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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十年（1949——1958）》付梓之际
文：陈福康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2月   

    郑振铎生前未刊日记，多由我陆续整理发表。早在十几年前，郑尔康先生就已将此任务全权委托给了我。当时的《出版史料》曾连载发表过，《新文学史料》也发表过一点。但后来，因《出版史料》非常可惜地停刊了，其他刊物又“不识货”，加上整理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一工作就停了下来。所谓难度越来越大，是因为尔康交给我的不是日记原件，而只是缩微胶卷，一直到去年，才将胶卷上的日记转印到复印纸上。这样，虽然仍有很多地方难以看清，但毕竟可以比较从容地辨读了。于是，耽搁甚久的郑振铎日记的整理工作，就由我在业余慢慢地再做起来。

    大象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最后十年（1949——1958）》一书，收入的是我整理的今存郑振铎解放后的绝大部分日记，按照“大象人物日记文丛”主编李辉“没出过书”的要求，这些日记是都符合的。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入的并不是这一时期的全部日记。这十年是这些日记起讫的年头，其实只有六年，还不满。这是因为还有一些我当时尚来不及整理，又有一些则过于零散，时写时辍，恐怕不大受一般读者的欢迎，因而没有收入。本书所收的，都是首尾比较完整的，共分五部分。前三部分，是郑振铎出国访问的全过程记录。后两部分，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的日记，其中也包括出国或在国内出差的全过程记录。这些出访或出差的日记都记述得比较详尽，一是为了工作上的需要，二是因为郑振铎本来还打算写几本域外访问散文集及国内考古游记等书。他生前曾多次表示过这一愿望，可惜因为工作太忙而未果。现在，我们就只能读这些朴素无华的日记了。然而，这也许倒比读文艺散文更吸引人也说不定。

    郑振铎的日记不仅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真切地反映了他的崇高的人格。记得不久前发表的巴金先生一生中最后一篇尚未写完的文章《怀念振铎》中，巴老动情地说：“他从不为自己。”“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郑振铎这种优秀品质，在他生前并不打算发表的日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里，我且以本书中前两部分日记为例，做一点介绍和导读吧。

    中共中央是1949年3月25日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然而，就在中央机关迁移之前，在全国解放战争猛烈进行之时，在那样关键、紧张的时刻，党中央还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组织一个大型的各方面优秀人士的代表团，赴法国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表达即将获得全国胜利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和保卫和平的立场和信心！当时，第一次全国政协大会，以及第一次文代会、第一次全国学术工作者会议等，均在北平紧张筹备中。3月22日和23日，文艺界、学术界参加筹备上述会议的代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认真推选出40人，组成了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之前派出的第一个大型代表团。团长为郭沫若，副团长为刘宁一、马寅初，郑振铎为团员之一。时间紧迫，代表团29日即离开北平乘火车出发。代表团长途跋涉，至4月2日入苏联境，16日入捷克斯洛伐克境。谁知当时的法国政府，对风尘仆仆为和平不远万里而来的中国人民的代表很不友好，公然刁难，只允许40人中派8人入境。中国代表团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而世界和平大会又绝对不能少了中国人民的代表。这样，大会被迫于4月20日在法国巴黎和捷克首都布拉格两地同时举行，中国代表团全体出席布拉格会场。大会取得圆满成功，郭沫若团长在会上的讲话受到最热烈的欢迎。特别是在第三次会议上，万里电波及时地传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捷报，两个会场顿时都沸腾起来！布拉格会场的各国代表竞相同中国代表热烈拥抱，热烈欢呼，成了大会的最高潮，大长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志气！会议结束后，代表团于5月12日入国境。沿途东北各地及天津的人民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热烈欢迎代表团。5月25日傍晚，代表团一回到北京，不顾一路劳累，立即赴天安门广场，参加十万群众的欢迎大会。在这两个月中，除了开会，代表团成员还做了很多文化、外交方面的工作，非常辛苦。我们读读郑振铎的日记，就可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忘我的工作热情。

    关于这段建国前夕的历史，在有关郭沫若、郑振铎、徐悲鸿等人的传记中，已有一些描写，当然是非常简略的。所幸郑振铎当时详尽的日记被保存了下来，而且非常完整，正好是从代表团出发的第一天到回北平的那一天，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40位代表，有30多位的名字可见于他的日记，郭沫若、刘宁一、马寅初、翦伯赞、曹靖华、张奚若、许德珩、邓初民、李德全、吴耀宗、丁玲、田汉、洪深、曹禺、徐悲鸿、侯外庐、古元、许广平、卢于道、饶斌、裴文中、陈家康、萧三、钱俊瑞、葛志成、王刚、宦乡、程砚秋、戴爱莲、钱三强、蔡楚生等等，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

    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原名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故又被简称为“中国和大”）委员、中央文化部和文物局的领导成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的所长，还是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成员。因为工作的需要，他经常出国开会、访问。每次出国，他总是在旅途中匆匆记下日记。本书收的第二部分，就是1953年11月12日至12月12日整一个月的日记。在这一个月内，他去了波兰、奥地利、苏联三国，途经蒙古、捷克、匈牙利等国，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两项正式任务，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两项正式任务，一是应波兰和大及波兰作协的邀请，赴华沙参加屈原纪念会。当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即“世界和大”）曾决议1953年各国人民共同纪念屈原、哥白尼、拉伯雷、马蒂等四位世界文化名人（这一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郑振铎是当代中国继郭沫若之后国际知名的屈原研究专家，所以他去开这个会并讲演，是非常合适的。二是应世界和平理事会邀请，赴维也纳参加各国理事大会。郑振铎是作为“中国和大”已在国外的特邀代表前去参加的。中国代表团共18人，团长茅盾，副团长廖承志。如前所述，郑振铎本是出席1949年3月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员，因此，他去出席这次理事会也是非常合适的。

    郑振铎每次因公出国，总是忘我地抓紧点滴时间参观、学习。尤其注重有关文化、文学研究、古迹文物保护等与他本职工作有关的事情。如这次出国，他在苏联逗留的时间较长，又应莫斯科大学和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即苏联的国家级文学研究所，相当于郑振铎任第一任所长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之邀，作学术访问。还曾认真指导苏联演员排演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屈原》。这些，都是他在正式公务之外所做的工作了。

    郑振铎这一日记，记载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外交活动、文化活动，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波兰等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也生动地展示了郑振铎高尚的人格和襟怀。例如12月9日的日记，最奇特，特别长。原因是这一天郑振铎很辛苦地访问了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所，详细作了访问笔记，他把这些笔记都写入了自己的日记；这天，他又指导苏联某剧团排演《屈原》，他把对方的提问及自己的解答等，也写入了日记。因此这一天，他很迟才回到住处，代表团的同志在没有（或来不及）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将他安排在第二批乘飞机回国的名单中。他有点不高兴了，因为12月12日（阴历十一月初七）按中国传统正好是他的56岁生日，他想提前一天赶回家中与亲人团聚。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是，他又在日记中严肃地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这种情绪是革命干部所不应该有的。我想，郑振铎内心这些想法，可能连当时代表团的同志也不知道吧。现在，我们读了这一日记，能不感动？

    本书第三部分是记郑振铎率团访问印度和缅甸两国。第四部分日记记了他先后访问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国。这些内容都非常详尽精彩。1957年，他还在国内视察了敦煌等地，这部分日记我想甚至对当代敦煌学者都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第五部分是郑振铎生前最后一年的日记，主要是记参加国内的各种活动，亦极具史料价值。其中关于中国古书的版本记载，对于后人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很有参考意义。这些，都请读者自己体会，我就不多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