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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谢泳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3月

　　新星出版社最近重印了《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不了解情况的，以为这是一本新书，其实这是一本旧作。1987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就印过这本书，可惜印数不是很多，只在专业领域里流传。新星重印这本旧书，应该说是很有学术眼光的，可惜没有对这本书作一些特别说明，对新读者来说，以为是第一次出版。早年原书作者的中文译名是“夏绿蒂·弗思”，而新版却用了作者的中文名字“费侠莉”。也许出版商为发行考虑，对此没有任何提示，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会，以为是另一本学术著作。

　　二十年前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认识和评价，远不如今天这样热烈，所以同样一本著作，选择在何时出版，前后意义大不相同。

　　为这本书写序言的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应当说，在二十年前，比较早从正面评价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主要不是史学界，而是一些自然科学家，几乎同一时期，杨钟健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给予了正面评价，比如对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基本都是肯定的。

　　评价一本人物传记的标准有很多，但一般说来不外两条，一是有没有新材料，二是有没有新观点。费侠莉这本书的贡献，主要在第二点上，因为他对丁文江一生的思想有比较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分析了丁文江思想的复杂性，主要是他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本教育背景的前提下，在中国处境中表现出的困境，比如在“科玄”学术论战中，何以会埋下了中国后来“唯科学主义”的萌芽？在民主和独裁关系的讨论中，何以丁文江一度会成为主张新独裁的代表？对苏联、对共产主义以及其它社会思想对丁文江的影响，费侠莉都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分析，这种理解和评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历史选择的角度，对于后来中国学术界很有启发，想到这是作者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著作，我们更应当对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保持敬意。

　　比较完整的丁文江传记，是胡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完成的，对人物传记来说，第一本均有开创之功，因为第一本的材料最难得，有了第一本，以后的学术工作会相对容易一些。费侠莉这本丁文江传记，在材料方面，基本没有超出胡适的丁文江传记，只在胡适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少量的旁涉材料，就是叙述的体例，也基本延续了胡适当年梳理的丁文江生平业绩，当然，作者的主要努力不在新材料的发现，而在对丁文江的分析和评价。

　　像丁文江这样重要的知识分子，目前国内还没有完整出版他的著作。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学为纪念丁文江诞辰105周年和中国地质学会成立70周年，曾出版过一本《丁文江选集》，但主要是专业论文和报告，没有收集他的言论著作和散文游记，其实这些东西在丁文江一生中，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后世评价作为地质学家的丁文江和作为知识分子的丁文江，学术兴趣可能更在后者。丁文江早年为中国地质学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也比较容易说清楚和下结论，但作为知识分子的丁文江，对学术研究来说，可能更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因为从他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处境中的时代困惑，丁文江早年遇到的问题，今天依然还是问题。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是留学生，丁文江可以算是一个代表，而且是杰出的代表。他既有精湛的专业知识，又对中国社会进步保持了极大的热情，甚至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他可以放下自己的专业去从政。他自己对改造中国社会有一套完整的构想，他始终为自己国家的进步热情工作。丁文江中年突然去世，从当时和后来判断，都是中国知识界的重大损失，因为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既能治学又能治事的人不是很多，丁文江的早逝，使后来的胡适、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整体力量明显下降，特别是在政府试图借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声望和专业为国家服务的时候，失去丁文江的空白很突出地显示出来。一个时代出现丁文江这样的人才是非常难得的，可惜他的才华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他在抗战前的去世，更让人倍加惋惜，因为国家正在用人之时，少了丁文江这样的干才，在知识界来说，真是一种无奈。

　　丁文江生活的时代里，凡有才能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左右，大体都能人尽其才，这是那一代人的幸运。特别是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在社会的上层活动，他们成为主流社会中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为，成为那个时代中重要的知识财富。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总能想到来借重这些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对国家有所批评，但效忠国家的感情始终不变，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个群体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集团更爱这个国家，从丁文江、蒋梦麟到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观察其一生的言论，无不出于对国家的至诚。

　　丁文江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想为国家做事的人，想为社会进步出力的人，都可以从丁文江身上学到许多东西，特别是他在理想和现实冲突的时候，能以自己的知识背景保持清醒选择。今天重读这本美国学者的书，对我们的启发还是很深的，这是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书。

文：谷小水
出处：光明日报

　　今年是民国学界领袖之一的丁文江逝世七十周年，新星出版社将美国学者费侠莉（charlotteFurth）的专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重新组织出版（该书最早印于1987年，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力图将这位已经淡出人们视野太长时间的重要人物介绍给大家，用心可谓良苦。

　　丁文江（1887年—1936年），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幼入私塾，及长，先后赴日、英留学，1911年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动物学、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

　　丁文江为后人熟知和记取的本色形象是地质学家，地质学这一专门领域也确实构成了他一生事功的起点与终点。从1913年应邀出就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始，迄1935年底、1936年初在湖南踏勘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时不幸逝世，他对地质学科发展的关注和参与贯穿始终。他在专业领域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筚路蓝缕身体力行为本学科具体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典范，更表现在为西方地质学引入和相关学科建设所作的奠基性工作。他充分利用自身的办事才具，积极培育人才，进行全国性的地质踏勘，将1916年自己一手草创的地质调查所短时间内改造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科研机构，进而发展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中国地质学科的面貌焕然一新。胡适在1922年时即指出：“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与丁相知颇深的北大教授陶孟和有见于“在二十年间，在恶劣的军阀时代，在腐败的衙门空气之中，不特维持而且发展了一个服务而兼研究的科学组织”，更是立言精辟：“仅就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长任上仅呆了五年时间，随因家累较重离职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前后差不多又是五年。之后又因政治或他事牵缠，再也没有回到地质部门的行政岗位，但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对地质学科建设的关注。

　　丁文江重回学术部门，担当行政要职发挥其办事长才，已届30年代中期。在此之前，他还在中英庚款委员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多个团体中出任委员之职，积极参与科研文教的资源分配。

　　1934年，丁文江受蔡元培坚邀，继杨杏佛遗缺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研院因所从事的高深专门之学无立即济于时艰之用，长期不受政府重视，自成立之日起就因经费短绌处境尴尬。丁文江在获蔡元培的坚决支持后，重拾治理地质调查所的思路，在尽力争取政府支持的同时，侧重从内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收效显著。如通过整顿全院的行政中心——总办事处，提高了办事效率；设置评议会，确立了研究院机构的基础；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强了经费的统筹管理等等。上述诸项，用院长蔡元培的话说，“均为本院定百年大计”。

　　丁文江在进行学术研究与主持学术行政的同时，一直不敢忘情于政治。他与实际政治发生瓜葛约略可追溯至与梁启超的交往，而与少年时期“暴得大名”、占据着近代中国思想史枢纽位置的胡适缔交，更是促发与影响了其问政的取向。

　　1922年发起《努力周报》是丁文江积极议政的重要开端。《我们的政治主张》无疑是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小群体问政的纲领性文件，而他在燕京大学的演讲《少数人的责任》进一步将自己的思考和盘托出，自此，“少数人”的责任心及起而用世，就成为丁对当时中国政治、社会所开出的药方；并在外患日益深重的催迫下发展为新式独裁论，呈现出与胡适等众多自由知识分子不同的独特思考。

　　在丁文江的政治思考中，对青年学生的将来作为寄予厚望。职是之故，1920年代初期张君劢对青年们的“误导”，在丁文江看来为祸非小，由此引发了中西文化接触数十年来的“第一次大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1926年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一直是丁文江最为时人及后世研究者非议的一段经历。丁接受孙传芳的邀请，固然受制于其对孙的判断，但更重要的是与他本人不仅坐而言而且笃于行的实干家性格分不开。他一直试图将其科学方法和实干精神服务于国家与社会。丁任职督办公署时间为时甚暂，却兢兢业业，有守有持，其间最重要的业绩就是奠定了大上海的规模，完成了久拖不决的会审公廨的交涉，使1860年以后开始丧失的相关主权部分得以收回。

　　北伐胜利后，丁文江因此职位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但这段经历并未使他有所“收敛”，在日寇步步进逼的国难时刻，丁文江奋袂而起，用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丁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主要发表于《独立评论》与天津《大公报》上，所议几乎覆盖了时局的所有重要方面。丁的些许看法虽然颇有乖违于时论之处，长期遭人曲解，但只要尽可能摒弃成见，不难回复其立言的本旨与脉络。

　　1936年1月丁文江在实地勘探中死于煤气中毒后的救治不当，得年仅49岁。丁氏之死对学界、国家造成的损失，各知友最有切肤之感。蔡元培说：“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胡适所见略同：“在君兄之死，真是一大损失。此君治学之外，实有办事的干才，不像我们书生只能拿笔杆，不能做事。”四年后，胡适将丁文江列为近代中国“受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十三位人物之一，称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

　　丁文江去世后，胡适、傅斯年一直存有为其作传的夙愿。1956年，胡适在资料搜集极不易的情况下完成了他晚年最主要的一篇传记——《丁文江的传记》。该传由于作者与传主十数年的患难相交，对后者言行与诸多事功的理解自有外人难及之处。可能是由于胡著珠玉在前，我国台湾地区迄今尚无第二部丁氏传记问世。1967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将胡适、蔡元培、罗家伦、李济、赵元任等人纪念丁文江的文章结集出版，并以胡适文章标题作为书名：《丁文江这个人》。

　　关于丁文江的第一部学术性专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Ting　Wen-chiang：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是美国学者费侠莉完成的。用台湾学者张朋园教授的话说，费著表现优异，在胡适铺设的路基上有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其中，最“值得推重的是著者的架构。全书以科学家、进化论者、温和的理性主义者等几个观念来控制全书的讨论，脉络是清楚的，见解是引人的。丁文江信仰科学，究竟对科学认识如何？什么人对他有影响？影响他的人对科学的认识又如何？这些问题我们都获得了回答。”费侠莉的西人身份注定她对影响丁文江一生之西学质素的理解较一般研究更为深透，这也是该著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重要原因。但费著成书于1960年代末，作者不可能充分发掘祖国大陆及港台方面的材料，致使在丁文江一生中某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上，或者略而不述，或是阐解牵强。

　　目前学界对丁文江的研究尚显冷落，与其历史地位远非相称。新星出版社将学术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费著组织再版，必将有助于推动丁文江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