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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关 洪（中山大学物理系， 广州 510275）
(修改稿已发表在2006年2月17日《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上)

作家出版社于2005年初出版了一位记者刘海军写的一部“传记文学”：《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1]（以下简称《档案》），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最近还评上了一个科普图书奖。本文讨论《档案》里所述主人公作为一位物理学家的工作和成就，以及与其他一些物理学家的交往。本文作者认为其中存在着严重的浮夸：浮者指内容不实，夸者指评价过度。

至于书中记述的束星北教授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受到过的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以及相关的一些情况，确实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人格应当受到尊重，他的命运也很值得同情。但那基本上同物理学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不属于本文所要谈论的范围。



一    一位难得的启蒙老师

李政道教授在为《档案》写的序言里说：“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他又说，他年轻时有幸得到三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

我觉得，李政道关于他的几位老师的这种说法是很有分寸的。众所周知，费米（E. Fermi）是国际上公认的物理学大师，吴大猷是国内一流的物理学家。而李政道把束星北说成是他的启蒙老师，这种定位是很准确的。

此外，许良英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里[2]，亦说“束星北先生是我的科学理论启蒙老师”。

大家知道，一位科学家的启蒙教师一般并不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有很高研究水平的老师。不仅是科学家，而且艺术家和运动员亦是如此。例如，我国运动员在乒乓球、跳水、体操等项目上获得过许多项世界冠军。可以说，这些运动员的启蒙教练都不是后来把他们送上世界冠军领奖台的国家队教练。一方面，启蒙教师在基本功夫的训练和专业兴趣的培养上的贡献是不容抹煞和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年青的科学家在成长过程中还需要得到有更深学术造诣和更高研究成就的教师来指导。轻视或者夸大启蒙教师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



二    中国物理学家早年的相对论研究

根据文献记载[3, 4]，束星北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在国内外发表了两三篇关于广义相对论和统一场论方面的研究论文。而且，他后来亦陆续发表过少数同相对论里的坐标变换有关的文章。所以，他的确是我国早期研究过相对论的物理学家之一。例如，在《档案》（13页）里就提到，“束星北……对引力场和电磁场的统一理论做了独到的研究……得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结果，在当时，不能不算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尝试。”

《档案》这种评价，注明是引用自文献[3]，在同一作者的文献[4]里亦有类似的评价。

不过，作为传记作者，特别是一位对理论物理学并不熟悉的作者，只听信一家之言，就对科学成果下结论的做法是不够严肃的。

为了避免偏听偏信，让我们看看出生日期比束星北只早两天的吴大猷是怎么评述中国物理学家在“二十世纪头五十年”的相对论研究的。他在《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一书里[5]，确实提到了：“有一位先生叫束星北……这位先生在欧洲和美国这两边跑来跑去，所以，也没有真正认真地待在哪个地方做过研究……据我所知，他写了一两篇文章，把地心引力跟电磁场联合起来，这个东西是爱因斯坦做了一辈子还没有完成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说没有什么重要的结果。”作为对比，吴大猷指出：“还有一位年轻一点的先生，名叫胡宁……他曾经做过一些广义相对论之内的辐射阻尼的研究，那是很创新的东西。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真真正正在‘相对论’的研究上有做些工作的人。”并且总结说：“我感觉真真正正在‘相对论’里边，认认真真做些研究工作的人，始终都不多。”

吴大猷教授是一位海内外著名的优秀理论物理学家，他的学问和人品都享有盛誉，他以上的评价是可以信赖的。事实上，在爱因斯坦前后试图把引力作用和电磁作用统一起来的过早尝试，包括束星北的工作在内，走的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都没有留下什么有积极意义的成果。因此，《档案》里所引用的文献[3]里对束星北有关工作的评价是过分夸大了的。



三    束星北和爱因斯坦

《档案》这本书刚一面世，一些媒体就在束星北的头上戴上了“中国的爱因斯坦”的桂冠。例如，文献[6]称呼束星北是一位“曾被学界誉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天才物理学家”；文献[7]则不仅把束星北称为“一位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国际级科学大师”，而且把《档案》的书名径直改写作《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档案》。但是，这两篇文章都没有注明所谓“学界”或者“业内人士”有关言论的出处，令人无从稽考。

《档案》的第13页里说，束星北把他发表了的、关于引力场和电磁场的统一理论的上述论文“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快了回了信，对他的论文提出了几点意见。”这句话差不多照搬自文献[3]，而此文则交代了这是“束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的。这件事也很可疑。因为，假如束星北真的持有爱因斯坦的回信，按理说他是绝不会长期秘而不宣的。

文献[3]说的“回忆录”，指在1979年3月9日（原文误为8月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由束星北署名的”《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8]一文。束星北在文献[8]里描述了他1928年5月去柏林“见到爱因斯坦后，我先把自己的两篇论文递给他。”后来，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的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束星北说，在这期间他除“向爱因斯坦请教”之外，“也帮爱因斯坦做些事情。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等等。文献[3]据此说：“束星北先生是我国有幸与爱因斯坦相识并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仅有的几位科学家之一。”但是，束星北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说起他和爱因斯坦的书信往还。不知道文献[3]那样的说法有些什么依据。

“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这样重要的问题当然引起了“学界”的密切注意。去年12月8日，樊洪业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9]，介绍和评论了从许良英最先对此提出疑问到后来查证落实以及有关争论的经过，并且对束星北为什么要在爱因斯坦逝世一百周年的前夕捏造这一段历史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许良英教授是一位研究爱因斯坦的专家，他在读到樊洪业的文章之后，又在12月23日回应了一篇文章[2]，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原来，十多年前许良英从束星北档案文件所记录的1928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的履历和学历，文献上记载当时担任爱因斯坦的几位助手的名单，和爱因斯坦当时的工作情况等几个方面，查证了束星北并没有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则来自旅美青年学者胡大年在1997年对爱因斯坦档案的查阅结果。

爱因斯坦从那之前开始的往来书信都是整理好存了档的，不会有遗漏。胡大年没有在爱因斯坦档案里查到从1928年起的那几年里同束星北有关的任何资料，却意外地发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亲笔签署的、从浙江大学当时所在地贵州湄潭发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这封信件里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为无缘与你相识而感到遗憾。”由此可见，在1943年之前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在那之后，束星北没有出过国，爱因斯坦也不曾再次访华，自然亦不可能相会过。铁证如山，束星北一辈子没有见过爱因斯坦，更谈不上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在1943年之前两人有过邮件往来。

虽然《档案》里谨慎地没有采纳束星北见过爱因斯坦和担任过后者的助手的说法，但此书中关于束星北在1930年前后就同爱因斯坦通过信的叙述，也是拿不出证据来的不实之词。至于媒体所称“中国的爱因斯坦”云云，更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四    束星北的其他研究工作

除了相对论研究之外，《档案》书中还叙述了束星北的其他一些研究项目。以下简单谈谈与物理学直接相关的几项，不涉及他晚年从事的气象学和海洋学等方面的工作。

1，关于狄拉克方程

《档案》12－13页说，1931年束星北在他的硕士论文里，“利用广义超复数系，……得出了狄拉克方程，使狄拉克相对论电子方程具有更合理的数学基础和更完备的表现形式。”而且，虽然“那时束星北还不知道有克里福特群”，但他已经“将克里福特群引入量子力学。”

必须指出，狄拉克在1928年导出后来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方程的工作中，运用相对论不变性推导出了g 矩阵所满足的条件，即两个 g 矩阵之间的反对易关系，并且建立了具体的表象。所以，狄拉克方程在提出的时候，已经具有全然“合理的数学基础”和“完备的表现形式”。束星北的工作至多是以另一种数学形式重新表达了狄拉克方程，不会增添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4个g 矩阵的反对易关系包含了乘法和加法，由它们出发构成了一种含有16个元素的“g 代数”。后来知道，“g 代数”属于“克里福特代数”的一种。例如，在一本量子场论著作里说：“可以证明，由 g 矩阵生成的代数－数学家们称为克里福特代数－不外是由这些矩阵构成的一种完备的代数。”[10] 事实上，四元数、超复数和克里福特代数是一些相近或者相通的数学分支，都有可能用来表达 g 代数。这一点是束星北当时所没有意识到的。

此外，“群”的元素之间只有乘法而没有加法，所以从狄拉克方程里的 g 矩阵出发，不可能构成一个什么“克里福特群”。难以想象，一位连“群”和“代数”都分不清的作者，能够正确地评价有关的研究工作。再说束星北这篇学位论文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档案》中说的“束星北早早就有了克里福特群同样的思路”以及有关的评价也是虚妄和夸大的。

2，关于截断方法

文献[3]说：“早在1941年，束星北针对量子电磁场[应为‘量子电动力学’]高次微扰计算中的发散困难，提出将发散上项[应为‘上限’]切断(cut off)，继续算下去，可得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思法[应为‘想法’]接近贝特计算的观点。”《档案》第37页说亦采用了这一说法。

事实上，用截断的手段处理难以计算的无限大项，老早就是理论物理学家的一种惯用方法，根本不是束星北“提出”或者“想出来”的。实际上这种方法还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电子经典半径”的设定，那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舍弃点模型的截断。而且，1947年贝特（H. A. Bethe）对氢原子精细能级“兰姆移位”的初步计算，关键之处不是运用了大家都在使用的截断方法，而是把使用了截断所得到的两个“无限大”之差值，同观察到的上述能级移位联系起来。束星北仅仅运用了一般的截断方法，就被说成是占先于贝特的想法，实在是牵强附会。

3，关于“死光”和“激光”

《档案》115页引述说，1939年“白崇禧到浙江大学参观……提出要教授们研究‘死光’（激光）那时候浙大已有个别人设想长距离不变的强光……过后不久，束星北意识到激光的存在，”就和同事“一起探讨研究过激光。”

按“死光”不是一个科学名词，而是对一种可致人死地的强光的通俗叫法。而“激光”在物理学上是有准确含义的。虽然早就知道了存在着受激辐射，但要实现可观功率输出的激光，即一种频率非常稳定，有高度准直性和相干性的受激辐射，需要找到有合适能级分布的光学材料，还需要制成一个精密的谐振腔和装备有效的能量泵送机构。这样的激光器不是光凭理论考虑，而是需要理论和实验的结合才可以设计出来的。第一台激光器直到1960年才研制成功。抗战初期位于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有那样的实验条件进行这种超前于世界水平20年的研究吗？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束星北那时候研究的是激光。

4，关于雷达的研制

《档案》37页说：“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他[束星北]手”。在第123－124页里对此还有比较详细的调查材料。根据此资料，束星北于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在国民政府“军令部技术二厅技术室任职”，从1944年10月开始“指导陈维昆（浙江大学助教），谢立惠（重庆大学教授），束慰曾（束星北之侄）研究装备雷达的试验工作。”束星北那时候说过：“我在这里不过是出出主意，指导指导一些技术人员不能解决的问题，很少自己动手，做的是顾问。”后来因为发生矛盾，束星北“带领陈维昆将已经装的雷达上的一部分浙江大学的器材拆掉。”不久就回到了浙江大学。

上面提到的谢立惠教授与束星北同年，是一位无线电技术专家，1958年起曾经长期担任过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院长。谢立惠的传记里对这项工作是这样说的：“1944年至1946年，经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同意，谢立惠曾兼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技术室研究员，参加雷达研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又说：“谢立惠当时负责总体设计。”和“根据当时条件，先决定试制三米波的雏型雷达。在研制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元器件与研制设备，该技术室又于1946年春迁往南京，邀谢立惠到该室工作，谢提出不参加国民党等三项条件，未获同意，遂拒绝挽留，未去南京，雷达的研制工作没有完成。”[11]

我们觉得，上述谢立惠参加雷达研制的材料（原文有更多的技术性内容）要比《档案》所述翔实得多。尽管两份资料在细节上有点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人参加的是同一个项目。从束星北拆卸器材的描述看来，他们拿走的只是属于浙江大学的一些仪器，设备主体是不属于他们的。而且，在束星北离开之后，谢立惠等人还继续研究了半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见，束星北在其中并没有担任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台雷达“雏型”可能的确是中国人最早的一台试制品，但直到最后亦没有研制成功。所以，《档案》里面关于“中国第一台雷达出自束星北之手”的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他仅仅是参加过一次未获得成功的试制工作而已。



五    束星北的教学风格和有关的哲学见解

《档案》里引述了束星北的几位学生对他的教学风格和特点的感受。最突出的一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他在讲力学课时，“把牛顿运动三定律足足讲了一个月。”讲热学课时，也“用一个月的时间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概念。”（28－29页）这样，虽然“并不是每个同学都能欣赏束先生的课”（文献[2]），但对于那些不满足于只晓得怎么样去演算习题的肯动脑筋的学生来说，却是一个领略物理学理论深层意义的极好机会。本来一名大学教师授课时就应该按照个人的思路，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而不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束星北的教学在这方面很有特色，的确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此外，《档案》里多处引述了束星北的学生们描述“束先生是一位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家”，他的讲课对物理内容进行了“高度的哲学概括”，“把哲学和物理学融为一体”（28－29页）。由此可见，束星北在授课中肯定对物理学的原理、定律和概念做了深入的哲学分析。这些给过他的学生们以巨大启迪的讲授，肯定是具有珍贵价值的。可惜这些内容没有写成文字留存下来，我们无从欣赏和讨论。而且，那个时候即使写出来了也难以找到发表的园地。

不过，从现在见得到的文献看来，束星北关于物理学原理的哲学思辨，亦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瑕疵。例如文献[2]提到的，束星北关于“电子似乎有‘自由意志’”，以及在《档案》33页所讲束星北认为“核子本来不都相同”的见解，都是不能够从量子力学原理得出来的，恐怕没有多少学者会表示赞同。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维格纳（E. P. Wigner）笔下的西拉德（L. Sziland）。这两位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是在二战期间从匈牙利去到美国的，并且曾经一同鼓动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他采取措施，抢在希特勒之前研制出原子弹。维格纳在他的《自述》里写道：“西拉德……本来也可以在量子力学所涉及的许多哲学争端上，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假若他晚生二十年的话，他也许真的会选择这一条路。但在二十年代，哲学文章还没有得到物理学界的重视。”

维格纳还对他的这位老朋友评论说：“在我看来西拉德一生都非常古怪，并且基本上表现出同一类古怪的行为。他有很高的天分，这种天分受到了他自己过分庞杂的兴趣的障碍。”“他有突出的眼光、智慧、魄力和口才。”“西拉德对他自己的天分过分关心……。”“我永远不知道是什么弱点使得西拉德自视得那么高。”“不论西拉德学会了多少东西，他依然喜好争吵……”“西拉德有一些辉煌的一般性观念。但他从来不给出其细节。”“西拉德从来没有给科学带来什么突破性的新想法。”“他是一位二流的物理学家。”（以上几处引文见文献[12]，94－100页，201－206页，256页）

我觉得，维格纳评说西拉德的这些话，几乎每一句都适用于束星北。除了束星北在物理学上的贡献远远比不上西拉德，因而他（即使在中国）够不够得上“一位二流的物理学家”还是个问题之外。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束星北后半生失去了像西拉德那样大展身手的机会。《档案》里根据大量可信的材料，对此做了详细的披露。



六    束星北和王竹溪

《档案》42页在作者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担任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的、束星北的一位学生的采访材料中，叙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故事讲的是那时候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应邀到山东大学讲学，做了一个关于热力学的学术报告。在王竹溪讲了近五十分钟之时，束星北突然“走向讲台”，大讲“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等等。“王竹溪呆呆地‘干’在一旁……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四十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四十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

本来，在学术报告进行当中，报告人和听众之间互相交流甚至发生争论，都是很正常的。只有未见过世面的年青人，才会觉得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在这段文字里，对一直保持平和态度的王竹溪，做了一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描写，事实上起到了在美化一方的同时丑化另一方的作用。难道科学上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争论者言词犀利和态度激烈的程度吗？

这份采访材料里还说：“据说他[王竹溪]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这就更加离谱了。只凭一句来源不明的“据说”，就可以这样贬损一位年长的同行吗？！《档案》出版之后不久，其中的这一段描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公开的驳斥 [13]。

王竹溪先生的科学贡献和为人品格，在国内物理学界众所周知。我在这里只想讲讲，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是王先生的专长，他不仅在这门学科分支的教学和纯理论研究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而且还有两点突出贡献是值得在这里提起的。

第一是王先生不仅有几位学生是我国研制核武器的主力理论家，并且他自己也参与了一部分有关的理论研究工作，其中主要的就是统计物理学和热力学理论的应用。

第二是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王先生和植物学家汤佩松先生合作于1941年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孤立活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形式》，超前于国外同类工作25年，后来被国际上公认为植物生理学方面的先驱性贡献。（参看文献[14]和[15]的介绍）

试问，如若王竹溪先生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本质”的理解上，真的是像束星北所说的那样“错误百出”，他有可能做出束星北难以望其项背的以上重要成果吗？



七    是否有必要和怎么样评定物理学家的座次？

《档案》中充斥着一些对束星北的溢美之词。例如，在此书封底赫然写着这样的几行字：

“他曾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

“他的理论物理修养（三四十年代）国内难有比肩者。”

“他的教育才华（三四十年代）也无人可以企及。”

而在此书正文里还有如下的各种美誉：

“束星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35页）

“束星北……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的基础。”（36页）

“束星北……的贡献，也许不亚于他的至交王淦昌。”（373页）

“束星北的数学素养的功底毫不逊色于数学大师苏步青。”（338页）

在正文里，“天下第一才子”的称誉亦出现了不止一次。在37页里说这是“一些老耄”的赞美之词，但没有说明是哪些老先生讲的，我们亦无从理解和领会。而在237页则变成束星北“自以为是‘天下第一才子’”了。

问题是，我国在整整一百年前就废止了每年考出一位状元的科举制度，并且在其后不曾有过任何评选“天下第一才子”的活动。有谁有资格做出这样的裁定呢？同样，我国科学界亦从来没有举行过给任何一门学科的教授和研究员评定座次的活动。《档案》的作者个人有什么资格和权力为任何人作出“难有比肩者”，“无人可以企及”，“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国物理学大师”等评价呢？

我手头有三本（套）中国现代物理学家的传记文集，我都是这三本（套）文集的编委会成员和（或）撰稿人。文献[16]辑录了59位物理学家的传记，其中56位出生于1930年之前，不含束星北。文献[17]辑录了105位出生皆不晚于1926年的物理学家的传略和论文节选（译），含束星北。文献[19]辑录了117位出生皆不晚于1924年的物理学家的传记，含束星北。

由此不难得出的结论是，假如一定要排位的话，按照乐观的估计，在我国物理学界和科学史界同行们的心目中，束星北在物理学研究和教学上的贡献，在1930年前出生的物理学家当中，适宜于归入于第50位至第100位的档次。这是完全建筑在科学成就基础上的评价，不受过去政治因素的影响。因为在这些传记的主人公之中，包括了不少像束星北那样受到过政治上不公正待遇的物理学家，甚至像叶企孙那样受到过更加不公正待遇的物理学家。

所以，我们说《束星北档案》是一部浮夸的物理学家传记。



参考文献

[1]   刘海军，《束星北档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2]   许良英，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3日B3版
[3]   李寿枬，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16卷6期（1994）61-70
[4]   李寿枬，束星北传略，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物理学卷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438-451页
[5]   吴大猷，《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98-99页
[6]   张超，2005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热点扫描，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21日
[7]   张弘，束星北：比陈寅恪更优秀的知识分子，南方日报，2005年5月20日
[8]   束星北，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光明日报，1979年3 月9日第4版
[9]   樊洪业，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 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
[10]  C. Itzykson, J.-B. Zuber, Quantum Field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p.54
[11]  高俊，谢云荪，谢立惠传略，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学编·电子卷》，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下载自网站 www.cpst.net.cn
[12]  E. Wigner, 《乱世学人－维格纳自传》，关洪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
[13]  杜晓庄，我所了解的学界泰斗王竹溪，解放日报，2005年6月10日
[14]  王正行，王竹溪传略，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物理学卷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500－515页
[15]  刘寄星，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结合的典范－回顾汤佩松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对植物细胞水分关系研究的历史性贡献（上，下），物理，32卷（2002）6：403-309；7：477-483
[16]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第六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1994
[17]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18]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物理学1－物理学2》，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文：刘海军  
出处：博览群书 2005年第4期

　　最早听说束星北是在1988年初夏，那时我是青岛日报社的记者，刚被分工担任科技口报道，初次采访就听人谈及他的名字。讲他的人大都由着兴趣说他的传奇，说那些侠性十足的故事。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英雄”，也隐约感觉到“英雄”的后面，埋藏着一个天才科学家悲怆的命运，可迟迟找不到发掘的路径。直到1993年的一天，我看到了束星北档案。

　　厚厚的七大卷卷宗，记载着一个人，一个天才科学家被扭曲被阉割的命运历程，沉重得令人窒息。实际上，三年前我就看过这些卷宗，那时候，我对连篇的揭发、检举、调查、告密或反省、检讨、悔过材料没有兴趣，也就未曾留意，翻了翻就送了回去。可是再次翻看它时，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卷宗让我读了两个多月，需要时间消化理解尚在其次，主要还是因为心脏和情绪的超负荷让我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我觉得档案的主人好像一开始就被人送进了“特护室”严密监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记录，他的内心活动和心理状态也要通过各种仪器进行观测并记录在案。

　　“病人”(束星北应该是个病人，他一直就是被当作病人看待的)，接受检查的目的是要进行手术治疗。整个七部卷宗便是一个时代对一个人精密的检查与观测过程和漫长而又耐心的手术过程。于是我看到，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思想、意志、尊严，被一点一点地剥离、剔除，这一细腻而严酷的过程。

　　这是一个优秀的人不断被阉割扭曲为“另类”的历史(“另类”是什么，我找不出恰当的定义，实际上，束星北在不断地遭受阉割与扭曲的过程中，并未成为改造者们期望的人，因此，我只好用“另类”来形容)，是一个英雄“落败”的历程，也是个性与“命运”冲突的悲剧。

　　当然我也看到并感觉到了档案主人的顽强和韧性，看到那个被一次次揿下的不屈的天才的头颅，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昂起。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中，被动听的口号包裹的罪恶才被展露出来。

　　这段历史不知被发掘扬筛多少遍了，可是束星北档案让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匆匆踏过去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尽管阅读了档案，正式动笔还是在三年半之后。就束星北复杂而又丰富的命运历程而言，档案只能是个指向，一个通往目的的路标，而我的目标是了解他人生经历的全部过程。我列了一张人物采访表格，依着他的每一段经历“按图索骥”，只要与他有过关系的人都是我的采访对象(很多人物是由甲而乙由乙而丙发展出来的)，这张表格上的人物后来竟有上百个。束星北的经历复杂、足迹广阔，相知相识遍布天南海北，而我当时工作颇繁，采访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或出差时公私兼顾一下。列在这张表上的人物，我虽没有全部见到访到，但见到了访到了绝大部分。我虽然知道会有很多费功夫得来的材料用不上，可我必须这样做，否则心里就不踏实。

　　我做事缺少机敏和耐心，反应迟钝，特别是相关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如物理学、气象学还有解放初期的“运动史”等)几属空白。进入写作前，我需要对此补课。准备工作做得扎实些，多少可以弥补自身学养的不足。

　　开始写作时，我订了一年半至两年的计划，可是，一拖再拖。有个时期；我不得不停下来，将多年准备的资料全部封存，想着永远告别这样的生活。

　　1997年，我的电脑里，已储存了三十余万字，按着最初的感觉和提纲，似乎接近尾声了，可这个时候，我发现行文方式出了问题，我将它写成了报告文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报告文学，曾因为将尘封的历史重新发掘出来，予以文学包装而大行其道，并不可避免地逐渐为商业化功利化所侵蚀。我显然没能避免那些缺陷，就像那个时期诸多的华而不实的作品一样，《束星北档案》成了“文学作品”，而我也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到处都是着意的创作、加工、描绘的痕迹，到处都是“我”的行踪。资料或故事都是真实的，为什么一经加工就虚假了呢?此前，我写过一些有关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如《北极的眼睛》《轨道上的恒星》，与徐迟先生合作了《陈章良生命结构》，都是“文学作品”的路数，可我不曾有这样的感觉，是束星北让我思索，让我认识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作为纪实作品或传记，需要做的应是：让历史述说历史，让主人述说主人。应是真实客观有凭有据的“实证”。换句话说，它应是一个调查、分析报告，需要的是冷静客观的态度。如果需要有一些“文学”色彩的话，也应该是的的确确在滚沸的思绪里浸过、煮过，浸透了作者情感的文字。当我真正明白这点，为时已晚，我只能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第一稿的隐患是致命的，不能修补，只能重来。

　　我曾想过放弃。很长时间里，我不再触碰它，也设法不再想它。再动笔已是几年之后。首先要做的还是“基础建设”，虽然不是将“过去”全部推翻，但是很大一部分需要重新开始。

　　《束星北档案》基本上由三部分材料组成：一、大量的背景资料和有关文献；二、原始档案资料；三、口述资料。前两部分相对容易些，只要有寻找材料的途径和精选资料的耐心就可以了，而口述部分则困难得多。

　　重新采访，我小心了很多。有时我宁可让一个片断一个情节和一个历史事件，在众多的被访人口中重复来重复去，也不愿失去或放弃一个采访对象。我相信，这样会让口述材料变得更加可靠。所幸的是，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大都在青岛，资料提供者也大都在青岛。我们共同面对的束星北，是一个令很多人在重新面对他时都会产生愧疚感或负罪感的悲剧英雄。因此，采访或与这些人交往还不算特别困难。

　　每个生命的个体都是复杂多侧面的，束星北也是如此。在他这样卓尔不群，勇敢顽强的人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人性的弱点，诸如软弱、屈从甚至卑琐。这种复杂的人格状态，在他被抛到生命的最低层后显得尤为突出。

　　束星北的四子束义新的家，在青岛市延安三路路旁的一个逼仄破旧的公寓楼里。束星北多数时间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对父亲的认识与了解也比其他子女多。走进他们的家，我就像走进自己亲人的家，没有记录(记录都是事后补记)，也没有刻意地引导启发。我们面对着共同的亲人，我们一同感觉着束星北留下的很多东西：痛苦、忧伤、孤独、音容甚至体温。

　　有一天，我正在与束义新的妻子王惠玲闲聊，束星北的另一个儿子来串门，闲聊中谈起了父亲的一顿饭。他说，父亲在复出后和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父亲的饭量向来很大，可那次还是让他们子女开了眼界。那顿饭父亲吃了十个鸡蛋，一只烧鸡(足有四斤多)，四只猪蹄子，另外还有大量的蔬菜和主食。说这些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他的眼神像一柄小小的利刃，在我心口划了一下。他说，父亲在吃东西的时候，儿女们，还有孙子孙女围拥在一起，但他却只管往嘴里填东西，谁也不看一眼。听到这个事的当晚，我联想到一些人把束星北和王淦昌作了反复对比后认为，束星北什么都不少，就是脑子少了一根弦；我把自己关在阁楼的小储藏室里，哭了一场。我在这里述说这个细节，并没有贬责他人的意思，我只是想说，这个细节照亮了以往缠绕盘结在我心中的谜团。像束星北这样理性而刚强的人，在历次“活着还是死去”的选择中，每每选择了“活着”，他刚强的身躯是怎样弯曲甚至扭曲的?我们以前的注意力多放在政治运动或一些大的事件上，而这个细节让我看到了另一个层面。世俗的目光、世俗的评判力量是强大的，有时候能大得将一切都淹没。那颗高贵心灵是多么的孤独，我似乎可以触到了。

　　我想正是由于这样的“资料”，我对这个天才物理学家所做的“量化”分析才有了支撑。

　　选择了这样的写作，资料是硬碰硬的事情，如果有些资料一时无法得到，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

　　1992年在束星北老家采访时，我得知这个家族留下一部家谱。可是家谱的保存人——束星北本家一个侄子，却将它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了摆在供桌上。无论当地陪同的政协朋友怎样劝说、央求，他都不为所动，理由是几个月前因担心家谱受潮，打开看了看，结果头疼了半个月。他认为自己冒犯了祖宗；受到了惩罚。直到数年之后，在当地政协和束星北子女共同努力下，这部家谱物归原主，我才得以看到。

　　写作到了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有不少的“空白”和“待考”。有时候，我无法遏制自己的冲动，“合理想象”、“逻辑地推动一下”不时地诱惑着我。其实，有些“空。白”、“待考”并不复杂，只要我稍稍动用一下“手段”，事情就简单得多了。实际上，在漫长的书写过程中，我曾多次放纵过自己的冲动，冲撞了红线。不过，一但冷静下来，我就会将放纵冲动的痕迹毫不留情的清除。一座大厦即使有一个立柱是假冒伪劣的，大家也会对整幢大厦的质量与安全产生怀疑。还有，束星北的那双眼睛看着我，审视着我，这从我最初接触他时，就感觉到了。就像束星北无法绕开自己的命运一样，我亦绕不开这双眼睛。

　　《束星北档案》出版后，束星北再度为人关注，一些人将他命运的悲剧归因于他的个性：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也有人用心理学或精神病理学对其进行分析，说他具有“天才的病态人格”。可我总觉得，束星北的悲剧像不曾愈合的伤口，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曾经的苦难；像一杆标尺，衡量着我们的科学态度和对真理的包容度。我原以为，几十年之后，人们会变得理性一些，目光放得远一些，可实际上，束星北似乎仍没走出自己的命运，这也许是他的定数。

　　《束星北档案》出版后，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当年的学生)，想藉此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从1983年埋葬在原青岛医学院校园一个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在青岛名人园他的塑像下面，以悼念追怀先生的英灵。可是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那次为了联系有关事项，我去了医学院，发现自己像是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呼应着社会上的一轮又一轮的地产热，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的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宿舍楼。我觉得大楼就像是建在束星北的脊背上。

　　一些朋友对我写作《束星北档案》所用的漫长的时间颇存疑问，他们不明白，什么样的书需要花费这样久的时间。我亦自问：这样的书要是在快手手里会怎样?不过，认识一个人、一个时代，十五年似乎又不算长。《束星北档案》让我认识到，读解一个人的灵魂，看清一个时代的面目，是需要要时间和距离的。

文：袁　敏  
出处：博览群书 2005年第4期

　　当我第一次听到束星北这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时，根本没有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推掉一部又一部在别人看来非常具有畅销潜质的书稿，坚定不移地走进了《束星北档案》，走进了一段尘封多年，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这一进入就是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从2003年盛夏到2004年隆冬。可以说，自我从事图书编辑工作以来，没有任何一部书稿让我花去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任何一部书稿让我的心沉浸在里面，久久不能自拔。束星北刚正不阿的性格令我感慨，而他那惊心动魄、坎坷多舛的一生，更常常让我泪流满面，扼腕长叹。今天，当这部沉甸甸的《束星北档案》终于出版和读者见面时，我想将这一曲迟到的挽歌奉献到束星北先生灵前。

　　束星北这样一位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天下第一才子”的科学奇才，多少年来却从未被人提及。我曾经以为，或许由于自己对科技界的孤陋寡闻，所以不知道束星北先生，但当我有意识地问了一些学物理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他们居然也无一人知道束星北时，我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彻骨的悲凉浸透了我的心。

　　从《束星北档案》中我看到，虽然后来摘掉了“反革命分子”和“极右分子”的帽子，但束星北渴望工作，渴望回到自己从事了多年的物理学界的心愿并没有因此而实现，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和创造性的构想，却报国无门。他只好放弃了自己最专长但却涉及国防和科技机密的高精尖的物理学，改行从头开始研究气象学；当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核试验成功的时候，他忍不住放声大哭；就这样，他心如死灰，向上级递交申请，要求永远刷厕所，并一心一意研究去尿垢的方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决定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进行解剖研究，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也落空了，他那因搁置太久而变质的遗骸被草草埋在了青岛医学院的操场……

　　七大卷几千万字的档案堆在一起，像个小小的坟丘，作者刘海军一头扎了进去，这一扎就是整整15年。从翻阅卷宗到搜集材料；从采访档案中涉及的一百多个当事人，到寻觅历史事件发生的所在地……多少个冬去春来，多少个晨昏交替，刘海军与束星北档案相携相伴一路走来，从一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变成了满目沧桑的中年人。几十万的稿子，写就，推翻，从头再来……为了寻找一种最准确、最可信，又最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文本样式，刘海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从堆积如山、庞杂冗繁的原始档案中，抽丝剥茧地梳理出束星北的人生旅途和大起大落的命运线索，用冷静、客观的笔触，引导读者走进历史的真实。他更对几百、上千条的注释、引文、出处来源，反复核对、查证求实，让有凭有据的史料，成为《束星北档案》坚实而又令人信服的佐证；他还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百余帧珍贵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弥补了读者在阅读档案和连篇的采访时可能会产生的干涩和枯燥；当我在编稿过程中提出希望能请李政道先生为该书做序时，他又克服种种困难，与远在大洋彼岸的李政道先生多次联系，最终求得了李政道专为该书撰写的情深意长的序言。

　　一件事一年两年完成，称作完成或做成一件事，可一件事要用整整15年的时间来做，其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这样的“生活”一定会对当事人的人生造成影响和改变。我不知道刘海军自己是否体会到了这种影响和改变，但当他周围的朋友或亲人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商品经济大潮中纷纷挣了大钱，做了大款，而他依旧心无旁骛，无怨无悔地在青岛海边一个不见天日的小阁楼里与逝去的大师做着寂寞的对话的时候，我心中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相信从这阁楼里诞生的必将是一部十分厚重，与图书市场赢利无关，而和读者心灵有关的大书。这样的大书和这样的写书人，在今天这个金钱横行的时代，真的是很罕见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编辑，我应该为这样有价值的大书和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写书人付注心血。

文：丁　东  
出处：博览群书 2005年第4期

　　(一) 　　

　　作家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的新书《束星北档案》正在引起读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本书使我想起大约十年前，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从此，陈寅恪的名字走出史学界，成为整个知识界的公共话题，他的背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而读了《束星北档案》，我的直觉是此书向读者推出另一个陈寅恪，科学界的陈寅恪。也许，物理学家束星北，由此会进人中国读者的公共视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另一面镜子。

　　陈寅恪是历史学家，束星北是物理学家，一文一理，专业不同，但还是有若干共同之处。

　　首先，作为学者和教育家，他们在专业上都是第一流的人物。陈寅恪学术上的成就自不必多说。束星北早在的1928年到1930年，在爱丁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的时候，就进入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的前沿。后应竺可桢之邀，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的湄潭的山寨里，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而束星北，就是那里最杰出的教授，启蒙了吴健雄、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后来这样回忆：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老师，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对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有直接地影响。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束星北的另一个学生，中国原子弹与核武器的开拓者之一的程开甲院士说，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天才、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

　　第二，他们都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11月22日，陈寅恪就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问题写信答复郭沫若和李四光时，提了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无独有偶，束星北也在这一年为主张“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与当时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发生激烈的辩论。华岗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星北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在五十年代，他还有发言权机会的时候，提出过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教育和科学方面，束星北不赞成全盘苏化。在政治方面，他主张维护宪法的尊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二者皆可抛。”

　　第三，他们的晚年都遭遇磨难，在磨难中都没有放弃学者的追求。束星北的命运比陈寅恪更为坎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只有很短的时间能让他正常地从事科学研究。其余时间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挨整。在三反运动中，他为苏步青打抱不平，成了浙江大学的罪魁；在院系调整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不赞成全盘苏化，又受到批判；在肃反运动中，他被打成山东大学“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判处管制三年，到月子口水库监督劳动。但他只要进入科学领域，马上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比如，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改行攻气象学，不过一年多时间，其成果就引起了中国气象学界的轰动。他在青岛医学院戴罪劳动期间，已经谈不上科学研究，还是让进口的脑电图机起死回生。

　　有朋友提出，束星北是中国科学界的“陈寅恪”，我觉得这个比喻有道理。 　　

　　(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智慧的民族。然而，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们还没有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医学奖已经颁发了一百多年了，中国大陆科学界至今没有实现零的突破。最近，邹承鲁院士在答《科学与民主》杂志记者时谈到：“有人说，一个大国建国20年就应该出诺贝尔奖得主。我们国家建国50年了都没有出，为什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50年中有25年是不算的，运动不断，没有搞什么科研。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结束，少说也有25年，不能算。后25年沿着计划管理的路子走下去，科学上也没有自由探索。领导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干我说的，我不说的就不能做’。这束缚了大家的自由探索。转变思想，科学才能发展。第二个原因是缺少在科学工作上进行积累。”邹院士的话虽然说得比较委婉，还是指出了症结所在。读这本书，也使人引起对这个问题的历史反思。1972年，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回国，周恩来会见他时请他为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断层问题做些工作。李政道说，谋求国外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启用中国自己的人才和老师。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周李会见，使困境中的束星北的处境有所改善。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当时周恩来即使让束星北重新出山，他还有可能培养出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么?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产生第一流的科学人才，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杰出的科学人才，往往是有个性的。束星北就是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人。他三十年代留学归来，曾在牛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有一次受蒋介石接见，就当面批评蒋介石对日妥协。五十年代，束星北向华岗提出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在当时也是触犯时忌的。束星北的老朋友王淦昌，和他是同一量级的物理学家，后来从事于国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也许能归之为他个性平和。其实王淦昌也不是没有看法。他不但同情束星北，在他们的共同的学生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回到农村以后，长期每月资助他35元生活费，可见他内心对这些政治运动并不赞成。作为知识分子，可以学习王淦昌成功的经验，尽量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外圆内方。但国家和大学等科学教育机构一方，则不能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做到外圆内方。包容知识分子性格的多样性，保障思想言论和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科学工作者得以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是繁荣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如果正直坦荡，敢说真话的人连存活的余地都没有，科学天才就在劫难逃了。 　　

　　(三) 　　

　　最后还想说说本书的写法。这本书，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是有关束星北的原始档案，比如政治运动中党委对束星北的审查报告，公安部门的情况汇报，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束星北的检查和申辩；部分是作者对知情人的采访实录，采访对象有束星北的同事、学生、子女，也有和他一起挨整的难友和审查过他的人，这部分保持了口述史学的基本形态；一部分是作者的分析和叙述。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按照时间的逻辑将三个部分互相穿插，互相比照，构成了…部宏大的交响曲。这说明作者有一种清醒的历史感。我见过一些文学出身的作者，手里也掌握一手的素材，但不懂得尊重原始材料的本来形态，在行文时喜欢把史料和自己的文学想象混成一体，于是读者很难分别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再好的题材，也只能写成供人消遣的传奇。

　　如今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写书、出书成了做书，讲究短平快。许多包装华丽的新书，里面则是一包泡沫。而刘海军先生为写这本书，用了15年的时间。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作者十五年磨一剑，几度返工，推倒重来，对传主，对历史十分尊重，我想，他这种严肃的写作态度，必将赢得读者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