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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庆春
出处：新京报 2006年5月

　　在乔治·奥威尔被看作“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之后，我们进入一个空间和一个时间，这两次虚构现在都未经彻底证实，但是却划过无数的灵魂，当然也包括不可计数的肉身，这个空间是将空间遮蔽在喜剧之下的荒诞不经的动物庄园，这个时间是充满恐怖的震惊体验的1984.因为这来自二战结束后的两度虚构，奥威尔被看成了小说家，或者说才真正在小说家的领地里占下了地盘，而在1950年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于是他在这两部作品的光芒下成为一个光谱或者频率极为单纯或狭窄的信号发生器。

　　现在，乔治·奥威尔两本早期写作实践的中译本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一本是《巴黎伦敦落魄记》，这本书当年被T·S·艾略特的高雅情趣彻底拒绝出版，另一本就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后者是奥威尔凭借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亲身经历，用新闻报道的笔调进行的写作。在这场各种党派构成的左派联盟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中，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的战争中，奥威尔留下的思想痕迹也许能给我们以西方知识分子心灵轨迹的呈现，于是在这本书进入视野后，我极力地鼓励自己应该深入地进行一次灵魂交流的阅读。

　　“在托尔费边一带，野玫瑰的枝蔓爬过弹坑周围的环行土堆，凌空悬挂在弹坑的上方，浅碟般大的粉红色花簇争相怒放。在战线的后方，你会经常见到耳边插着野玫瑰的农民……”在这种速度极为缓慢的文字中，我不断出现大脑缺乏刺激后智力下降的情况，于是那些渴望到来的灵魂激荡的瞬间，成为极不可能给予的高潮，如同奥威尔在这场战争中手里的那支来福枪，发射过很多子弹，但肯定无法命中任何一个法西斯敌人。

　　这场战争伴随着奥威尔的是身体的困乏和边缘的游走状况。“我们继续进行修正，我在前线已经度过了一百一十五天。当时，我感到这段时间也许是我一生中最无所作为的日子。我之所以参加民兵为的是抗击法西斯主义，可我至今几乎没有参加过战斗，只是有如物品那样被动存在，除了忍受寒冷和缺乏睡眠外，碌碌无为，甚至有点对不起发给我的给养。”作者对整个革命洪流的想象被无情地搁置着，看到的是诸多政党派别无序和凌乱的存在。

　　在这种搁置之后，乔治·奥威尔给我留下了另外一种真切体验，例如他对西班牙乡村肮脏的厌恶，在只言片语中流露出对不能洗澡的厌恶，对在战壕里出征前没有喝到咖啡的失落，于是这些细节如同一个灵魂落魄游走的脚印，这些脚印留在加泰罗尼亚的山岭和田野，这些脚印流落在口号和死亡之外。这种游走构成了一个对法西斯的痛恨之外活生生的身体记忆，这个记忆没有完全被政治色彩所充填和取代。

　　这时候，如果我们重新检视到乔治·奥威尔，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信号发生器，而是一个本身藏匿着复杂的历史和人格生长状况的个体。他出生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孟加拉，父亲是当地殖民政府的普通职员。14岁那年，奥威尔还是使用他本名艾瑞克·布莱尔的少年，他因为是一名大英帝国的“下中层公仆”之子而有幸获得了奖学金，能够回到本土，进入赫赫有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接受了精英教育。我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教育的结果提纯为认知到了帝国统治上层的冷酷无情，而在日后的人生中展开了对抗暴政和权力的精神史。通过他在西班牙的观察者身份的疏离感，我或许认识到这个身体拒绝被彻底改造的复杂理由，这种眷顾日常生活感受的禀赋，难道与伊顿的贵族精神教育彻底无关？

　　在此，我想到当代思想明星斯拉沃热·齐泽克对《音乐之声》的讨论，他说这部作品在表层叙事上是写一群乡村人对抗法西斯的故事，而在深层叙事上却构成了乡村生活中对纯朴、单一、统一的强烈需求的乡村小法西斯对被妖魔化的都市奢华生活的犹太人的抗拒和仇恨，法西斯主义者的行为和外表完全对应了人们对都市犹太人的想象。乔治·奥威尔在这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正是用一种排斥激情、排斥高潮、排斥美好乡村抗击者的叙事，确立了对抗暴力的根本依据。在零散的个人生存中寻获了一种对抗性的力量，同样不正是米歇尔·福柯晚年重新回到关于“自我”思考的精神根源吗？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结束之处，作者对他熟悉的英国景象进行了细致描写，这种描写无疑只属于对生活细节充满情感的人的表达，但是他的恐惧在最后降临了，他警告当时对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的英国，不应该在这一切景象中沉睡，直到被炸弹的轰鸣声惊醒。如果要更好地享受生活，就不能像英国那样沉溺其间，这不就是让灵魂奔走的道德悖论吗？

文：李锋
出处：文汇报 2006年4月

    乔治·奥威尔(1903——1950)凭借《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在世界文坛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可作为以奥威尔为笔名所出版的第一部书——《巴黎伦敦落魄记》却似乎没有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足够重视。公允地讲，跟《动物农庄》的辛辣讽喻和《一九八四》的直指人性比照起来，《落魄记》在写作技法和思想深度上确实欠了一些火候，但作为一名中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他一开始选择摸索和体验巴黎底层的生活，并以此为基础所作的一部传记式记录却值得关注。

    好多评论家都把早期的奥威尔和萨克雷、劳伦斯作过比较，我对这两位文坛巨擘了解不深，自是不敢妄加评判，可我会想到狄更斯，他也是写巴黎和伦敦、写社会底层生活，写得如此真切、如此精湛，几近至善的地步，至少就所谓“批判现实主义”而言，这么评价他并不是简单的盖高帽。于是乎，一个世纪后再出现一个奥威尔，似乎意义不太大了。实则不然，狄更斯和奥威尔处在不同的两个时代，关注社会的方式也有显著的差异。前者是写实主义的，后者更像是一个充满奇幻的预言家，游走于人类社会和动物王国之间，目光伸延到半个世纪后的未来社会。可颇为有趣的是，正是写实的狄更斯，总是在小说末尾来上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更像是宣讲一种道德寓言；而正是奇思的奥威尔，却在虚拟的世界中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无比真实的世界。因此，奥威尔始终是立足现实的，取何背景只是操作手段的考虑，最终还是为了让这现实更加撼动人心、开启心智。而本就取自真实经历的《落魄记》，也就愈发显得直抒胸臆、富含揭示意义了。

    在这部描写贫困生活的著名作品中，奥威尔向人们展示了贫穷的真正含义。主人公的霉运从所住的旅馆被一个意大利人偷窃开始，当时口袋里只剩下四十七法郎，这显然已经非常不妙了，“即便不是赤贫，也处于赤贫的边缘了”。聪明的读者或许能够猜测出，这必定是一个讲述生活水准每况愈下的故事，可却不曾料想，甫一开篇就会这般凄惨，不免要心生疑惑：后面尚有厚厚的几百页，居然真的能再穷下去吗？究竟还要怎样地存活？不错，奥威尔便把这种生活硬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拼死拼活地打工、当衣服、乞讨、接受救济……实在没的吃，就索性躺着不动弹，于是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仅仅是保全性命而已。能将这种遭遇写得如此触目惊心又不失真实，非亲身经历所不能，所以说，奥威尔不单是观察者，更是体验者。这等生活，仅是依照原样叙讲已能令人多有慨叹，再经由奥威尔客观、深沉的笔触，自是格外地感动人心。

    巴黎的日子虽说潦倒，可毕竟只是肠胃的受苦、身体的困顿，比较起来，英国的收容所对人的精神的囚禁和折磨来得更为可怕。由于制度上的不合理(在一个收容所只能呆一晚，而且在里面无所事事，以至于干活儿居然成了一种乐趣)，流浪汉和乞丐的境遇无法得到切实的改善，只能忍受着耻辱和乏味。“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的痛苦根本没有意义，过着难以想象的悲惨生活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没有一种生活比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每天花十八个小时呆在屋里、走在路上更无聊的了”。而他们之所以承受这些惩戒，仅仅是因为当权者认定：务必要使下等阶层保持忙碌，否则他们就会变成滋事生非的暴民。实际上，奥威尔在这里已经开始从人的心理和意识角度考察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了，因为他注意到，对思想的操控远甚于对肉体的束缚，而这些思想在后期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跟后期的《动物农庄》及《一九八四》不同的是，这部自传式的作品不含有任何隐含的象征和讽喻，而是平铺直叙，有话就讲。有时，他似乎生怕读者还没彻底通晓自己的主旨，于是干脆打断所述故事，直接评头论足起来(这当然同所谓“元小说”的插入式议论是两回事)，甚至在最后几章整段整段地抨击对流浪汉态度的不公，并提出了自己在社会改良方面的建议，活脱脱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无怪乎批评家弗里德里克·卡尔声称，奥威尔作为新闻记者或社会历史学家的成分要远大于艺术家的成分，或者说，他在历史纪录和艺术创作中往往顾此失彼、不得兼顾。

    奥威尔这本书使用的语言也值得一提。有人说他的作品“好读易懂”，在这个崇尚杜拉特和村上春树的年代，直白的语言好像并不怎么讨巧，就拿这部《落魄记》来讲，哪位读者若想从中学到一两句或惊世骇俗、或可供玩味的话来，恐怕是要失望了。而即使里面有些不合文法的话语，也决不是什么“陌生化”手法或者语言技巧实验，无非是那些没文化的流浪汉蹩脚的英语所致。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奥威尔，他或许说不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等玄奥的话，但他会用平直的语言，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的真实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