不存在什么Privacy(隐私权)，小青的影恋生活常遇阻碍，结果便以诗词的形式渲泄出来了。
    不久，小青又添痨症，“今兹鸡骨，殆复难支，痰灼肺然，见粒而呕”。(《揭秘》第60页)临死之前，请来一良画师，三易其图，终成小青像。“取供榻前，执名香，设梨汁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岂有汝缘分耶？！’抚几而泣，泪与血俱，一恸而绝。年才十八耳。”(第4页)一个弱女子，十八岁就结束了生命，离开了人间。可哀！可怜！可悲！
    究小青患影恋而死，固然有种种原因。潘光旦在书中对此甚有研究，尤其于遗传方面的原因探究尤详。从社会环境方面来看，封建传统对女性之压迫，实是小青患影恋而死的重要原因。现举要而论之如下：
    其一是早婚。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氛围之下，传统社会崇尚早婚。小青十六岁结婚，实足年龄刚满十五年，性发育尚未完全，此时就过婚姻生活，是较为容易引发性心理变态。何况小青体质赢弱，早婚更为有害。   
    其二是性生活之不调适。在传统社会，视女子为男子发泄性欲之工具和生育的工具。婚姻根本不以感情为基础，而决定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青是个重情感的女子，却要她与一个没有任何感情可言的陌生男子进行性生活，在心理上已是一次打击。此外，这个冯公子“性憨跳不韵”，视小青为泄欲之工具，“结缡以来，有宵靡旦”，小青不堪性之蹂躏，必对两性生活产生反感，甚至“阴冷”。故小青《天仙子》词说：“也亏一阵黑罡风，火轮下，抽身快，单单零零清凉界。”我猜想“黑罡风”者，暗指冯妻。小青与杨夫人永诀书称其为“屠肆婆心，卧狸悲鼠”，其“狺语哮声，日焉三至”，实在是一个泼妇。“火轮”恐指冯公子之性蹂躏。由此小青把幽居孤山别业视为“清凉界”。显然，性生活之不调适，换言之冯公子的性蹂躏，对不满十六岁的小青之性心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其三，是婚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这种婚姻制度之下，妾在家庭中地位远低于妻。因而妻妾有别，《白虎通·嫁娶》解释为“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妾者，接也。以时接见也。”可见，妾只是男子为了淫欲或传宗接代的需要而买来的“以时接见”的工具。在这样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家庭关系格局中，小青对于冯妻，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冯妻的淫威，对小青来说，是雪上加霜，迫使其影恋之加深。
    社会的病态造成了小青影恋的性心理之病态，所以，小青除了被这个病态的社会所吞噬之外，根本没有一条生路。小青对此，竟有几分自觉。杨夫人曾劝小青改嫁，小青答曰：“妾梦手折一枝花，随风片片堕水，命止此矣；夙业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缘簿非吾如意珠，徒供群口描画耳。”(《揭秘》第34页)在这个病态的社会里，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有小青的活路。“彼冥曹姻缘簿非吾如意珠”，是当时极大多数妇女共同的怨诉！在这个病态的社会里，患有影恋，或其他性心理变态的女子实在不是少数。潘光旦通过对清代女子词选的观察后指出：“中国女子之体力脆弱，精神郁结者，为数必大，而智识阶级中之女子为尤甚。此其原因大都与性生理或性心理之不能自然发展有密切关系。”(第49页)所以“冯小青现象”的背后是传统社会的病态，这样的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小青对于改嫁，又曰：“去则弱絮风中，住则幽兰霜里”(同上书，第34页)，表现出深刻的绝望。在这种绝望里，不仅反映了小青自己对于“应付异性恋之环境”能力的无把握，同时也表现出她对整个传统社会的社会病态无药可救的价值判断。在那些封建卫道士对传统社会的赞美声中，一个身患精神病的弱女子却已意识到它的僵死、没落。真可谓世人皆醉，唯小青独醒了。
    留给小青的最后一条生路，只是绝情而遁入空门了。但是，小青却说：“若使祝发空门，洗妆浣虑，而艳思绮语，触绪纷来；正恐莲性虽胎，荷丝难杀：而未易言此也。”(《揭秘》第34页)小青本有学佛的天赋，十岁时有老尼授以心经，即能成诵。但是她自知绝情之难，断然拒绝了出家之路。佛经内典有说：三十三天，离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这是佛教徒从绝欲经验中得来的真谛。小青自知做不到绝情，坦然言之，在旧礼教压迫的女子之中，是难得的。情欲是生命的冲动，小青不愿绝情而遁入空门，真正表现了她对生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对真挚感情的追求！但是，在这个病态的社会里，该生的却死去了！小青之死，悲也夫，冤也哉！
    　
    一九九○年初冬于北大未名湖畔

文：刘舒曼 出处：读书 2007年第9期

　　第一次接触潘光旦先生的著作，是《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其时笔者正在进行明末清初吴江叶、沈两氏女性词人的研究，发现这两个家族有数位女性都死于肺疾。众所周知，肺疾很大的诱因是精神状态的抑郁，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是典型。于是，想就古代女性的心理状态与某类疾病之间的关联做一些探讨，最终由于资料不足而作罢。就在搜集相关前人著作时，潘光旦的这部著作进入了我的视野。
　　为何要以小青为研究对象，潘光旦在该书叙言中便开宗明义：“我国于变态心理之学尚无人深究，社会亦不为之地，使得罗致患者，以为研究之资料。试入欧美规模较大之精神病院，则因性发育失常而发生之种种变态触目皆是。”又说“自来我国社会对于女子之态度，读者知之稔矣。一言以蔽之曰：不谅解”。潘光旦正是抱着对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刻理解和同情，展开了对其精神领域的探究。
　　关于小青是否真有其人，至今尚无定论，笔者倾向于将其当做中国文人对女性形象的虚构。其实，有无都不关宏旨。无论作为真实个案，或是文学形象，对小青的分析同样具有典型性。不过，在潘光旦的考证中，小青确有其人。明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生于扬州，既通琴棋书画，又明丽可人，十三岁嫁与杭州冯生为妾。大妇奇妒，将她赶至孤山别业，不能与冯生相见。小青抑郁成疾，十八岁便一病而亡。小青独处时，“时时喜与影语，斜阳花际，烟空水清，辄临池自照，絮絮如问答”。临水自语，才是潘光旦关注的焦点。因无人怜爱，只能对影自怜；无人倾诉，只得喃喃自语。长此以往，焉得不病。
　　正如潘光旦所说，“止水与明镜为小青之二大恩物”。镜与水的功能相似，都可照影。不妨来看另一个揽镜自照的例子。《红楼梦》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黛玉在写“题帕三绝”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她写的是：“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与小青一样，林黛玉对情感的前途深感绝望，肺疾亦因此而生。
　　小青的故事，说到底就是“情”的故事。小青是“情”的化身。而“情”之一字，对中国古代女性来说，真如镜花水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因此，潘光旦在文中对小青一类的痴情女子提出忠告，“情”的无偿给予本来不是女人该做的事。
　　除了由水镜而生的“影恋”，小青故事中另一个细节也十分值得注意，即小青对《牡丹亭》的阅读。与明代很多识字的女性一样，小青对《牡丹亭》极为痴迷，曾赋七绝一首：“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可知其处境之凄凉无聊。明代不止一位女性因阅读《牡丹亭》故事或观看《牡丹亭》戏剧而身亡。《牡丹亭》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描写了慕色而亡的杜丽娘，为情不顾一切，最终得到幸福，给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情感上的安慰。然而，阅读过程中对“情”的满足，与现实生活中“情”之匮乏的巨大落差，也使得一些女性难以承受，抑郁身亡。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小青，通过对《牡丹亭》的阅读，更加强化了她的孤独感和身世之叹。
　　通过小青的个案，潘光旦结合西方性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和霭理士的观点推断，中国女子尤其是知识女性普遍的精神郁结，大都与性生理或性心理的不能自然发展有密切关系。这种生理和精神状态在中国古代社会当然是不可言说的雷区。“然取精神郁结状态之普遍而类推之，其数亦不在小。然则数千年来，‘无端’淹忽之中国女子亦更仆难数矣；小青不过沧海之一粟耳。”诚哉斯言。
　　为了对古代女性的精神世界有更为准确的把握，潘光旦还在书中对清代女性词集《销魂词》中语涉消极者做过数量上的统计与类别分析。笔者也曾对叶、沈两氏女词人作品中此类词语有过简单分析，寒、悲凉、凄楚、断、啼，黯、愁、闷、惆怅、悲伤、残、怨等哀怨之词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古代女性的婚姻不由自己做主，几乎不会考虑感情因素。而这些识字的女性，因其敏感多思，往往对爱情抱着极大的憧憬。母亲和姊妹的遭遇让她们早早明白了婚姻的实质，并因此产生恐惧，形成对婚姻的拒斥心理。这也是很多才女在婚前突发疾病身亡的重要原因。若以潘光旦的方法推论，则是严重的“婚姻恐惧症”。
　　在此之前，从未有学人从生理心理、两个层面对中国古代女性进行过关怀和分析，潘光旦可谓第一人。此后虽有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但却是为消“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的胸中块垒，与潘光旦尚有区别。
　　作为一个提倡优生和种族血统延续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如此关注古代女性自然有他的原因。冯小青的研究成果，最初是以论文《冯小青考》的形式呈给他崇敬的前辈梁启超的。梁任公大为赞赏。梁一直重视妇女问题，视之为挽救民族危亡、强国保种的重要一环。他积极推动不缠足运动，倡议母教，协助创立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学堂、女学会和女学报等。在那个新旧急剧交替的时代，这些观点和行动对潘光旦无疑会产生影响。
　　事实上，潘光旦对于当时中国女性的社会角色是有定位的。他认为，女性在优生和种族品质的提高方面负有比男子更为重要的责任。因此，当以在家庭中教养子女为重，职业生涯是家庭生活的附属。对于天性特薄的女性，可以让她们从事社会工作。简单说来，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潘光旦的观点较之当时风起云涌的女性觉醒运动，可谓保守，也更难为今天的女性所接受。
　　女性以家庭为重并非不可以，前提是对家务劳动和对子女的养育计入了经济范畴，并获得与工作同样标准的报酬。对女性而言，真正的自由是拥有选择的权利，而非由男性安排她们是该去工作，还是该待在家里。这一点，是关注女性身心、但身为男性的潘光旦所忽视的。
　　吕文浩所著的《潘光旦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二○○六年九月版），图文并茂，展现了大时代中一个纯正知识分子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曾因年少莽撞而导致终身残疾，他也会说些荤段子调节沉重的人生，他更能在生死存亡之际坚守气节。作者为我们呈现的潘光旦，不是苍白的偶像，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一位我们可以亲近的大师。这本书可以满足我们一窥大师全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