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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谭奇辉
出处：解放日报 2006年2月

　　《胡适的精神之旅———一代“国人导师”的诞生》一书，一抛学术著作的晦涩枯燥，但也不同于我们以往所接触过的人物传记。如果要严格地用传统的框架来约束这部书，那么显然会有不少非议，但是对于思想的推陈出新来说，我以为，“是否符合以往标准”并不重要。
　　胡适是一个曾经被大陆读者误解的学者。对胡适的批评常被淹没在一种偏见中，即使是学术批评。在众多偏见中，不乏这样几种：平反，乐于为胡适扶正；误解，要么把胡适逼入狭缝，把“学问的胡适”等同于“政治的胡适”并加以批判，要么把胡适扯为两半，褒“学问的胡适”而贬“政治的胡适”，或褒“早年的胡适”而贬“后来的胡适”。
　　一片树叶的两面，也许形态差异颇大，但二者又经脉相生。《胡适的精神之旅》不作“平反”之举，而是明智地选择让胡适“自我呈现”，让读者重审胡适当年的举止言行。作者以另一种方式，绕开重重藩篱，揭露出一个颇为贴近历史的真实的胡适的形象。在这部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事实的胡适”，而不是“批评的胡适”；是“读者的胡适”，而不是“传记作者的胡适”。对于事实的介绍，作者力求三言两语，概其精要，剖其细节。既有评论，也是寥寥数语，点到为止，恐失公正。为人立传，但这本书没有站在传主立场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诚惶诚恐的面对事实本来面目的责任感。
　　作者费心地细数了胡适精神轨迹形成的种种因素：祖孙、父子生命的延续，亲情、爱情、友情的潜移默化，正学与杂学的融合，博学与专精的抉择，从中学到西学、旧学到新知的几度迁徙。胡适的几度抉择和迁徙，出发点都是在学问上寻求一种群体的“得救”。胡适所寻求的“得救”，究竟是个人对名利的追求，还是知识分子式的“不合时宜”？正如本书序中所言：“胡适终究是‘学者’，不是‘革命家’。”作为学人，胡适有许多天真的时候，他关心政治，却不过是“政治学”的政治。他只在学问上寻求一种“群体得救”和“文化复兴”的可能。
　　为胡适这样一个人立传，作者似乎在暗示我们，胡适一生最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就是“胡适何以成为胡适”？其祖孙、父子生命的延续，比肉体意义更重要的是文化血脉、文化生命的传承。而由胡母传承而来的外祖父的虔诚、恒毅，以及胡母的谦和、容忍，又在胡适的成人中发挥了怎样不可估量的作用？众多友人的交流和启发，胡、韦的中西之恋，给他带来的思想的火花，又给了他多少“恩惠”？当一切功过被抛开后，“胡适是怎样的胡适”已不那么重要，只剩下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关注：“胡适何以成为胡适？”作者迫切地想要寻找到更好的“育人”之路，努力地想要触摸到胡适“成人”、“成言”的每一根细微的经脉。
　　这似乎是历史以外的视角，但也就是这样一个视角，把这部书和其他的人物传记，坚决地区分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