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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版《光荣与梦想》，“解冻文学”的开山巨作，欧洲的文艺史诗。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苏联出版后立即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其译本在整个西方轰动一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其节译本在国内列为高层阅读的内参资料，流入民间后被圈内人士私下传阅，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本版本是首次全译并公开发行的唯一中译全本。

内容简介:
　　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当然我将谈到我认识的许多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和冒险家，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
　　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既不知道“暴风雨般的掌声继而转为欢呼声”，也不知道我们如何在深夜倾听楼梯上的嘈杂声的一代，正在成长起来。人们从迷信到具有科学思想的过渡延续了很久，然而那些在新的年代诞生的少年，却在一天之内就从盲目地信仰被引导到批判地思考。
　　对于我在一部回忆录里为艺术提供了这么多篇幅，这不仅同我的职业有关，而且同我的人生观有关——我确信，只有一条腿走路是不能前进的，没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会变革，任何科学发现，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献礼。

读《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随感文：李智勇
出处：福建晚报

　　让我认识并开始了解爱伦堡的，是他总概一生的一本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大手笔我历来只有慨叹的份。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便是如此。很难想象，爱伦堡是用怎样的一种手法把十月革命、西班牙内战、二战直至冷战等等本世纪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大事像揉面条似的，毫不费劲地揉进这本书里，且不带丝毫斧琢的痕迹。忽而大气磅礴、排山倒海，忽而精巧剔透、秋毫毕现。我想可能正是这种恣意汪洋、挥洒自如的文笔首先便将我掳了过去。那瞬间即逝的镜头，那快速的蒙太奇，自然天成地显现出来，使我一口气读下去。
　　而文中爱伦堡对世事人情冷酸、深刻的感叹，更是让人如醍糊灌顶、猛然警醒。有人说，没有经历痛苦的人生不深刻。爱伦堡就是在一种痛苦的时代中一步步走了过来，才有了这一句句精炼、睿智的至理哲言。对于法西斯，他“所有丰富的语言中只剩下一个字‘杀！’”对于艺术，“我确信，只有一条腿是不能前进的，没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会变革、任何科学发明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还有他对人类和平的热切期盼和四处奔波，他对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的超然处外不以为然，都构成了这本回忆录的独特魅力。
　　若论认识名人之多之深，交游国家之广之久，我想在他同时代众多作家中是无人可比拟的，甚至于今时今日也没有哪位作家堪与比肩。读完爱伦堡，便可很自然地窥看到许多声名显赫的人，从文学巨匠到艺术大师，从政坛豪客到科学伟人。这些人纷纷从平时的神堂上走进书里，才华横溢的毕加索，忧郁善良的法捷耶夫，浪漫乐观的戴高乐，正直慈祥的爱因斯坦等等，这些名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读来特别亲切，三言两语中就能挖掘到一个名人内心平凡而真实的感情，犹如面前站立的只是隔壁的大叔、大婶。诸此种种，或许正是爱伦堡在前苏联作家群中显得璀璨耀眼的原因之一吧！
　　遭遇爱伦堡，使人受益匪浅。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读后 文：佚名
出处：长江日报电子版 2000年2月13日

    “我经历得太多了”，爱伦堡这句脱口而出的话，直到我不久前读了他的《人·岁月·生活》才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这部作品有两大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作者的自传，另一部分是作者对同时代人的回忆。我看到的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节译本，收入了作者对50个文化名流的回忆文章，仅凭这些，我总觉得：这个人是什么都记得的。这位俄国的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那就是讲真话。

    爱伦堡一生并非平静，在每一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流亡者，因为他是尊重自己的艺术家。然而他叙述的却是一个很少有人想到艺术的时期，刹那间便有成批的人死去。正如特尼扬诺夫在长篇小说《瓦济尔·穆赫塔尔之死》中写道的：“20年代的人大都不得好死，因为时代早于他们死去了。在30年代，他们正确地预感到何时会死。他们就像狗那样去挑选一个比较舒服的角落去死。在死亡面前他们既不需要爱情，也不需要友谊了。”叶赛宁本可以成为最有才能的俄罗斯田园诗人，可他已失望于革命，又在恋爱的梦境中失败，明白自己生得太晚了，于是便悄悄地吊死了。六年后（1930年），“虽然是各种神话的狂热的破坏者，但同时又以空前的速度变成了神话般的英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又过了几周，保加利亚画家帕斯金用血在墙上写下了“永别了，刘西！”然后就像叶赛宁那样上吊了。没有抵抗力也许是过去的不幸和屈辱的表现。但问题不仅在这里。爱伦堡认为，艺术也是一种“有害健康的生产”，一丝轻微的擦伤对于诗人或美术家都可能是致命的。

    除了毕加索和聂鲁达之外，爱伦堡在本书分别描述的这些人当中，当时已没有一个犹在人世。这些人主要是诗人、作家、美术家、外交家、科学家，他们中有的死于二战，有的死于苏联的“大清洗”。“但是，他们的死正是为了使别人能看见河流、树木和星空，为了使艺术能回到这又聋又瞎的大地上来。”

    爱伦堡一直念念不忘与他同时代的人，他按照自己所见到的和所理解的那样把他们描绘出来，无非就是披露不同人物的内心真实，为他们所走过的那段令人忐忑不安的历史保存一份见证。他把这本书取名为《人·岁月·生活》，我觉得很有道理。每当我重读这本书时，我都会忘记作品，而陷入回忆，想起我同代人的命运，想起我自己的命运———人，岁月，生活……虽然我们等到了翌日的清晨，可是我们走过的并不是五月的草地。

文：吴相
出处：读书 1993年第2期

    《人·岁月·生活》是一本回忆录，书名已掩不住沧桑的感喟。作者伊里亚·爱伦堡，在过去的苏联，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老一辈的人，对他并不陌生。
    爱伦堡，一个从旧时代进入“新世界”的人，却固执地守护着一贯的个性与趣味，这样的守护，有时候会与“革命”所要求的“铁的纪律”格格不入。幸好他是一名驻外记者，职业使他享受到一些额外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激动人心的战地通讯和政论作品，这使后来想“网住”他的势力，不无顾忌。
    所以，爱伦堡的作品经常引起争议，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本回忆录尤其如此。它是“解冻”时的产物(爱伦堡的另一本小说《解冻》曾开“解冻文学”的先河)，其中有不少当时看来很大胆的议论。可惜我们看到的这个中文译文只是同名回忆录的节译，选择的是爱伦堡对五十个同时代人的回忆片断，这些人中有诗人、作家、画家和导演，都与爱伦堡有过深或浅的交往，爱伦堡给他们“画像”，并不求面面俱到，而只求传神。
    写别人的“故事”，当然可以置身事外，但爱伦堡不，他与“故事”中的人物水乳交融，也许只有读完了这一本书，才能明了他为什么这么动情。
    在这本书里，有一些熟悉的名字，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法捷耶夫、帕斯捷尔纳克、格罗斯曼……还有一些是我头一回听说的人，当时则是文坛、艺坛的“风云人物”。然而，这些俄罗斯“最聪明的人们”大多不得善终——自杀、被枪杀、忧郁潦倒而死，这是些怎样至痛的往事啊。读着伊里亚老头儿“心事浩茫”的文字，我仿佛看见他噙着泪水伏案的模样，耳边回旋着《三套车》那沉重的音调……
    在这些“人物速写”中，爱伦堡经常谈论“死”的主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暗示——只有“生”是某种现实痛苦的时候，“死”才会为“诗人们”反复咏叹。爱伦堡的同时代人舍斯托夫，在他著名的《在约伯的天平上》一书中这样问到：“折磨人的、难以忍受的困难为什么落在天赋最高的人的头上？有什么能比不知道是活着还是死了更可怕的呢。”同样的发问，也在这书里的字里行间中“徘徊”，但不是通过剥离作品的抽象说理，而是指画赤裸裸的“诗人”命运。这“命运”在巨大的历史背景里孤立无助，而人在其中茫然四顾，就象马雅可夫斯基无望的诗句：“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会怎样？！／那我只得像斜雨一样，／从祖国的一旁／走过。”据说这是被马氏自己删掉的诗行，却正透现出一个不上油彩的形象。马雅可夫斯基终于没有“从祖国的一旁走过”，然而，对于这些朋友们的死，爱伦堡只有叹息着喃喃自语，用笔给岁月留下“表达自己灵魂和良心的声音”。
    那个写过《金蔷薇》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也曾给爱伦堡画过一张像，杰出的散文家这么写道，“老作家(指爱伦堡)双手捧着文化，就像捧着一碗珍贵的活水(俄罗斯神话中能起死回生的神水)，跨过时间的废墟，穿过战争和空前的苦难岁月，竭力不使活水溅出一滴。”这就可以解释，爱伦堡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用很大的篇幅去关注朋友们的遭遇，其实他是在关注着“俄罗斯文化”的兴衰，是使命感使爱伦堡“突然陷入回忆，想起我的许多友人的命运，想起我自己的命运——人，岁月，生活……”爱伦堡这本回忆录，从头至尾充满了无法克制的忧郁，我想，如果有可能，他是不愿意这么写的。
    爱伦堡毕竟是幸运的，他到底活着写完了自己的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珍藏。而那五十个人，当时大都不在人世间了，爱伦堡最初以诗人的身份走向文坛，所以书里到处是一行行的诗句，下面这几句，是他写的：“爱情在消失。岁月在流逝。我还活着。但水在流着……。”我敢肯定，爱伦堡写完这本书，就不想再看到它们了，谁愿意回味青春和生命一点一滴地消逝的过程呢。
    然而，我们无须感伤，因为虽然岁月易逝，但历史永在，并昭示后人，应该更加勇敢地追求美好的生活。

文：余杰

    “这个时代不需要爱，而需要生铁……”作为时代的幸存者，爱伦堡把自己的幸存看作是“命运的赏赐”。作为新闻记者和作家，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西班牙内战、斯大林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同代人多已烟消云散，在１９６０年代写作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时候，爱伦堡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曾经在巴黎见过列宁的“老革命”。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纪，爱伦堡坦诚地说，自己并不比别人勇敢，也并不比别人聪明。既然命运让自己逃过了一次次劫难，那么自己就有责任把过去的一切都写下来，因为对于一个依然深陷在苦难中的民族来说，“活着”的同时还必须“记住”。
    《人·岁月·生活》的出版，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社会“解冻”的标志之一。当时，多少苏联人把这本书当作“透气孔”和“萤火虫”啊。１９７０年代，这本书翻译到了中国，在“文革”的背景下，它属于“内部发行”的书籍，却成为那一代青年如饥似渴阅读的“启蒙读本”。而在苏联帝国崩溃之后十多年的今天，重读这部１４０万字的巨著，我们不仅重温了那段冰冻的历史，而且还从中发现一颗又一颗被苦难折磨、却又不屈服于苦难的心灵。爱伦堡在写那些悲惨死去的大师和朋友的时候、在追忆与他们亲密交往和激烈辩论的时候，一定是一会儿发出会心的微笑，一会儿又流下怜悯的泪水。俄国乃至欧洲几乎所有最优秀的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哲学家和新闻记者，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爱伦堡的笔下。“人们早先是发现大陆、岛屿，不久大概就要开始发现行星，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在过去或是在未来的一切时代，最重要的则是发现人的心灵。”是的，“发现人的心灵”，多么简单，又是多么艰难啊！
    在爱伦堡的笔下，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曼德尔施塔姆并不漂亮，却有一种特殊的高贵的气质，爱伦堡用了“公鸡”这样一个比喻——“他喜爱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然而，这只“公鸡”还没有叫出黎明的讯息，就被黑暗卡住了喉咙。革命和战争有自己铁血的规则，而绝对不会在意诗人的感受如何。因此，无论是“白军”还是“红军”，都不喜欢这个疯疯癫癫的诗人。１９１９年，曼德尔施塔姆被白军抓获，被当作重要的间谍来审问。在审问的时候，他居然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在动辄枪决犯人的反间谍机关中说这种话是荒唐的，而充满孩子气的诗人却宣称：“我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命运偏偏与他作对，监狱的影子始终笼罩在他的头上。１９３８年，这位“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诗人，死在离故乡一万公里的西伯利亚。他躺在篝火旁边读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对此，爱伦堡动情地写道：“这个怕喝一杯未开的水的人，身上却有真正的勇气，这股勇气陪伴了他一生，直到篝火旁的十四行诗。”
    爱伦堡还写到了几位选择自杀的诗人和作家：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法捷耶夫……的确，对于每一个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时刻煎熬着心灵的问题。一生歌颂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曾经说自己有一张“象皮”，爱伦堡却认为“他连普通的人皮也没有”，爱伦堡的评语更接近真实。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写道：“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其实，这也是茨维塔耶娃对自己命运的真切预见。有人说，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天生孤独的人，爱伦堡不同意这种说法：“她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恰巧相反，她愿意同人们一起生活：孤独对于她而言不是纲领，而是该诅咒的东西。”
    茨维塔耶娃充分地估计到了在一个寒冷而残酷的世界上坚持爱情和美的困难，“在这个最忠于基督教的圈子里，诗人都是犹太人”，但她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注定负有的特殊使命”。“注定负有特殊的使命”一词可能会使人莫名其妙，但茨维塔耶娃认为“犹太人区”并不是一种傲慢的孤立，而是命运的安排：“古往今来的诗人哪一个不是黑人？”她的丈夫死去了，儿子也死在战场上，而她死后唯一的安慰是：她那五岁时就会背诵她诗句的女儿最终将母亲的诗歌整理出版。
    作为幸存者，也许要比那些死去的人们更加痛苦，正如契诃夫所说的那样：“你看着人们作假，听着人们说假话，人们却因为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骂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作假，还微微地笑……”爱伦堡曾经沉默过，但他又表示：“我平生从来不认为沉默是一种美德”、“沉默对于我不是膜拜，而是可诅咒的东西，在一本记述已经历过的生活的书中我不能避而不谈。”他通过描述苏联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的悲惨命运，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解释了斯大林体制的罪恶与残暴——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命运。爱伦堡说出了许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斯大林时代的真相，却不敢否定整个专制体制，而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他毕竟不是一个斗士。
    １９４９年２月，所有的报刊突然停止发表爱伦堡的作品，他的名字也被从评论家的文章中删去。在苏联，这预示着什么样的结局，大家都心知肚明。爱伦堡每夜都等候着门铃声。电话也不响了，只有十分亲近的朋友探寻他的健康状况，熟人们小心翼翼地用自动电话机打来电话，想知道他是否已经被抓走，当他回答一句“是我”的时候，他们就把电话放下了。１１年以前，在１９３８年大清洗高潮中，爱伦堡曾经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这一次，他没有想衣服，只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他已经厌倦了恐惧——令人厌倦的恐怖才是最大的恐怖。
    有一次，深夜两点，门铃响了。妻子柳芭前去开门，爱伦堡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了看她。他们心照不宣：这也许是爱人间最后的一次凝视了。不料，来的是西蒙诺夫的司机——原来老朋友西蒙诺夫想来看他。
    这种生活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于是，爱伦堡冒险直接给斯大林去信。第二天，马林科夫亲自打来电话。此后，爱伦堡家中的电话机马上又响个不停，各报的编辑部都对他说：“发生了误会。”那一次，爱伦堡已经站在灭顶之灾的边缘。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斯大林导演了这场猫捉老鼠的闹剧。也许斯大林仅仅是想恐吓爱伦堡一下，也许他觉得留下爱伦堡还可以向西方显示苏联的“创作自由”。
  “我憎恶漠不关心、窗上的帷幔、使人隔绝的残忍和残酷”，在我看来，这正是爱伦堡写下这部宏大回忆录的内在动力。同时，作家自己也宣称：“我既不会忘记如何去爱，也不曾忘记如何希望，今后大概也不会忘记。”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章，爱伦堡向当时还是文坛新人的索尔仁尼琴表达了真诚的敬意，他看到了一个将比自己更了不起的大师的雏形——果然，一部更伟大的时代的纪录将在索尔仁尼琴手上诞生，那就是《古拉格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