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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建智
出处：新民晚报 2006年5月

    我写的《张静江传》面世后，上海远东出版社相约我写一部长篇传记文学。鉴于1999年秋，我曾陪金庸先生游览、考察了江南一带水乡，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就想写一部金庸传记。长期来，我对中国古代及近代小说心存喜欢，也作了一些研究，对金庸小说也情有独钟。读了在美国的夏济安、夏志清两兄弟对金庸小说的评论，常有认同感。而一部《鹿鼎记》正是从我的家乡写起，我曾专程陪金庸在那里作了一次寻根活动。我想，这都是我写《儒侠金庸传》心灵上的动力。

    我在与金庸的接触相叙中，抑或阅读了他之作品的体悟，感到对金庸之研究，不是一个“侠”字所能了得。以我个人管见，金庸所写小说之文字、他的个性，他的祖辈们素以文人资质对他传承，在他有了财富而爱教育，有了身价而流连于校园生活，甚或到了古稀高龄，还远赴英国剑桥攻读博士学位。这心灵之驱使，这对个体生命存在之珍惜，并以好学来度过作为一个小说家与报人之生命。我想到孔子所云：“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于此，金庸在他血脉中流淌的，更接近的是一种“儒”本色。所以，当我写他传记时，随之而定格的便是这“儒侠”两字，而1949年是他人生泾渭分明的两端，可以说没有1949年之分水岭，也就没有了“金庸”。

    我与金庸相识、相悟是在1999年，是人类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如把时间移至半个世纪之前，那便是1949年时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也是金庸命运的转折之际。如追溯他80多年人生旅途轨迹，当年的金庸，因有了一股对生活强烈渴望之侠的勇气，才使他奔向了另一种生活的大海……

    出于这样的写作理念，我截取了传主人生的一个横断面，即上篇是《1949年前的金庸》，下篇是《1949年后的金庸》。今日，此书已出版,还请读者多多指正。

文：黄媛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6月   

    金庸之名在世界华语圈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仅他的武侠小说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捧，他本人的言行也不断成为新闻热点，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关注被议论。为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作传，无疑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事，因为公众对传主太熟悉，便容易带着先入为主的想法来看:写的究竟像不像，是不是那么一回事。总体而言，《儒侠金庸传》一书，资料详实，落笔谨慎，对金庸的评价也力求客观公正。

    金庸的成功除了武侠小说之外，还有把《明报》从风雨飘摇发展到香港颇具实力的报业集团。但晚年的金庸比较看重的身份既非小说家也不是报人，而是学者。几年前，金庸受聘担任浙大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及至后来的辞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对于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事件，作者没有回避，而是采取淡然的态度，把重点放在对这一事件的反思上。他认为这一事件所触动的是我国高校教育体制的深层次矛盾，舆论的焦点不应该放在对金庸的一言一行上，而应引起社会对教育体制的广泛思索。

    看得出来，作者对金庸是欣赏和倾慕的，不止一次赞金庸“笑看风云，处惊不变”，但言辞并无一味的偏袒，反对方的意见，甚至有些对金庸相当苛刻的言论，也一一列出。但也因如此，倒更能让人体味金庸作为儒侠的胸怀。

    关于金庸传记，已面市的就有多部，对于金庸的评说也是见仁见智。本文作者曾亲自陪同金庸考察游览江南水乡，对于金庸的心灵世界感受颇深。在写作上，依据金庸命运的转折，而以1949年为分水岭，划分上下两篇，清晰地将金庸的人生轨迹和心态变迁呈现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