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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弘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05   

    很长时间来我们对欧洲中世纪的了解是不完整的，往往将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的一段话当作经典，认定中世纪“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重新“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那几乎就给人以野蛮落后的漫漫长夜的印象。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这段话还被引在一本十分权威、为高等院校普遍采用的《外国文学史》里。更深的层次，还是某些观念在作怪，总把中世纪当成文艺复兴的“革命对象”，那自然只有黑暗而不会有其它。其实博学的恩格斯对中世纪还有别的论述。再进一步说，实在也是国内研究不够，无论资料的掌握或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和国际水平比均有很大距离。

    正因为这样，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柏林访学时，见到了法国“新史学”派大师雅克·勒戈夫写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的德译本，眼前不禁一亮。回到国内时，正巧知识分子问题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就起意要将此书翻译过来。和商务印书馆一联系，这选题立刻就被接受了。1996年这本书曾再版过一次。

    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注意勒戈夫，得知他对中世纪的研究范围和成果都相当多方面。他还有本论著《西方中世纪的文明》，1964年问世，二十年后出新版，也算该领域的不刊之作了。还有即《圣路易》，从酝酿到写作积十五年之功的皇皇巨著，在1996年推出。现在，商务推出了由专治法国史的许明龙先生执译的《圣路易》中文本。欣喜之际，正像劈面碰到了悬念已久的友人，脱口就道了声问候:Bonjour(你好)！

    相比于其它论著，《圣路易》是历史传记，也是个案的研究。勒戈夫选择的对象是13世纪法兰西的君主、卡佩王朝的路易九世，其人在历史上颇有特点，发动和参与了最后两次十字军东征，病死在远征军的营地中，死后又被罗马教会封为圣徒，这在君主中是绝无仅有的。不过，他却未曾引起历史学家更多的注意，以至成了“最鲜为人知的中世纪法国国王”。勒戈夫为他作传，是有感于他在13世纪中叶西方世界的重要地位未得到应有的评价。果然，通过作者的努力，一个冲幼即位、虔信基督、节俭朴素而又精明强干的贤明君主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以宗教信仰为精神号召，巧妙地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保持平衡与中立，对外和周边邻国缔结和约，削弱它们(尤其英格兰)的势力，对内依靠城市市民，打击领地贵族的分裂倾向，将政治权力稳步地向南部推进到地中海领域，不仅崛起为皇帝与教皇之间的第三大势力，也为以后法国的君主制国家奠定了基石。他不仅是被圣化的基督教国王，也是世俗经济社会的立法君主。

    书中涉及的丰富的中世纪史实无疑开拓了我们的眼界。随手拈个小例子吧。通常我们了解基督教反对异教的偶像崇拜，因而认为其奉行的是精神崇拜。但其实，这种崇拜仍须有一定事物为表征。过去亚瑟王传奇及相关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圣杯崇拜给过我们类似的印象，圣路易时代的情况说明，中世纪确实流行过圣物崇拜。这很接近中原佛教对佛骨、佛珠的崇拜。路易九世即位初期，宫中教堂原先供奉的圣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用的钉子)遗失了，造成一片慌乱；后来经过多种手段的努力，从君士坦丁堡弄来了圣冠(耶稣服刑时戴的荆冠)，才使得举国上下平定下来。与此相关，是中世纪的考证学风，因为圣物的真伪必须通过严格的证实，否则就会闹出笑话。看来，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不止只有迷信或“轻信”。

    《圣路易》一书的资料丰富是不待言了，不过吸引我的还有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史学著作自然首先有个史料的问题，通常相关的便是“资料考证”的工作，即辨别史料的真伪或鉴定其可信度。但从此书看，勒戈夫的目光远远超出了这个界线，他注意到一般人往往忽略的关键，即任何书写都可能偏离真实，有关圣路易的原始文献也同样有这问题。他列举了三个理由:出于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见证人的回忆会有程度不等的不可靠性；历史学在13世纪还缺乏确保自己成为“科学”的手段；撰写者有意无意地顺从局势，为自己的目标而难免在写作过程里求助于“编”和“造”。由此出发，他的研究工作，就没有停留在依据当时的原始文献讲述圣路易一生的水平上，而试图朝两个方向继续突破:第一，文献中关于圣路易的回忆和记述是怎样形成和为何形成的？第二，真实可靠的圣路易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用勒戈夫的表述来概括即是:“圣路易存在过吗？”这当然不等于说13世纪未曾有过路易九世这个人，而是追问文献中记述的那个圣徒国王是否确如文字描述的为人。换言之，他在对古代存留至今的史料的处理上，采用的是“还原”的方法。史料本身即使真实无疑，也会有影响真实度的成分搀杂进去，那是现代研究者必须加以剥离的。

    联系我们的“资料考证”，还停留在辨别真伪的程度上。往往只要是信史，就采信不疑了，几乎不曾考虑过，一套“二十四史”里，有多少皇家与官家的利益目标渗透其中，又有多少官修史籍的套语和模式横亘其内。如果我们也来做一番“还原”或剥离的工作，肯定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其实，这样的方法，过去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古代的伪书时也涉及过。他认为，伪书固属后人依托，但若确定其非原著后，再来分析其中内容，也必有作伪者本人及其时代的真实情况在。《圣路易》的中译本，不过是向国内学界提供了这种“还原”方法的一个杰出范本罢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引入国内，曾在历史著作的写作方式及史学观念上启发了我们。一批年轻的史学家在打破历史学著作的陈规俗套上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如最早张建伟的五卷本的“晚清历史报告”，最近谭伯牛的《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和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相信和《圣路易》的邂逅，也会引发另一场史学界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