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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智效民
出处：文汇报 2006年3月

    在当前社会不可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不要抛弃学问，乃是每个青年最好的选择。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

    拙著《八位大学校长》这么快就能问世，对我来说真的有点意外。两年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推出《大学人文读本》、《大学精神档案》等系列丛书之后，又创办《大学人文》丛刊。我因为在第一辑上发表《吴大猷谈通才教育》，该刊副主编谢泳便约我写点介绍老大学校长的文章。我当过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对教育问题比较关注，近年来又致力于现代知识分子研究，就答应下来。写作中，谢泳曾说多写几篇可以结集成册，我却不敢有此奢望。去年初夏赴京，见到知名出版人刘硕良。刘先生问我已经写了几篇大学校长的文章，我说也就是三四篇吧。他说你要赶快写，我们想早点推出这本书。

    我明白，上述朋友之所以对拙著如此重视，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究竟向何处去，乃是当代社会共同关心的一个大问题。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上大学”就成了每一个人的最大心愿。无论学生、老师、家长，还是整个社会，都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和投入，并且取得多方面的增益和进步。然而，这种努力和投入换来的不只是正面效应，还有应试教育模式得以形成的诸多流弊。

    这显然与我们对教育的理解有关。对国家来说，现代教育的宗旨究竟是为了选拔人才、培养精英，还是为了开启民智、培养公民？就个人而言，受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找份工作、抢碗饭吃，还是为了让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另外，学校与社会、学校与教师学生的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也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慎重对待。这些问题也许太大，一时难以澄清；但是看看当年八位大学校长(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的教育理念、办学方针、行为方式和人格风范，相信会找到正确的答案。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我把这些老校长的人格风范和可资借鉴之处概括为“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等几个方面。

    懂教育的含义是既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又要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在教育理念上，当年的老大学校长都是倡导人文教育的典范。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每个人都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认识这个世界、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而教育本身就是启发大家独立思考，让人们认识世界、享受生活的一个美好的过程。

    校长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对上级负责，而且更要对学生负责。但是负什么责任，如何负责任，却大有讲究。所谓对学生负责，首先是要培养他们研究学问的兴趣。1929年7月，中国公学18级学生毕业，担任校长的胡适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不要抛弃学问。”他还告诫大家：以前的功课也许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做研究了。即便是为了吃饭考虑，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解决“饭碗”问题，还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许多人把上大学当作“抢饭碗”(蔡元培语)的敲门砖，一旦文凭到手，就以为不需要做学问了。他们不知道，即使是为了吃饭，学问也具有长久的竞争力。因此，在当前社会不可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不要抛弃学问，乃是每个青年最好的选择。

    此外，对学生负责还有一个把他们培养成什么人的问题。当年的大学校长都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他们认为,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培养人,后者是想把人变成机器。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他一上任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科的不必注意理科，学工科的不必注意文科，这种看法似乎狭隘了点。学问范围务必要广，这不仅能使我们对人生观的世界大势有一种全面的了解，还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趣味和工作效率。他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1936年5月18日，竺可桢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指出：“学校不是一个工厂……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因此，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此外，他还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刚刚入学的新生说：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

    所谓尊重人才，首先表现在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降人才方面。此外,坚持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更是尊重人才的具体表现。如竺可桢就认为，要想把大学办好，需要“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可见对人才的尊重，不仅指物质上的满足、交往中的礼貌，还包括人格上的信任、工作上的支持、管理上的合作……

——读《八位大学校长》
文：马勇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3月

现在的大学不是“教授治校”的问题，而是要设法甄别真教授、假教授，真博士和假博士，然后再提倡教育家管理学校。大学校长应该将管理学校作为自己的专业，应该将管理学校如何作为考评的标准，目标只是职业教育家，而不是其他专业的名家或所谓“博导”。  
   
研究教育的人对今天中国大学的问题开出许多诊断，有的说是体制问题，有的说是世风日下，有的说是市场经济的不良影响，有的说当下不是一个读书的时代。总之，大学问题已经引起国人的高度关切。  

今日之果总有昨日之因。我们今天大学的困难与问题实际上是过去之因的必然之果。从历史的观点看，现代中国的大学体制本来学习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模式，然而到了1950年代，中国大学全盘照抄苏联模式，经过大规模院系调整，西方模式荡然无存，苏联模式成为中国大学的惟一模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大学开始步入新一轮的调整。在新轨未立旧辙已坏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大学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现代中国的大学体制建立之初的几十年间确实获得过比较快的发展，想当年北京大学建校20年的时候，北大人就曾发誓再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达到世界一流。特别是在抗战八年烽火硝烟的熏染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这其中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而手头这本《八位大学校长》就比较好地讲述了这些大学校长的经验、见解与能力，很值得我们仔细阅读。  

《八位大学校长》说的是北大校长蒋梦麟、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先后担任过清华和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除了任鸿隽及胡先骕一般读者略感陌生外，其他几位都是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大名鼎鼎的一流人物，他们的业绩不仅成就了他们主持过的大学，而且也曾深刻地影响过那个时代的一般知识分子。  

其实，自从中国有现代大学体制以来，成大名、创大业的大学校长远不止这八位，像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校校长严复、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南洋公学暨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复旦公学即后来的复旦大学校长马相伯等，都曾对各自主持的学校作出过巨大贡献，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至今依然成为各自学校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按照《八位大学校长》作者的分析，这些大学校长留给今天的宝贵思想财富有：一是懂教育，既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又能摒弃官本位意识；二是负责任，注意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防止把学生变成不会思考的机器，鼓励学生实行自治；三是重人才，不仅礼贤下士，而且崇尚无为而治，坚持教授治校；四是无私心，有魄力。这些概括在书中有很多有说服力颇强的例子予以论证。  

对于作者的分析与概括，笔者深表赞同。不过，深一步去想，这些概括只是当大学校长的“最低标准”和起码要求，因为这四点都无法提出反命题。一个大学的校长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理念而一味将大学作为升迁的阶梯；一个大学校长如果不负责任，不注意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不鼓励学生自治，而是要把学生变成不会思考的机器；一个大学校长如果不重视人才，不礼贤下士，遇事故意回避与教授商量，而是与非教授共谋；一个大学校长充满私心，没有魄力，那么不说教授们是否有意见，恐怕他们的上司即教育主管部门也不会答应。所以，我们对现在的大学和大学校长不满是一回事，但如何正确评估他们的能力与作为又是另外一回事，更不能拿“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去规范今日大学校长。  

现代中国的大学校长和他们的大学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些校长的思想与业绩也不可避免地留有那个时代的印痕，而且他们当年主持的大学与今天中国的大学比起来，那简直可以说只是不成规模的“小大学”，其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今日中国的大学相比。所以，我们在追忆这些“逝去的大学”校长，汲取其思想的合理内核的同时，也不必过于贬低今日大学校长之作为。  

《八位大学校长》中讲述的故事很有趣，也与今天大学面临的问题相类似，尤其是不太为今日读者所熟知的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的故事更值得提出与读者分享。  

罗家伦是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文化要员，先后受命担任过清华和中央大学的校长，后来到台湾担任过“国史馆”馆长。他在1928年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年仅30岁。正是这种年轻优势，使他在短短的两年中为清华后来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清华由外交部主管的“部属院校”升格为“国立”重点大学是他的功劳。不过他在这一升格过程中并不像今天的大学校长那样着力于“跑马圈地”，扩大规模，他的精力用在聘请和培养师资方面，他的观点是：“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第138页）先后经他聘任的著名教授有杨振声、冯友兰、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翁文灏等40余人，极一时之选。罗家伦在创建“国立重点大学”时的另一个重要看法是要有好的图书馆，藏书要丰富，图书馆一定要造得坚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读书时舒服，至于学生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服。必须如此，学生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到图书馆。（第145页）相比今日一些大学将学生宿舍建造成可以“过家家”的豪华公寓，高下立判。  

至于任鸿隽，他在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短暂过程中也操作过大学升格活动，同样，他的精力不是放在“跑部前进”或增加学生的负担上，他的目标是“把川大办成一座规模宏大、师资设备齐全、有国内第一流学术水平的综合大学”，但他同时却宣布将学生的学费从20元降到12元。（第174页）这一点恐怕是现在任何一所大学都不愿为的事。  

关于胡先骕，《八位大学校长》中也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而与今日大学甚为切合的故事，比如学位问题。今日差不多的大学都规定非博士莫入，见诸各种招聘广告的一定是“年龄五十岁以下，博士学位，教授”，于是当今中国的怪现象是人人都想弄个博士当当，官员中不乏假博士，而竟有当了博导还要读博士的奇闻。其实，自从中国有了现代学位制度之后，就一直存在着这种“学位崇拜”，不过真正有本事的大学校长才不会被这种崇拜所束缚。蔡元培即是一例，他聘请过一大批没有学位甚至没有学历的人到北大任教授（比如被请去当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什么过硬的“学位头衔”），不是降低了北大的品格，而是为北大创造了一段难得的辉煌。而胡先骕作为术业有专攻的著名生物学家，他太知道一个学位的含金量和实际价值。他认为，区区博士学位所进行的研究实在有限得很，博学硕儒如严复、梁启超等人何尝在外国大学得到过博士头衔？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所以他在主持中正大学时，并不以是否获得博士学位作为聘任的标准，而中正大学又确实在他的主持下办成了“国内一流”。  

八位大学校长的思想风格、办事能力并不一致，不过在《八位大学校长》的作者看来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注意“教授治校”。这确为历史事实，不过并不值得今日大学所借鉴。现在的教授多如牛毛，据说有膳食科长也能成为副教授。至于大学中的行政系统，只要稍微有点办法，有几个没有混到高级职称？所以说现在的大学不是“教授治校”的问题，而是要设法甄别真教授、假教授，真博士和假博士，然后再提倡教育家管理学校。大学校长应该将管理学校作为自己的专业，应该将管理学校如何作为考评的标准，就像当年蒋梦麟主政北大那样，目标只是职业教育家，而不是其他专业的名家或所谓“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