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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振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出处：新京报

　　《托克维尔回忆录》的可贵之处在于可以使我们深入到托氏的内心世界，从而准确全面地把握他的思想体系及历史社会背景。托克维尔多次表示，他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取悦世人，“我是世上最不能违背自己的精神与趣味向上爬的人；当我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不到快乐时，我觉得我简直连个庸才都不如。”他公开出版的著作都不像《回忆录》那样直抒胸臆，因为它“只是为我一个人写的”，“是一面自我消遣地从中观看我的同时代人和我自己的镜子，而不是准备公之于众的画像。”
　　即使是托克维尔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在撰写回忆录，因为他希望保持既不炫耀自己又不取悦他人的写作自由。《回忆录》也确实是这种风格：既写出了他的内心活动，也栩栩如生地描画了活跃在法国1848年革命舞台上各种角色的众生相。其文风的尖酸刻薄，与他公开出版的著作风格大异其趣：国王路易·菲力普“过分客气，但不择对象和有失尊严，这种客气与其说是符合君主的身份，不如说是符合商人的身份。”在他的眼里，七月王朝的绝大多数政客都是这样一群缺乏远见、心地狭隘的二流人物。这种淋漓尽致的写法决定了回忆录是完全秘密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托克维尔甚至在遗嘱中禁止他同时代的人出版其《回忆录》。以这样的心态和风格写成的书，当然能更准确地反映作者的真实思想，尽管它并不是一本专门的政治哲学著作。
　　托克维尔是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师。他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却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但对于托克维尔来说，二者丝毫不矛盾，因为“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在《回忆录》中，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真正贵族制的偏好和留恋。根据个人体会，他心目中虽然未必是黄金时代、但至少是小康阶段的法国，恰恰存在于复辟王朝，特别是1824年查理十世上台前。
　　“我年轻时期，在一个恢复了自由的重新走向繁荣和伟大的社会环境里度过极为美好的岁月；我在这个社会里产生了关于中庸适度的、受到信仰、道德和法律支配的自由的思想。”没有必要因为托克维尔鼓吹自由而将他强行解释为背叛了贵族阶级，他认为无论专制君主或资产阶级民主，都不如贵族精神那样能够与自由自然结合。
　　看起来真正有些矛盾的，毋宁说是他在欣赏贵族精神的同时对民主制的认同，因为强调卓越的贵族制与注重平等的民主制确实不一样。而托克维尔在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也是对民主制下如何保护公民政治自由的论述。托克维尔并不反对民主制，事实上，他赖以成名的著作正是《论美国的民主》。他准确地观察到，美国民主乃至整个民主制的本质特征是平等，即身份的平等。他认为，西方几百年来政治、社会的各种因素都在促进平等的产生。所以“平等的逐渐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
　　与其他政治制度相比，民主制有其特定的优点：它使政治权利的观念普及到了每个公民；它的立法更加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然而他并不无条件地热爱民主制，他也同时指出了民主可能带来的危险：人民对平等的追求超过了对自由的追求。平等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似、相互隔绝、只醉心于自己的个人物质利益。这时个人自然而然地变得渺小和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民主革命铲除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但也撤掉了中央权力与普通民众间的“次级”屏障，使分散软弱的个人直接暴露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的统治下。“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不会像民主国家的公民那样看来渺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像民主国家那样显得强大。”
　　在一个民主的时代，人民最需要的，仍然是自由。所以，托克维尔对民主的信念远不如对自由那样坚定。在这个问题上，最能反映他心理活动的是下面这段话：“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
　　……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在《回忆录》中，他的这种情绪不断显示出来。
　　许多学者认为，托克维尔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但在我心目中，他的价值仍然在于其睿智。《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都属于那种少见的、到处流露着思想的闪光，让人可以一读再读、每次都可以有新的启发的名著。但这里面的思想都是成品，而《托克维尔回忆录》则可以使我们更真切地理解他精彩的思想产生、发展、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