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本书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全部著述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远在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出版该书，却没有再版，读者长时间内只能面对绝版无可奈何。随着一代对文史类读物不乏兴趣的读者的不断成长，自然而然地将这本书作为必读、必买、必典藏的书籍之一。

如果您只是崇拜陈寅恪，或者是对柳如是感兴趣，大可不必因此赶个浪头，跟着抢购《柳如是别传》。陈寅恪是大师，不是明星，《柳如是别传》放在书店角落三年五年，相信他老人家也不会感到寂寞。《柳如是别传》，作为陈寅恪全集中先行本，提前面世了。据悉，首次付印的一万本即将售罄，这在整个出版界也属罕见。

本书收录了陈寅恪所著的论体。所收内容已发表的均保持发表时的原貌。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说明。全书内容博大，知识丰富，理论独一无二。本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每一位文学理论家都不该错过它。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缘起、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附带问题、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附：河东君嘉定之游、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每一章都详细讲解。本书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全部著述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远在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出版该书，却没有再版，读者长时间内只能面对绝版无可奈何。随着一代对文史类读物不乏兴趣的读者的不断成长，自然而然地将这本书作为必读、必买、必典藏的书籍之一。

文：李劼
出处：读书 1993年第4期

    悲剧《红楼梦》于非人世界拓出一片人性天地，《柳如是别传》从历史深渊推出一团人格光明。所谓人格光明，当类于马丁·海德格尔《Being and Time》之Being，或曰存在之敞开，或曰存在之关怀。窃以为，正是这种存在关怀意义上的人格主题而不是常人所云之爱国热情，使《柳如是别传》高出于其他相类题材之作，而足以与《红楼梦》媲美。
    爱国热情乃一古老话题，几与女子的操守贞节相同。而恰恰又是女子最易被莫名其妙地视为亡国之祸根，一如她们也往往因被断言失身而蒙耻。其缘由或许是源于男权世界中的女子，历来身处弱者地位，王公贵族侵占其身体，文人学士审判其道德，既无肉体之自由，亦无灵魂之标扬。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已是千古定评。可诗人大概不曾想过，国家之兴亡，商女本无责。这个世界为男人掌权，男人操戈，成败兴亡，唯男人是问，何以感慨“商女不知”？与之相应，救国救民之光荣则总也落不到商女头上。当年夏衍先生的《赛金花》一剧似有此意，然因鲁迅先生一觉醒来发现“与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阵的赛金花也被奉为九天护国娘娘”而作罢。鲁迅的深刻自然远在杜牧之上，且不说对历史的洞察力，即便伦理观念，也有其早年的《我之节烈观》作证，然其晚年也偶尔难以免俗。可见女人尤其商女与亡国之关系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传统因袭，如激烈反对女人亡国说如鲁迅先生者，有时也会落入文化积习的圈套。
    那么，陈寅恪先生作《柳如是别传》其意何在？难道仅意在言说商女更知亡国恨吗？
    倘若仅此而已，《桃花扇》便足矣。
    寅恪先生于《柳如是别传》述及河东君与钱牧斋事迹时，曾讲到柳如是的“三死”：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
    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挚一囊，从刀头剑<SPS=1788>中，牧圉<SPS=0945><SPS=0984>惟谨。事解，宗伯和苏子瞻御史台寄妻韵，赋诗以美之。……
    宗伯薨，族子钱曾等为君求金，于六月十八日自缢死。
    “三死”显然以柳如是为红花，以钱谦益为绿叶。然仅止于此，《别传》则与《桃花扇》无异。而我以为，《别传》高出于《桃花扇》之处，不在于对柳氏的讴歌，而在于对钱氏的理解。
    寅恪先生固然不以宗伯行止为然，并于行文之中时有讽意，如评说钱氏被讥为两朝领袖的史料时说：
    牧斋在明朝不得跻相位，降清复不得为“阁老”，虽称“两朝领袖”，终取笑于人，可哀也已。然统观全书所述，作者多有持平之论。同样为“劝死”的史料，至若《蘼芜纪闻》引《扫轨闲谈》云：
    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SPS=0985>西山风景，探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寅恪评道：
    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辨。
    以寅恪先生之见，柳如是与钱谦益之间，虽然性格相异，“一诙谐勇敢，一迟疑怯懦”，于选择生死上也殊多差异，但两者的选择却同样严肃。何况钱氏留恋生活，并无卑劣之迹。《别传》曾连引数则史料，论述钱氏有关柳氏与他人往来一事之态度，如：
    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别传》并不因为钱谦益的迟疑怯懦而一味痛斥，相反，作者于开卷缘起一章便点明：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而不能自已者焉。
    自己“不降志，不辱身”，然亦不因此自觉高人一筹，贬诋他人。强者虽有强者之刚烈，弱者亦自有弱者之尊严。正是在这一点上，《柳如是别传》高出《桃花扇》一筹。《桃花扇》可列为历史上有关商女与亡国之关系的别一种说法。粗粗一看，这类作品似亦为商女伸张，如李香君之大义凛然。然深加细究，则可发现，此种爱国热情乃节妇烈女的同义语。中国历史上的统治之术有王道霸道之交互，中国人的相残则有暴力屠戮与道德谋杀之区分。大群凌迟乃阳光下的罪恶，人人所见；道德绞杀却是黑夜里的阴谋，难为人觉。《桃花扇》张扬商女爱国，意在贬斥书生汉奸。李香君形像之于侯方域宛如一把道德匕首，刀刃所至，一片血肉模糊，而有趣的是，刽子手又照样由文人孔尚任担当。由于书生与商女同属弱者之列，既无大权在握，又无金戈在手，故每每在兴亡关头要被责问忠烈名节。书生从戎如辛弃疾者固然英勇可嘉，文人赴死如文天祥者亦可谓汗青丹心，然而倘若其均为名节而去，不亦悲夫？试问，帝王将相且无以保护其臣民，平民百姓(包括书生商女)又何以应为前朝殉葬？即便就清兵入关而言，此乃崇祯皇帝及大顺皇帝之干系，何以历史往往不究皇帝问书生？如果问一问在大明、大顺、大清之间，凭什么说选择这个光荣选择那个可耻？当何以置答。按照一种惯例，只要主战，打败了也是英雄；谁想谈判，成功了也有卖国之嫌疑。同样的逻辑用于书生，则因为其手无寸铁，总免不了有沦落的危险，一如中国女子时常面临名节问题一样。人格的关怀，往往不是强者的逻辑，而是弱者的哲学。强者大多注重功利，欲主宰生存的权益；弱者往往关怀灵魂，只将写存在的历史。然而中国人历来倾向于强者的专制权力而无视弱者的生存权利，故伦理准则总是按强者的意志制定。杜牧“商女”一诗如是，《桃花扇》一剧如是，几乎所有的传奇故事戏曲小说都如是(如《水浒传》里宋江杀惜，武松杀嫂，总是杀得理直气壮)，唯有《红楼梦》唱了反调，唯有《柳如是别传》写了相反的历史。
    中国人有帝王将相的历史，有起义造反的历史，又有为民主科学奋斗的历史，唯独鲜有弱者的历史，灵魂的历史，或曰人格的历史。以中国文化之境况，由于个体的被忽略，群体的被夸大；强权的膨胀，弱者的萎缩，故本真的存在通常以人格形式向此在敞开，在生死关头，在兴亡年代。汉末有党锢之争，明末有社团风潮，即如建安七子，魏晋风度，亦不失为一种灵魂的高扬。总之，是此种对人格的关怀和张扬而不是其它任何主题，构成了《柳如是别传》最为意味深长之处，成为其主旨所在。寅恪先生乃以此“痛哭古人，留赠来者。”也
    几十年过去，高山犹在，流水依旧，盲翁之余音，已无迹可寻，所幸尚有《柳如是别传》连同《红楼梦》默然立于寂寞的书架。

读《柳如是别传》文：鲲西
出处：读书 1981年第7期

    一般说传记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严格依据人物的事迹，这可以称为实录式的；另一种虽也以事迹为主，但却被传记作者赋予更多的个人想象和文字渲染。这后一种写法，以近代英国著名传记作者李顿·史特拉屈(Lytton  Strachey)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为最突出。作者几乎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使传记的主角就象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生动。在我国自司马迁、班固创纪传体后，传记的撰写基本上是沿袭着前一种的体裁。不过即以司马迁而论，他在状写人物之余，亦往往即事寓情，或者寄托感慨。所以绝对客观的传记其实是不存在的。传记总要包涵着写传记者的观点和看法，以致他对人物所怀抱的情感和兴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遗著《柳如是别传》，则可以说是介乎这二者之间，而具有它的最独特的风格的一部传记。因为它是一部历史著述，是以通过对人物作品的大量笺证考释来记叙人物，使三百数十年前明末的名伎柳如是，她和当时文坛宗匠钱谦益(牧斋)的姻缘，她的出类拔萃的文学才能，她参加复明的爱国活动，以及那个可歌可泣的时代，生动地再现了出来。历史研究者把这部《别传》当作谨严卓越的史学论著来看待，而我们又从这充溢着著者与人物情感交融的篇章中，获得象读传记文学一样令我们心弦激荡的感受。
    读这部《别传》，需要具备同情与理解的心。著者是一个著名的治学谨严的学者，但他也同样是以同情和理解的心来写这部别传的。这是一个曾经处于社会最低层受尽侮辱的女性。可是她又具有独立不屈的个性和无与伦比的才华，在那个黑暗的封建时代，她的一些事迹曾被当作“佳话”流传，她的诗、赋被看成佻<SPS=1114>游戏之作，她蒙受诬蔑和遭到轻视。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用同情和理解的心来读这部别传，因为即使作为今天的读者的我们，也未始不需要这种灵魂的洗涤。
    柳如是所处的是一个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具备历史知识，同时还要驰骋对于历史的丰富的想象力。这里有两个历史阶段的背景，我们必须有清晰的概念。柳如是是由明入清的人物，她经历过明亡和清人入关，她又和钱谦益参加过复明活动。在她的前半生涯中，她和东林党的继起组织几社的人物，有着密切的交往。在她的后半生涯中，她已经和钱谦益结<SPS=1590>了，当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清兵南下之后，南中国的爱国反抗的火焰仍然熊熊地燃烧着，特别是郑成功由进攻南京到最后失败，这一个过程构成了这部别传的后半部的历史背景。《别传》所以具有深思详瞻的历史价值，正是因为它所描述的不单是两个人物，而是三百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
    对于柳如是，这一动乱的时代，有着比对任何其他女性都更密切的关系和影响。她的独立坚勇的性格正是从这些历史变革中显示了出来。这也就是全书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作为一个被放逐于封建社会礼法之外的女性，她是一个受凌辱者，一个不幸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又由于不受礼法的约制，她的个性一一特别是放荡不羁那一面，却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她的禀赋极高的文学和艺术才能也获得了切磋和提高的机会。在这里，著者的分析是富于卓见的：“寅恪尝谓河东君(按即柳如是)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门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求之也。若河东君，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页75)这一洞见使我们对于这个明慧绝伦的女性，以及她那非凡性格的形成，有了初步的了解。
    本书前半部的头三章是以柳如是和几社胜流明末负有盛名的诗人陈大樽(卧子)的亲密关系为中心的。陈卧子和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同为几社盟主，在明亡之后这三个人物都先后殉难，特别是写《南冠草》的夏完淳的死难是极为壮烈的。陈卧子对于柳如是的文学修养和政治觉醒都有很大影响。他与柳的交往，可以说是柳如是的生命中有着最真挚的感情的一段经历。收集在她的集子《戊寅草》中的词和赋，正是表达这一时期隐藏在她心灵深处的爱情和痛苦的作品。
    《戊寅草》中有《男洛神赋》一篇，所谓男洛神，据著者论证，就是指柳如是心目中的理想人物陈卧子。因为卧子有《湘娥赋》，正好和《男洛神赋》中“协玄响于湘娥，疋(匹)匏瓜于织女”一句相呼应。虽然这正是她和卧子情爱最笃之时，可是终身的盟誓既不可期，而离情却已经在透露了。这才使她痴心地用匏瓜这个永不与它星相接的星辰和织女这两个古典，来祈求终有和卧子匹配的一天。这就是《男洛神赋》的主题意旨，著者说这应当看作是柳如是自述她的身世归宿的微意，是她的“誓愿之文，伤心之语。”可是由于她的微贱的出身(从相府小妾见逐，流落为娼)，她唯一的一次真诚的爱情只能以悲剧的分离而结束。
    经过十年的波折，柳如是最后才在崇祯十三年和钱牧斋结合。这也就是从第四章开始的本书后半部的情节。这就必然要牵涉到钱牧斋这个历史人物。在崇祯年间，钱牧斋在政治和文学上拥有双重的重要地位。他是王世贞之后文坛上最负盛名的宗匠；在政治上，他又是东林党在东南最后的一个党魁。可也正是这后一点，使他蒙受了一生无法煎洗的污点。第一，他以一个东林党魁却在南明时投靠了阉党(魏忠贤)的马士英和阮大<SPS=1764>，使他为重名节的东林党人所不齿。第二，当清兵南下，南明小朝廷倾覆时，率先投降的又是他。这使他永远陷于悔恨和内疚之中。
    在这部《别传》中，著者将钱氏置于整个历史时代的背景中来看待，并且通过对于钱氏诗篇所作的大量历史笺证考释，从而揭示出诗篇中所隐含的与当时复明运动有关的许多事迹，钩稽出复明运动的诸多可歌可泣的史实。这后一部分是《别传》对于明清之际的历史和文学考释所作的极有价值的贡献。
    “少妇颜如花，<SPS=0231>心无乃竞。忽对镜中人，扑碎妆台镜。”这首题为《赠杨姬》的诗是陈眉公写的。如是本姓杨，又曾名影怜，眉公以她的名字戏作此诗，暗寓柳如是“对影不自怜而自妒”之意。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英国作家王尔德的那部名为《朵莲·格莱之画像》的小说。这种出于极端自我恋而至自妒，甚或憔悴而死，或如朵莲·格莱那样走上变态的道路，这种性格在与柳如是同时的名姝中并非罕见的特征。在《别传》的后半部，著者所显示的柳如是的性格，无宁说是更着重于使她超出于众人之上，而为其他同时相同地位的女性所不具有的那种强烈的爱国心。一个虽然出身于社会最低层的女性却具有“沈湘复楚”的奇志，这也就是著者作为钱、柳结合的基础来阐述的。
    柳如是爱慕南宋女英雄梁红玉。她曾凭吊过梁红玉抗金军中亲执桴鼓的历史遗迹；她私愿死后葬在苏州灵岩山，因为那也就是爱国英雄韩、梁的葬地。这就是爱国诗人陆放翁“死当穿冢伴要离”，“死有要离与卜邻”(要离，春秋末期吴之烈士)的诗句寓意所在。(页751)这还只能说存在于她思想中的崇高志趣，当这一思想一旦在行动中显现时，我们才可以说确实看到了由这种崇高思想而凝聚在她性格上的坚毅和果敢的品质。
    在钱、柳的姻缘中，有过三次是他们生命处于最危急的时刻。著者根据我国文学中的三生之说，把这称为他们的三死。这三死是：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清兵南下，在南京的明王朝倾覆，柳如是劝钱牧斋殉国，钱不能死。第二次是钱牧斋因黄毓棋案(顺治五年)涉嫌被逮，几濒于死，被柳如是营救脱险；第三次是钱牧斋病死后，不久柳如是也自尽而死。这三次生死关键时刻都显示了柳如是的性格特征。顺治二年清兵南下，中国的南方遭受了空前惨烈的洗劫和屠杀，死节人士之多也是历史上少有的。这种产生于一瞬间的殉难意志，无疑是人类品德中崇高的表现。钱牧斋出于怯懦的性格没有能死，柳如是是这样做了，但投水未成。可是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一个人所面临的是一种危疑不测而又属于生死攸关的情况，这时最需要的既是自我牺牲又是果敢和决断，这样一种品德在行为上的反映，其难能可贵或许并不在瞬间的殉难意志之下。这就是钱柳第二死，亦即黄毓棋案发时，柳如是所表现的异常勇敢的行为所给人留下的极深刻的印象。钱氏在追忆当时情景时说：“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沈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这是真诚的也是逼真的记载。我们从在钱氏的“闲房病妇能忧国，却对辛盘叹羽书”；“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SPS=1409>系欢悲”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柳如是忧时忧国的内心。
    《别传》的著者还提供了另外的历史材料，使我们再一次看到表现在她行为中的独立果断的性格。当崇祯十三四五年，有过一次内侍外戚在江南访求佳丽强夺豪取的事情，到顺治二年清兵南下，又一次发生江南名妹歌伎被劫载北去。在这两次浩劫中，当时的脂粉佳丽如杨宛叔、陈沅(圆圆)、董小宛等都未能幸免，而柳独能幸免。对此，著者是从她的胆识性格来解释的。他说：“陈、董被劫，柳则独免。人事环境，前后固不相同，而河东君特具刚烈性格，大异当时遭际艰危之风尘弱质，如陈、董者，实有以致之”(页778)。所谓刚烈性格也就是胆识和思考决断的能力。但我们从本书笺证中所能窥见的她的事迹总只是一些侧面。也许只有在黄宗羲《思旧录》中一则记述，方能使我们真切地看到象上面所刻划的柳如是性格中的胆识，勇敢和知人之明。黄氏记云：“余数至常熟。初在拂水山庄，继在半野堂，绎云楼下。……绛云楼存书，余所见者无不有。公(指钱牧斋)约余为老年读书伴侣。任我太夫人菽水，无使分身。一夜，余将睡，公提灯至榻前袖七金赠余曰此内人(自注：即柳夫人)意也。”黄宗羲是积极参加复明运动的志士，又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异于柳如是往日所交往的风流倜傥的几社胜流，因此她的赠金无疑是一种极有见识的非同凡俗的行为。
    柳如是的最后是一个悲剧的结局。这也即是著者所谓钱柳姻缘中的第三死。但是《别传》这一部分没有从悲剧的意义上来阐释。而著者对于陈卧子和柳如是的一段情爱结果却用古希腊亚理士多德论悲剧和王国维论《红楼梦》的观点加以分析。著者认为世所传诵的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词下阕“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诸句，其中“酿成”二字也就是“事理所必致之意，实悲剧主人翁结局之原则。”(页340)这样一种悲剧论点不能不带有宿命的意味。不过作为一种纯粹的情感生活来看待，虽然不能排除社会的因素，但多少还可以说是属于个人的悲剧。而她最后的死就只能从社会的原因来推究了。柳如是的果断和见识使她能够免于遭受同时名姝所受的凌辱和劫掠(参看页778)，当钱氏在世而晚境已不甚好的时候，她也未受到非难。一个名节有亏可是只要一日在世的丈夫就能使她得到保护，而一旦死去她就无以容身，在族人的威胁逼索中投缳自尽。这就是传统的社会的和她的卑贱的地位所造成的全部悲剧。但是由此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柳如是是这样一种可信赖的人，这就是说只要是生命和信誉处于严重时刻需要作出抉择时，她就会勇敢地做出，而且总是坚贞不渝地去遵守的。这就是她性格中最可贵的一贯性。它恰恰和钱牧斋的怯懦无勇成了强烈的对照。钱牧斋、吴伟业、龚鼎孳以至那个“拊顶犹言不当去发”的降臣陈名夏(参看页917关于拊顶不当去发的精彩考释)，他们都有故国之思，各人的遭际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所共同缺少的就是当需要作出行动的抉择时，他们退却了或者没有勇气了，这是造成他们一生悔恨内疚的悲剧因素。
    著者不仅对于柳如是这个具有沈湘复楚志趣的女性寄以无限的同情和倾仰，对于她的作品和才华更是洋溢着热情和赞叹。他甚至认为柳如是的《次<SPS=1864>奉答》钱氏诗和金明池《咏寒柳》词是“明末最佳之诗词。”(页537)这种热情和赞颂或者正反映了著者自身的思想情感。因为当一个人对一个作家或作品有着热爱时，他往往和他所赞赏的作家或作品处于心灵上交融无间的状态，这时很难区别这种热爱是对于某一作家或作品，还是出于因文艺的感动力而加增的对于生命的爱。所以在读这部《别传》时，我们最好对于著者以往的著作也有所了解，在这当中著者所写的《论再生缘》一文跟《别传》尤其有着象文艺作品的主题一样的相近似处。对于《再生缘》作者陈端生身世的同情以及把《再生缘》的文学价值比之于希腊荷马史诗，其用意正如同对柳如是一样，同是要把这两个身世湮没、作品被忽视的女性加以表彰，恢复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也正是这样，所以这两部篇幅悬殊的著作是著者所有史学论著中倾注着最多的他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作品。
    “蒲团历历前尘事，好梦何曾逐水流”，这是著者喜欢征引的钱牧斋《病榻消寒杂咏》中的一句。钱氏说的是他的绮怀旧梦。而著者在《别传》缘起中所说的“温旧梦，寄遐思”又是一个史学家所要重温的旧梦。梦，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忘怀的。小说家就是最善于去追逐捕捉那已经逝去而又萦回于心中不去的流光，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忆华年》写的正是这样的主题。而现在《别传》著者在他所重温的旧梦中，却给我们再现了三百多年前一个坚强而具有爱国心的女性的形象。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也许是他所奉献的最后的一个精神世界。
    著者是从旧时代过来的学者，他对于历史的探讨不能不带有局限性，而且他的一些论点也不是全然没有缺憾的。但是对于所有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和文学史研究者，这部著作无疑的是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尽管著者总是倾注着他的热情，但是他从来不让自己的意见来代替历史的事实，他可以为一点小小的事实上的出入(如年月)，而翻检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料，然后再下断语。如果把著者自己所实践而又一再申述的治学方法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得出这三点：第一，读史不能专就表面的记载，来评断事实真相。(页930)这就是说不能用错综复杂的表象来代替对事物本质的分析。第二，在考订史实和作品中，坚持时、地、事三个因素的结合论证。(页513)第三，“儗人必于其伦”(《礼记·曲礼》)，著者在分析人物和作品时，总是遵守这样的检验标准。换言之，必须是切合情况的，而不是臆度的。这种治学方法，是值得借鉴的。虽则这已超出了一般传记文学的范围，而属于它的史学价值了。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