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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柯　玲
出处： 雨花 2006年3月

　　听说陆建华先生的新作《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出版了，作为忘年交的我立刻发短信祝贺!我和陆先生的相识很简单——因为汪曾祺。相信每一个汪曾祺的研究者都难以绕开陆建华这个名字。他是《汪曾祺文集》的编者；他是《汪曾祺传》的作者；汪曾祺专题片《梦故乡》的主持者；他有若干篇关于汪曾祺的研究论文；他可能比汪曾祺本人还要了解汪曾祺……，他是汪曾祺研究队伍中最执著最真诚的研究者、追随者之一。我关注汪曾祺主要是因为从我的文艺民俗学专业出发，当代作家汪曾祺身上所体现的地域民俗文化色彩比较鲜明，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典型；再者汪曾祺的作品很好读，所以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一旦确定，很快就完成了并顺利通过答辩。此后又断断续续发出了十几篇汪研文章，并顺理成章地出了一本小册子——《汪曾祺散论》，无意中还成了汪研的第一本专著。但说真的，能写出这些文章，首先要感谢的就是陆建华先生。

　　当初我确定汪曾祺选题的时候，我立刻去图书馆借来了一套《汪曾祺文集》，心中就十分感激这个编者。汪曾祺的作品散杂，可被陆建华分类后就很分明。尤其是文集中的《文论卷》，对我启发尤深。汪曾祺对民间文学、民俗风情、传统文化等等的看法相当的辩证和超前。我太想详细了解这个作家。这时陆建华先生的《汪曾祺传》出版了，立刻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索书信，对我这个未曾谋面的晚辈以及日后接二连三的电话叨扰，陆先生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热心。我是把陆先生当作我的老师看待的，这位“编外导师”全力支持我写完了硕士论文，并时时鼓励我继续努力，多出成果。

　　《汪曾祺传》是第一本全面介绍、品评汪曾祺的著作。《汪曾祺传》也很好读，结构紧凑，行文优美，饱含深情，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散文作品来欣赏。汪曾祺传奇而又平淡的人生使他在人们心目中更具魅力。汪曾祺去世以后，陆建华的汪曾祺研究工作也更忙了。忙于筹办、成立汪曾祺文学馆，忙于出《汪曾祺作品精选》，忙于自己的散文创作……特别是2001年退休以后，抛开了一大堆行政事务，他忙得更欢了。他充满自信地说“快乐追求：从60岁开始!”在整个过程中，陆建华始终没有忘记继续搜集整理汪曾祺的研究资料，增补《汪曾祺传》。现在倾注了陆建华8年心血的《汪曾祺的春夏秋冬》终于出版了。读者看到8年前那个匆匆离去来不及与人们打声招呼的汪老先生，如今更加慈祥、更加真切、更加可爱地站在读者面前。

　　《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依然是散文化的笔调，但作者对整体结构作了很大调整，看上去更和谐，更有诗意，也更成熟。《汪曾祺的春夏秋冬》采用崭新视角，注意从历史的高度，全面地、辩证地叙述和分析汪曾祺的文学人生。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力求把汪曾祺放在一个宏大的现当代中国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出生于苏北小县城的汪曾祺，何以后来能成为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汪曾祺；我力求探讨汪曾祺在变幻莫测的中国政治风浪里，在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斗争漩涡后的真实心态；既写汪曾祺坦诚、率真的为人为文，也写他在特定历史阶段时作为常人的喜怒哀乐。”据此，对汪曾祺的人生和文学创作道路上的重要阶段，如人们普遍关心的汪曾祺执笔改编沪剧《芦荡火种》为京剧《沙家浜》的经过，汪曾祺与江青的关系等，陆建华在写作时注意不讳言，不粉饰，坚持按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如实写来。这就不仅让读者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中读到许多鲜为人知、耐人寻味的文学珍闻和历史事实，更能清楚地看到一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作家汪曾祺。

　　真实是传记文学的根本生命。文如其人，阅读《汪曾祺的春夏秋冬》的读者，特别是读了《汪曾祺传》又读《汪曾祺的春夏秋冬》的人不难发现，作者陆建华无意中已经将自己的声音笑貌印在字里行间。跨进新世纪的陆建华对汪曾祺的认识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那就是他找到了更加真实的人生。如果说写《汪曾祺传》时的陆建华还大多处于仰视的地位来向世人介绍这位新时期文坛巨子，不过多涉及汪曾祺的性格弱点或自认为不太光彩的片段的话，《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中的陆建华却更多像汪曾祺的一个朋友，和主人公一起历经寒来暑往，世态炎凉，他们双方已经非常了解，任何事情都可以推心置腹。因此《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不隐瞒，不粉饰，不造作，不害羞，将一个原原本本的汪曾祺推到了读者面前。比如：汪曾祺作品的清淡风格令人叹服。小说中《受戒》、《大淖记事》名声在外不说，散文《胡同文化》被选进中学语文教材，《葡萄月令》像一首清风吹来的抒情诗。这个仿佛带着仙气的作家被人们越说越神。其实，读一读《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你会发现：汪曾祺也有过屡投不中的灰暗日子。1977年，由于卷入京剧《沙家浜》的政治问题，汪曾祺开始接受审查。那段时间，他因政治上不被人理解而想“剁指明志”，后来开始写作了，但其作品却“屡投不中”，曾发狠说：“这辈子再也不写了。”

　　《汪曾祺的春夏秋冬》的写作能达到这样真实的境界决非偶然。陆建华和汪曾祺同乡，两人对高邮这个古镇有着非同一般的深情。汪曾祺因为少小离家对家乡的几十年思念在他的心中早已发酵成创作灵感，幻化成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作品。陆建华因为身出高邮又长期担任文化官员，对家乡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倍加关照。他们都知道高邮不是一个普通的小镇，是有着几千年文化渊源，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的一个所在。所以高邮人自然承担着发扬光大故土文化的重任。汪曾祺、陆建华正是这样的高邮人。翻开《汪曾祺的春夏秋冬》的第一章“我的家乡在高邮”，简直是作者和汪曾祺合唱的家乡赞歌。陆建华的关于汪曾祺的文学评论中写得最精当的也是那些有关汪曾祺和高邮的文字。

　　当然，在研究汪曾祺的过程中，陆建华并没有囿于乡情不能自拔；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从事文学评论的陆建华有着很高的理论水平和睿智的批评眼光。汪曾祺的作品是陆建华与汪曾祺深交、神交的根本原因。他和汪曾祺是“同道”。他认为汪曾祺的作品体现了一个独特的文学品位。“这些作品不但在文坛上会使人耳目一新，而且对汪老自己来讲，也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汪曾祺的作品不能说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流，但肯定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宏伟的社会主义文学殿堂，应该有各式各样的‘建筑’，其中汪老的‘建筑’有他独特的、平民化的标志性。”“汪曾祺从他多年的创作实践中痛切地感到，所谓创作自由，不仅仅是政策的宽严、政治气候的冷暖，而作家自己想象的自由、虚构的自由、概括集中的自由，同样重要。”这同样也是陆建华自己的感受。汪曾祺说“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陆建华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这种与汪曾祺精神的共鸣我们在《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中不时可以感觉到。其实，不管是对生活的看法还是对文学的看法甚至人生步骤，陆建华和汪曾祺都有不少共同之处。人称汪曾祺是60岁以后才焕发了写作青春的老作家，60岁才找到怡然自得的感觉。陆建华的“快乐追求”也从60岁开始。陆建华退休4年，出版了文集、文艺评论集和人物传记各一种，另主编和参与主编书籍5种，两个方面的总字数超过200万字。不知是不是长期研究汪曾祺的结果，陆建华连性情中都有了汪曾祺的影子。这样的人为汪曾祺立传，当然会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他是一个真人，是那种通体上下从里到外都沉浸于生命和人生的人。汪老就像从江南田野上流过来的一条河，带着两岸的稻风和油菜花温暖的香，丰满而又平和。”同乡、同道，真情、真人，这也是《汪曾祺的春夏秋冬》给人的感觉。

文：何言宏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月

    我曾错过一次见到汪曾祺先生的机会，至今都很遗憾。十多年前求学北大，我和几个同学负责张罗学术讲座，曾经邀请过汪老为我们做“文学漫谈”。当时他住城东南的蒲黄榆，距离北大相当之远，我本来该与另一位同学一起去接请汪老。但已记不清是什么缘故，我却未能去成，当晚的讲座也未听成。后来我请同学向我描绘汪老的形象，他只是说了这么一句——“一个老头子，眼睛特别亮！”就是这样简单的描绘，却让我对汪老愈加神往并想象至今，其憾其悔，也每见其深。但是，陆建华著《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汪曾祺创作历程和人生道路的书写及对其形象真切生动的刻画，却让我在另外的意义上走近了汪老。更为重要的是，阅读陆著，我还更加深入地领略了汪曾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作为其精神世界之核心的“生的执著与热情”。

    对于汪曾祺来说，沈从文应该是其最为重要的人生导师。陆著用了很多篇幅记述了汪曾祺和沈从文的交往，读来令人动容。1948年春，当汪曾祺在北平因为谋职无着而悲观苦闷的时候，沈从文曾经对他有过这样的劝慰：“曾祺，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要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该用自己的创作，使这个世界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的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1958年，在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期间，沈从文又常写信，抚慰和鼓励他说：“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因此，对于生的执著与热情，一直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也是其抵抗时生乖蹇的人生命运的精神资源。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里，汪曾祺博览群书，潜心阅读，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流寓上海任教中学期间，他独处陋室（铁皮小棚），也能自得其乐，读书写作；即使是在身为“右派”的四年中，“也不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和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满怀热情地去劳动，去接触中国的土地与农民，甚至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地完成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而这样的精神，与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又是何其相似！身处逆境时况且如此，在较为顺遂的“新时期”以后，他的人生与创作，更是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一般以为，汪曾祺最为“复杂”的经历，便是他在“文革”时期曾经担任《沙家浜》的主要编剧并且受到江青的“赏识”。陆著不为尊者讳，在很忠实地记述汪曾祺“文革”经历的同时，又很详细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特殊处境中的汪曾祺并没有发生精神的畸变，他只是以相当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知遇”。他“对江青既心存感激，又诚惶诚恐，有时还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一点傲气和几分自得，但绝不奴颜婢膝，更不阿谀奉承”。所以他在《沙家浜》的“智斗”一场中不顾江青“江湖口太多”的指责，瞒天过海地保留了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那一段后来被广泛传唱的著名唱词。1970年5月，当他获得登上天安门的“政治殊荣”时，“也没有激动得‘热血沸腾’”，而是“看着铺在桌子上的一大摊改了又改的文章草稿，居然向军代表建议：‘能不能另换老杨去？’”这些记述都使我们认识到，汪曾祺所执著与热爱的，无疑是一种健康、纯洁与明净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有着自己的尊严与底线。汪曾祺的精神人格，没有丝毫的心机与杂质，更是没有令人不齿的政治趋附。实际上，汪曾祺被陆著以“祸福相倚”所精当概括的“文革”经历，也在另外的意义上透露和诠释了他的“生的执著与热情”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提供了“拷炼”汪曾祺的精神与人格的“宝贵”机缘。这样一来，陆建华的著述，倒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如何对待载浮载沉的自身命运。在运交华盖的时候，能够保持“生的执著与热情”自属不易，而在被权力“恩宠”和“有幸选中”的时候，能够不骄矜、不忘形，从而保持清醒，坚守底线，执著于一种健康、明净和葆有尊严的“生”，则更加困难。我想这样的启示对于思考知识分子的当前命运，应该具有突出的意义。

    对于汪曾祺包括《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和《岁寒三友》甚至其早期小说《老鲁》和《羊舍一夕》等在内的几乎大部分重要作品，陆建华都很细致地叙述了它们的“生产过程”，诸如作品的生活来源、人物原型、创作缘起、写作历程和发表的经过，我们都能从中得到全面的了解。而作者对于作品的研究和阐发，则更使我们认识到，“生的执著与热情”，同样也是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最为根本的精神特征。对于这点，还是陆建华的概括最为精当。他说，汪曾祺“在表现旧社会生活时，总是让一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始终弥漫在作品之中。这就使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基调，引人向上，增加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心”。阅读陆著，正是对于“汪曾祺的世界”的深深沉醉。“一个老头子，眼睛特别亮”！我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走近了汪老，弥补了自己十多年前的遗憾——感谢陆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