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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的女儿——科学、信仰和爱的历史回忆》
文：江晓原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 2003年5月　

　　象伽利略这样量级的科学伟人，在科学史上也没有几个，因此为他写传记的历来不乏其人。本书作者达娃·索贝尔（Dava Sobel），前些年以《经度》一书，展示了她“讲故事”的才能，更展示了她从科学史中发掘文化资源的的才能。
　　本书实际上仍是一本伽利略的传记，但是索贝尔从档案中找出伽利略和的长女、修女玛丽亚和父亲的124封通信，并将这些信件组织在本书中，这样就使得本书别开生面，与众不同了。这样的安排，也有助于让读者看到伽利略不太为人所知的那些方面，以及那个已经远离我们将近400年的时代的某些方面。

　　中国公众以前读到的伽利略传记，通常都是“励志”类型的——伟大的科学家，一生探索自然，作出伟大贡献，却遭到罗马教廷的迫害……。知识程度较高的读者，后来会有机会读到少数比较接近真实的材料，得知伽利略本人其实与罗马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某些红衣主教和教皇曾经对他的科学著作非常感兴趣……。但是在《伽利略的女儿》中，中国读者才有机会看到另一个活生生的伽利略。除了他的各种科学贡献（对此索贝尔也作了大量介绍和分析，但她的主要兴趣似乎不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知道许多别的事情。
例如，伽利略一直不结婚，却和一个社会等级较低的女子玛丽娜长期私通，玛丽娜为他生了两女一子（其中就包括写了本书中那些信件的玛丽亚）。又如，当1609年托斯卡那大公病危时，伽利略被要求用星占学为大公算命，伽利略合乎人情地预言大公“还要过上许多年的幸福生活”，不幸的是大公却在三个星期后薨逝了。不过这并未给伽利略的声誉带来任何打击——因为即位的新君是伽利略的学生。

　　在此“非典”肆虐时期读这本书，另一个别有会心之处，是书中写到的佛罗伦萨的瘟疫，这场瘟疫被视为14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据说公元1346～1349年间就死了2500万人！）的余波。1630年的瘟疫使佛罗伦萨至少死了6000人，其中包括伽利略手下的一个工匠。
曾经被伽利略教导过的年轻的托斯卡那大公费尔迪南多二世，虽然外表上没有什么英雄气概，却能在瘟疫袭来时临危不惧，他拒绝象许多佛罗伦萨的富人那样逃往他乡，而是始终和他的人民在一起，还到最贫穷的地区走街穿巷，安慰他的民众。大公赋予卫生官员很大的权力，及时采取了严厉的隔离措施。如果今天有人感到因为“非典”而采取的隔离措施有些不近人情的话，那么看看当年佛罗伦萨城中的情景，就会感到释然了。
　　当瘟疫终于过去时，大公和他的7个兄弟姐妹都幸存下来了。伽利略也未受到影响。他的长女所在的修道院（伽利略的两个女儿都进了修道院），虽然物质条件非常艰苦，修女们有时饭也吃不饱，但是因为执行了严格的预防和隔离措施，修女们全部安然度过了这场劫难，没有一个人染病。

文：钮卫星
出处：科学·历史·文化 2002年6月

　　对一个历史人物或一桩历史事件，如何避免肤浅的认识所造成的曲解，如何避免史料的取舍所造成的偏差，从而尽可能还原出历史的真实，这是一个涉及史学理论的学术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和专著已经不少，但在这篇短文中无力展开评述。然而美国作家达娃·索贝尔（Dava Sobel）的《伽利略的女儿――科学、信仰和爱的历史回忆》（以下简称《女儿》）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极好的学术普及范例。作者以伽利略的长女玛丽亚·切莱斯特修女给她父亲的124封信为线索，辅之于其他史料，引证有关学术成果，还原了伽利略曲折坎坷又伟大辉煌的一生，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伽利略。
　　作为对科学史史实的普及，《女儿》一书对伽利略一生科学成就的把握是十分准确和全面的，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非常专业的程度。读者可能听说过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扔下过两个不同重量的铁球，但从书中更可以知道这两个几乎同时落地的铁球如何否定了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以及他的这种做法如何引起传统学者的反感。读者也可能知道伽利略首次把望远镜指向天空，发现了无数新的恒星、木星的四颗卫星、月亮上的山峰、金星的相位变化和太阳黑子等等许多前所未见的新奇天象，从书中更可以知道这些新发现的天象如何造成对亚里
　　斯多德天体完美理论和托勒密地心体系的直接冲击，从而支持了哥白尼的学说。读者可能还都知道伽利略因写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宣传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而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但从书中更可以知道伽利略在被宗教法庭判刑之后，还写出了《关于两种新科学的谈话》这一重要著作，从而系统地阐述了他本人关于运动的重要实验和理论，把实验与数学相结合这一重要的近代物理方法教给了他的继任者们。爱因斯坦因此而称他是近代物理学乃至整个现代科学之父。另外伽利略就浮体、彗星、潮汐等问题与教会保守学者之间展开的辩论，在温度计、摆钟的发明上作出的贡献，以及晚年在双目失明前对月球天平动的发现等等，就是在国内一些专业的科学史专著上也少见论述。
　　通过《女儿》一书，我们还知道，便是从一般的世俗角度看，伽利略也是一个成功者。伽利略的一生固然充满艰辛和坎坷，他出身的家境并不富裕，开始要靠教书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老母和弟妹们的生活。但是正是靠在学术上积累的成功和名望，他谋得了美第奇家族托斯卡纳大公首席数学家和哲学家的任命。这一任命加上他本人的学术成就，使得伽利略在盛年便成为意大利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丰厚的薪俸也使得他有余力常去接济穷困的亲戚和朋友。　　
　　伽利略与教会保守学者势力之间的冲突，常被描述成是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以致在很多媒体的宣传中，伽利略这个名字成了科学对抗宗教或宗教压迫科学的象征。而《女儿》一书则告诉了我们这一冲突产生的背景和详细经过。由于伽利略与红衣主教团中几位开明学者之间建立的良好关系，所以在1616年教会禁止出版《天体运行论》、禁止传授日心地动说的时候，伽利略尽管是出了名的哥白尼学说拥护者，也只是受到了一个口头警告，他的名誉和地位并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而当他的好朋友兼学术知己红衣主教巴尔贝里尼于1623年成为教皇乌尔班八世时，伽利略感受到了更大的学术自由，他开始着手写作“关于潮汐的对话”一书，来论证哥白尼学说中的地动思想。1632年该书出版时定名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尽管该书在出版前经过了教皇学术班子的严格审查，并按照要求作过修改，但是它的亲哥白尼性太明显了。再加上在发生于德国的三十年战争中，教皇正在丧失他在意大利以外的势力。教会保守学者们的进言，使教皇认识到他的权威、《圣经》的权威不容再经受来自意大利内部的挑战。于是盛怒之下教皇命令伽利略到罗马接受宗教法庭的审判。　　
　　审判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教会以它的强权羞辱了一位科学家的尊严。伽利略当庭宣读了宗教法庭为他准备的“忏悔书”，公开表示放弃《对话》一书中的“错误观点”。对伽利略的进一步惩罚是禁止出版销售《对话》及所有他的著作（禁令反而使得《对话》被抢购一空），对他本人则执行一种监外执行的软禁。起初伽利略被软禁在离他佛罗伦萨老家60多公里的锡耶纳大主教皮科洛米尼的家里。这位主教待伽利略为上宾，常在家里为伽利略招来他的学术届朋友，召开小型学术会议。伽利略便是在锡耶纳开始《关于两种新科学的谈话》写作的，主教大人还参与了讨论。从这段时期他女儿的信中获知，伽利略还在为他女儿寄去她所需的山珍野味、为他老家地窖里的藏酒变质发愁。后来大概是教皇觉察到这种软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伽利略的朋友们都在为赦免他而奔走。所以伽利略被允许回到在佛罗伦萨的家里，但他被禁止与学术界的同行讨论问题。《关于两种新科学的谈话》最后于1638年避开了教皇的势力，在荷兰出版。　　
　　从《女儿》我们还可以了解伽利略本人的宗教信仰。我们并不能因为他与教会的冲突而把他看成是反天主教的。伽利略只是在智慧和对自然的洞察上超越了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之类的前贤，更是超越了他同时代的那群食古不化的教会保守学者，所有的冲突也是因此而起。
　　抛开学术不谈，伽利略在许多方面得惠于教会。伽利略在1613年把他的一双分别只有13岁和12岁的女儿送进了修道院，因为她们还没有到入修道院的法定年龄，所以伽利略是走了后门才做成这事的（其中的长女后来与她的父亲保持了长久的通信，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史料）。除了两位女儿外，伽利略在帕多瓦大学教书时与当地女子玛丽娜还生有一个儿子，由于他们没有结婚，所以伽利略又通过他的保护人托斯卡纳大公的关系为私生的儿子取得了合法地位，后来又从教皇那里为儿子谋得一个带薪俸的永久牧师职位。
　　《女儿》就是通过这样的叙述，向我们描述了一个真实饱满的伽利略。这个真实饱满的形象丝毫无损于他应有的光辉，反而更能让读者体会到伽利略超越前人、超越同侪的伟大智慧。　　
　　最后提一下《女儿》一书的作者达娃·索贝尔。作为一位曾经做过30年《纽约时报》科学记者的她，对有关伽利略的史料和研究成果的把握是相当成功的，达到了专业水准。而她叙述故事的能力远远超出一般的科学史专业研究人员。所以《女儿》是一本非常成功的学术普及著作，它一方面普及了科学史知识。另一方面更普及了一种重要的科学史研究方法，即运用第一手资料，从小处入手，分析具体事例，极力还原真实的历史。笔者希望这对于当前中国学者中存在的、尤其是研究生容易犯的种种浮夸的研究风气――譬如选题大而无当、论述空洞无物等等，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