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文：甘丹

　　1945年4月5日，重庆沙坪坝，赵蘅在这里出生。她是父亲赵瑞蕻和母亲杨苡的第二个女儿。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年代，历史风云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回望自己过去的六十载，赵蘅说她自己很相信命运，她说人的命运总是在偶然的因素下发生着各种变化，你不知道你命运的列车会在什么时候开往什么地方。于是，赵蘅写下这本记录自己、上辈人以及同辈人故事的书《下一班火车几点开？》。

　　“有些东西应该有人写出来。希望大家在读了看了我的图文后，能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那些荒唐和蒙昧的东西才能避免再次发生。”赵蘅说这是她的心愿。

　　回忆过去尽量真实，尽量完整

　　赵蘅希望能够最为真实地展现过去。在母亲的支持下，她辗转几次，才定下了如今这家出版社。

　　把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中国往事写下来，是赵蘅在心里埋藏了很久的愿望，只是她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契机提起笔。2003年1月，天津某出版社编辑高艳华女士找到赵蘅，希望她写一本速写人生的故事。商谈之后，赵蘅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自己过去的画，竟有些意外地发现自己过去的素描。“我真没有想到这些东西都大部分留下来了。只不过相当多的都已经破损不堪了。”这些旧作，让赵蘅更加有表达的欲望，她甚至有些兴奋和激动。

　　于是，她开始思考书的形式，她希望用一种很好的方式，将文字和画结合起来。

　　最后，赵蘅选择了从1911年开始叙述，尽管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出生，但长辈的回忆和老照片可以告诉一些赵蘅不曾知道的“从前”。为什么要选择1911年？赵蘅说，因为这一年是她的外婆徐燕若嫁到杨家的日子。“如果没有我的外婆，就不会有我的舅舅，姨妈和母亲，以及我们。”赵蘅认为自己的外婆很了不起，虽然外婆本人出嫁以后才识几个字，但却很有远见地让自己的三个子女去上最好的学校，去留洋。有这样的外婆，赵蘅的母亲兄妹三人杨宪益、杨敏如、杨苡在后来才能成为著名翻译家或大学中文系教授。

　　最后，赵蘅选择用编年史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回忆，同时用能够表现当时情景的素描、包括历史照片甚至实物，穿插在文字中间。“这个如此庞大的构想和约稿编辑的初衷有了很大的差别，令她兴奋并立刻正式纳入出版计划。”2003年非典期间，赵蘅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到2004年夏完成了15万字书稿及相关的图片。

　　赵蘅希望能够最为真实地展现过去。在母亲的支持下，她辗转几次，才定下了如今这家出版社。

　　唤起一代人记忆的故事

　　如今这种个人历史回忆的图书越来越多，也总是有人怀疑个人记忆的真实性。

　　赵蘅同样面对着这样的问题。

　　如今这种个人历史回忆的图书越来越多，也总是有人怀疑个人记忆的真实性。

　　赵蘅同样面对着这样的问题。亲戚中有些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要把有些东西见诸于文字，让别人知道。但是她却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她说，有些事情她可能做不到历史百分百的客观，尤其是那些听来的祖辈的事情。但是在她笔下的文字都是她脑子里和心里最真实的感觉。

　　“我至少要做到心里的客观吧。”在这本书中，赵蘅写了很多自己私人化的事情，恋爱、婚姻……虽然文字很平实，但在字里行间依然能读出赵蘅对自己过去一些行为的反思。因为她的父亲告诉过她，应该常常审视自己，也应该有人敢于写出“一代人的苦难”。

　　赵蘅把1999年2月7日父亲赵瑞蕻去世前不久从南京寄来的一封信拿出来，在那封信中赵瑞蕻鼓励女儿用自己的笔大胆地说该说的话。赵瑞蕻在信里告诉女儿：“最近我看了季羡林、邵燕祥等人写的文章，希望鼓励更多的人写下来。”赵蘅说父亲的希望对她影响很深，所以她也希望有一天能完成父亲的愿望。

　　“这本书中，虽然大部分都是写的我个人的经历，但是我选择的那些经历都是有共性的，能够引起很多人共鸣的。有时候我总是担心，我现在都已经六十岁了，说不定哪天就不能说话了，我怕我的记忆突然就没有了，所以我要趁现在把能写的都写出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过去发生那些事情的画面，它们让我觉得很多事情好像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赵蘅说。

　　比较特别的是，在这本书的每一章节的开始，都加上了某一段时期历史大事件的提示，赵蘅说这是舅舅杨宪益的主意。书中的故事对于年轻人来说都已经是恍如隔世。

　　也是为同事和同学写的文字

　　这些老人们一个个陆续离开。父亲赵瑞蕻、前辈萧军、萧乾、杜运燮、严文井、巴金都已经去世，赵蘅感叹良多。

　　在《下一班火车几点开？》里，赵蘅还素描了她的一群同学以及一些同事。简短的文字配上她的人像素描，给人很深刻的印象。赵蘅说她自己很喜欢书中的这一部分，因为那不仅是对他们自己的逝去岁月的纪念，更是因为那些同学和同事的群像，正好反映了整个时代一代人的命运。

　　这些为同事和同学写的文字，出版前赵蘅都给当事人先看，得到当事人同意之后，她才会把这些文字收录在书中。“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有些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拿出来让别人写的，但是他们都很支持我。”因为家庭和职业的原因，赵蘅也接触到很多父辈的著名文化老人。这些老人的一些点滴事情，也在赵蘅的书中有所描写。赵蘅说，她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上辈文化人给了她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来自于她的父辈，也来自于她所接触的这些文化老人们。她在书中写道：“我曾被幸运地扶植。”“他们那一代人，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教我如何做人。他们和我们后来的人太不一样了。他们真实、爱国、看淡生死，这些都是后代人越来越少有的品格。”遗憾的是，这些老人们一个个陆续离开。赵蘅感叹良多。于是，她在书中的最后写了一篇浪漫主义色彩的《后来》，她在文中想象那些逝去的人，如果他们还在应该是什么样子。

　　但想象毕竟是想象，逝去的人已经不可能再回来。

　　所以赵蘅才会在严文井的告别仪式上，默默流泪，哽咽地几乎说不出话。所以，赵蘅才把这些老人写下来，也把过去的记忆写下来。该记住的东西，应该有人把它完整地再现在我们面前。

文：刘守华
出处：中华读书报

　　《下一班火车几点开》，数百幅的速写和照片，被女画家巧妙地用15万文字缀成了一幅岁月画卷，于是纷繁复杂的历史在图文的辉映中变得清晰、生动起来。

　　结识赵蘅，是朋友的引见，当时他用了以下陈述句对她进行描述：母亲是《呼啸山庄》的翻译者杨苡，父亲是《红与黑》第一个中文译本的译者赵瑞蕻，舅舅、舅母是杨宪益和戴乃迭，本人是美术家、作家、电影家协会的三栖会员。

　　这是一位幸运得让人妒忌的女性，出身名门，又才华横溢。介绍她画页的文章似乎用“故纸堆里的温暖往事”做标题才贴切。但是走进赵蘅书中重现的历史回放，却发现赵蘅的往事并不都那么温暖，更多的是辛酸和无奈。原本那个有着红苹果一般圆圆脸的幸福女孩，如今消瘦得一米六零的身高却不足百斤，这难道不是生活的磨蚀？

　　赵蘅将她的“这一班火车”发车时间定在1911年，理由是这一年一位年仅15岁的少女嫁给了大她许多的天津中国银行行长，这便是赵蘅母亲杨氏家族的“根”。抗战胜利那一年，赵蘅出生了。借助特殊的家世背景，她的童年比其他孩子多了一年国外生活的体验。接着又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四年的快乐时光，幸运女神还真是在她身边晃了好几年。突然之间，幸运不再，继续深造的路被堵死，赵蘅只好提早进入社会。接下来不要说当画家的梦想无法实现，即使想本分地在农影厂动画车间工作台前安静地工作，都成了奢望。

　　那个曾经激情满怀地用血书致函卡斯特罗，支持古巴反美行动的女青年，一夜之间竟然因一句诬陷变成了批判对象。在随后下干校的日子里，赵蘅不知道“自由的天空在哪儿”。好在手里还有两支笔，一支是用于速写的画笔，另一支是记日记的文学之笔。

　　当时赵蘅经常要到果园干活，虽然到处是苹果，但在不要文化的年月里，她却不敢堂而皇之地在炕上摆几只画静物，只能将画夹藏在棉大衣里，看果子时偷偷用简单的线条画几笔生活的记录。即便如此谨慎，最终她还是被人举报受到了批评。挨批也值得，那一张张只有那个时代才能画出来的珍贵速写毕竟留下来了。所以20年后，当赵蘅可以自由地用大量油彩画画时，第一个创作冲动就是红苹果。赵蘅的《苹果和叶子》系列油画曾在巴黎艺术城展出，其中一幅后来被法国总统希拉克收藏。很多西方观众对女画家要将苹果摆在落叶和草丛里大惑不解，赵蘅解释：“甜蜜和光明往往是由苦涩和黑暗相衬的。”

　　赵蘅很久以前就希望有一种图书样式，能够把画和文字结合起来。一家出版社盛情约稿，终于使她有勇气从故纸堆里翻出已破损不堪的画页，一张巴掌大的纸片都会骤然把她拉回到那个特殊年代。因为那些速写和照片，是她半生心血的原始记录。

　　赵蘅的文字真实，有时真实得让人窒息。她的父辈与巴金有着几十年的友谊。赵蘅也很崇拜巴金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她要求自己在书里不说假话。于是，无论是少年时求学的快乐时光，还是“文革”中一夜之间被打倒的惊恐；无论是干校艰苦日子里与丈夫的患难岁月，还是改革开放后丈夫远“嫁”异国，一纸休书将她推到无奈境地的尴尬，在她书里都有真实体现。她将生活的原生态和盘托出，毫无隐瞒地娓娓道出了尘封的故人往事。

　　用个体体验，折射出了一代人成长的共同经历,一个国家漫漫进程的赵蘅说：“我不单是为自己，我真的希望咱们国家永远不要犯过去那样的错误。虽然我的呐喊,只有一点点声音。”

文：巫宁坤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6月

    赵蘅出生于抗战胜利年，她的人生列车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在这趟列车上，她体验了她称之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风云变幻的景观，经受了个人和亲友的风雨沧桑，起先用画笔，后来用文字，抒写了所见所闻所感。很久以来，她就一直向往有一天会有一种图书样式，能够把她的画和她的文字结合起来。她终于找到了这种样式，创作了《下一班火车几点开？》。

    回忆录的主轴自然是“我的故事”。赵蘅的童年应该说还是比较“幸福”的。她的父母都是文化精英，在高级知识分子圈子里悠游岁月，赵蘅从小就在优雅的人文天地里茁壮成长。她的父亲、南京大学的赵瑞蕻教授，多年“追求进步”，1953年就奉派前往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三年后她母亲也和父亲一道去东德讲学，并可带上小妹赵蘅和小弟赵苏。这时赵蘅十岁，和弟弟一道在红军小学当上“小留学生”，她的人生列车驶进了一个新的童话世界:“那时反右尚未开始，距离‘文革’还有十年，在我年幼的心里那是一段阳光和煦的快乐日子。

    1957年秋赵蘅随父母从“世外桃源”回到南京，逐渐投入中国特色的、以“运动”为轴心的现实生活。其实，早在她的童年，她已经“感受第一次运动”:

    我远远地看见一堆人揪着一个人，冲进已挤成黑压压的人群中。那个人的背后竖着一块牌子……只听义愤填膺的“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声响成一片，有人在宣布着什么。接着，又一声震耳欲聋又清脆的巨响，一股蓝烟从人堆里冒出蹿入天空，似乎能闻到呛人的火药味。

    回国不到一年，作为四女中初一的新生，她就亲身参加了除“四害”运动:

    1958年，我和同校女生们在南京玄武湖公园里，齐声吆喝、使劲敲锣，还用烟薰，轰得那些可怜的麻雀四处窜逃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当晚广播电台公布了全市灭雀的战果，数字我忘了，起码有六位数。也就是说那一天下来，起码有上万只麻雀葬身于我们人类之手，包括我这个无知的小杀手。可我们当时还为此兴奋来着，排着队，雄赳赳气昂昂的。可以听见湖岸城墙四周的喊杀声此起彼伏，烟雾腾腾，好像天上飞的鸟儿们真是人类的敌人！

    这幅人人上阵、声震云霄的灭雀“速写”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但这只不过是赵蘅回国后上的第一课:

    那又是个遍地高炉林立的年代。全民大炼钢铁，凡能化成铁水的金属东西:铁锅、门把、銅勺、钥匙等，都投进了炼铁炉。这天，校务处又来催我们去干活。没人觉察到桑老师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他实在不忍心，让我们放下手中的课本，他最能体会求知欲最旺盛时期，时间多么宝贵！其实在我们做美丽女生的同时，政治运动从来在校园里没有停止过。一天我走进校部大楼里，见到楼厅挂满了层层大字报。还听说过一位团委师姐，因自告奋勇填补了右派名额的空缺，从此离开了校园。

    一定是各校都有炼铁的指标数，高中部负责守小高炉，我们初中部敲矿石。一次，我在烈日下敲着敲着昏过去了。又一夜在后宰门敲了通宵，那年我十三岁。

    1960年初中毕业，赵蘅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实现了小小画家的心愿，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北上求学。在祖国首都，三年前的“小留学生”当上了“饿肚皮的艺术女生”。感谢党组织多年来一以贯之的谆谆教导，她不但毫无怨言，而且“我与祖国共患难。”学校附近，隆福寺大殿商店的员工们忙着张灯结采迎春节，赵蘅用淡彩画了一张涂色画，印证了:尽管大饥荒席卷全国，标语照挂，口号照喊，“困难日子我们照样过年”。

    赵蘅“左”得可爱，“已经十八岁的我，迷恋上了两件事:革命和爱情，而且冠以最纯洁的‘革命爱情’。”她曾跌落到崇拜愚昧的深渊，在深渊之下她是一条几乎窒息而死的小鱼。“十年浩劫”横扫中华大地，“在我心里，党是不会错的，共青团员责无旁贷地要紧跟嘛。”她的男友给她母亲写了一张大字报:“所谓的黑线关系，其实很空泛又张冠李戴，但我还是默认了，我在要妈还是要‘革命’的节骨眼上，背叛了养育自己的母亲。”“一向进步清白”的父母和一贯紧跟党的姨父姨母都成了“牛鬼蛇神”，舅父杨宪益和热爱中国的英籍舅母戴乃迭、两位蜚声世界的英语翻译大师，一夜之间成了“英帝特务”锒铛入狱，一关就是四年，他们的独子也死于非命。1956年夏，赵蘅随父母到上海准备行装，常在巴金家作客，采购衣服时还“有陈阿姨做参谋”。曾几何时，巴金被关进“牛棚”十年，“陈阿姨”久经迫害之后含恨去世。

    “十年浩劫”结束后第二年开春，赵瑞蕻教授作为江苏代表来北京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赵蘅和姐姐两家人去火车站迎接:

    代表们出了火车站，他们又去搭乘一辆辆专用大轿车。这时我才发现默默等着上车的秦宣夫秦爸爸。他瘦得厉害，让我差点不认识了。不仅是他，好多代表的模样都令人目不忍睹。他们有的刚从干校调回，有的来自北大荒，甚至是来自监狱，一个个更像刚从地狱里爬出来一样，在阳光下连笑容好像都是恍惚的。

    她本人呢？尽管附中毕业时，“绝对服从党需要”，放弃报考工艺美术院，去搞动画，后来却不仅被打入“现行反革命”的行列，年复一年地挨批挨斗。当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结果，“让自己付出了三十五年职业不随心的代价！”当年的“革命爱情”呢？久经“革命”熔炉的考验，“贫贱夫妻共同熬过来的岁月”，结果却也“一纸休书定我乾坤”。幸而她并不顾影自怜，她的人生列车“在改革浪尖上沉浮”，“独来独往过日子”，又写书，又画画，终于完成这部独特的新著。

    这部回忆录是用二十二个“画卷”构成的，涵盖1911－2005年“我和我们的故事”。第一人称的叙述用的是讲故事的口气和语言，娓娓道来，亲切感人。画家用速写和素描捕捉了从列车窗口看到的人物和生活场景，又从列车的犄角旮旯找到一些“劫后馀生”的珍贵相片。这些画和文字的结合构成一个十分独特的“画廊”，其中不仅有一幅幅真实细致的现代生活的图景，一个个带有历史烙印的人物，更是一出出有声有色、有笑有泪的悲喜剧。作者的声音和画笔处处流露着淳朴真挚的对人和生活的爱，抚慰着“那个特殊的时代”的幸存者饱经忧患的心灵。

    赵蘅善于捕捉细节。1957年，年方十岁的小小画家画了一张速写《我的弟弟观看窗外的风景》:

    画这张画时，我还不知道这一天夜里，小弟就是趴在这个窗台上，发现了苏军坦克轰隆隆开进了我们的大街。我怎么没听见呢？我一定是睡沉了。那是前一年，1956年初冬在匈牙利发生的事变，这是我们在冷战时期经历的最恐怖的事。现在“叛乱”被镇压下去了，一切好像都平息了。树叶落了又发芽了，小弟穿着在德国买的黑色棉质运动套服，正静静地观望窗外的风景……

    过了几年，在布拉格又发生和匈牙利类似的暴动，苏军坦克又开进了这座“百塔之城”，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布拉格之春”。可我们那时已经回国了。许多年之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传世。

    1964年夏，她从上海动画班回到北京实习，同班同学清晨都在附近的太平湖畔跑步，这里也是她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男友晨练的地方，也是他俩“亲密约会的‘伊甸园’”。这是什么地方？

    两年后的8月24日，老舍先生不堪凌辱，在这片幽静宜人的风景地投湖自尽。又过一年，太平湖被填平。呜呼！

    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下，赵蘅一笔不苟写出身边亲见亲闻的点点滴滴，画出一个个亲自接触过的受苦受难的平平常常的男男女女，见微知著，构成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

    但是。赵蘅并不感到满足:“限于桎梏和水平，我远不能将内心的一切真实极致地呈现到读者面前。”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灵魂，会有什么“桎梏”呢？俱往矣，下一班火车几点开？

文：曹振亚
出处：文汇报 2006年3月

    “我是一个浪费纸的罪人啊！”赵蘅在整理她数以千计的文稿、札记、便笺、速写和照片时，用近乎自言自语的口吻冒出了这句话。

    我被她这句颇显灵感和自嘲的话打动了，脱口而出说：“你一定会罪有应得。”

    让我庆幸的是我的话果真灵验。在这个“罪人”为那些纸“服役”二十多个月后，她得到了一本让她和读者掩卷动容的作品——《下一班火车几点开？》。那些泛黄的被“浪费”的纸在遴选之后，大多收录在了这本图文并貌的新作里。

    《下一班火车几点开？》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受作者之邀协助校稿，有幸先睹为快，成为了它的第一个读者。我当时一边像啄木鸟一样检缺补漏，一边摘录绝妙好辞，我简直被面前洋洋洒洒的文字和浩浩汤汤的画卷惊呆了。你试想一下，一个60岁的女画家以原创的绘画和照片为蓝本，按自己的平民视角和价值观，用编年体的方式，把从公元1911年民国初期到眼下的花花绿绿的世界一一呈现出来，这得需要多少积淀才能完成呀？好个厚积薄发！也就是她这个爱纸如命的“罪人”才敢这样吃天下鲜吧！

    为何把书名定为《下一班火车几点开？》呢？作者坦言人生之旅，命运难测，“常常在走出去，还是留下来之间较着劲儿。不管怎么样，这蜿蜒无边的铁轨将送你踏上征程。”也许青年读者会觉得如获至宝，作者双手捧来的“这本时断时续甚至有点杂乱的中国故事，属于我们大家”。

    我和赵蘅是同事和文友，当她提出约我写书评时，我除了少许担心给人写砸了影响市场销路的犹豫外，更多的是自信和认同感。因为只有对作者了解和欣赏的人才能写好书评，我显然得天独厚！而我当真想通过我的心得和感遇，把这本老朋友的含金量颇足的书推介出去，让每一个热爱文学和绘画、并用心感知生命和生活的人在其间漫步、踯躅、遐思迩想，并找到自己和参照物。

    赵蘅是中国美协和作协的双料会员，可想而知她事业中的两支笔会相辅相成，而孰轻孰重她自己也糊里糊涂，“写作之余画画，还是画画之余写作，我自己都分不清。”其实根本没必要条分缕析，落在让她觉得珍贵无比的纸张上的不管是文字还是图画，都承载着一个文人对历史、社会、文化和个人理想的肺腑之言。

    这本大部头的作品中的数百幅速写和照片，15万的洗练文字都得益于她日贯一线的笔耕。我一点不惊讶于那些富有青春激情和带有唯美主义情结的文风会出自她之手，因为现实中的她就是一个真实、乐观、谦和、酷爱艺术和生活的人。她乐于和你一起交流写作心得、感染美术熏陶、分享家庭亲情，以及传播文化信息。

    “小曹，知道吗？今天巴金去世了，享年101岁。”这是2005年10月17日快子夜时赵蘅打来的电话。文坛世纪老人与世长辞令国人关注，而赵蘅更为震惊，因为这位老前辈曾在1984年他80寿辰时给赵蘅题写了“奋勇前进”四个字，而这挺拔有力的大字深深地铭刻在了她的心灵里，并伴随她走过了20年的写作人生。这个故事收录在本书《巴金鼓励我奋勇前进》这个章节里。赵蘅总是很纯粹，她说她会永不停笔，真诚地记录生活。

    除了巴金先生之外，本书中的文化名人为数不少。像将《红楼梦》译为英文的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呼啸山庄》的译者杨苡都名列其中，因为他们与作者是至亲，所以他们真切的情感世界也得以展现。另外，在书中可以看到作者为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的画像，看到萧乾、萧军、丁聪、袁鹰和邵燕祥等人的身影，他们和作者的交流在文中也一览无遗。

    书中的主角自然是赵蘅自己了，从《我曾是一名小留学生》到《饿肚皮的艺术女生》，从《我穿补丁衣做新娘》到《一纸修书定我乾坤》，作者的童年、青年和中年生活跃然纸上。或痛苦、或迷茫、或沉思、或挣扎，尤其“文革”时期《荒唐的苦难》，《最后一次夫妻恩爱照》和《患难的前妻前夫日志》，都明明历历地昭示着一个女人的真情实感，让人不禁泛上无可奈何的神情，抑或苦恼的笑容。在《老人是我头顶的天》里，大家会看到一个孝顺善良的女儿；在《独来独往的日子》里，一个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行者又会微笑着向你走来。可以说，赵蘅笔下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已经到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你会在作者“几乎用去半生心血的原始记录”里，看到她悲喜交加的人生，而那些“从故纸堆里翻出的已破损不堪的画、一张巴掌大的纸片”，都会骤然把你我拉回那些特殊的年代。

    在书中占近半壁江山的是伴随作者成长、生活和工作的旧友新朋，他们都是我们身边的老百姓，从他们的喜怒哀乐中，你轻易就会嗅出时代的风风雨雨和荣辱兴衰，你会觉得他们和你一样的亲切朴实、一样的有血有肉。同时，在作者看似平淡的文笔中，包含着她对世态炎凉的认知和对生存权利的尊重。不用说，这二十世纪的“浮世绘”是作者诚心诚意为读者打造的，而且像巴金一样，在“用一腔热血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