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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家庭回忆录，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的人生历程。

文：哂翠
出处：新华论坛读书沙龙 2004年2月
   
    我为杨绛先生的文字倾倒。

    早在读《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的时候，就深深喜欢上杨先生的笔调，无论是写干校里的困苦，还是写文革中的屈辱，字里行间总是洋溢着乐观幽默积级向上的情绪，而从不流露任何伤感或低回。这就是杨先生与其他作家的不同之处。
　
    读《我们仨》，我怀着一种虔诚。

    这是一本奇特的书。开篇从一个老年凄惶无奈并反复出现的梦写起，预示了三口之家的不测。紧接着，一个神秘的电话，似一道不可违抗的命令，骤然把一个欢乐的家庭匆匆引上了“古驿道”。

    我似也随杨先生走了去。杨先生写得幻幻真真、迷迷离离，我也就出真入幻、恍恍惚惚；杨先生写得时梦时醒、千回百转，我也就梦醒梦睡、东奔西走；杨先生写得虚虚实实、亦歌亦哭，我也就忽实忽虚、泪流不止。 我仿佛看到，“我们仨”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怎样的在绝望中充满着希望，又怎样的在希望中承受着绝望；我仿佛看到，杨先生以一个江南女子的柔弱之躯，怎样的承担着痛失爱女、又痛失爱夫的至伤至痛！仅仅读一下这样的标题，你就会为之动容的：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杨先生以九十高龄写下这样的文字，可谓字字滴血声声淌泪，想杨先生定是哭成此书！

    当钱瑗“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去”了时，天边，依稀传来杨先生如歌的低吟：“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滓杂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老人的眼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锺书的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他黯然看着我，我知道他心上也在流泪。我自以为已经结成硬块的心，又张开几只眼，潸潸流泪，把胸中那个疙疙瘩瘩的硬块湿润得软和了些，也光滑了些。”

    当杨先生心绪归于宁静，娓娓追忆往事时，我的心也平静下来。我又随着杨先生的笔触，读到她和钱先生幸福的婚姻，双双远游的留学生涯，以及钱瑗的出生、成长和成功，读到了一个由两位研究员、翻译家和一位教授组成的家庭，是那样的正直善良，真诚勤奋。并又一次领略到杨先生温婉幽默的风格。

    掩卷沉思，如今，谁家不是“我们仨”？谁又不是走在“古驿道”上的匆匆过客呢？只不过杨先生的“我们仨”，在“古驿道”上往返奔波格外的漫长，格外的辛苦。而杨先生的“我们仨”，比我们活的更充实、更有成就；生命也就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杨先生最后写到：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人世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世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了尽头。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仨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我一人。”

    读到这里，我再一次不能自禁了。

  文：黎 虎
出处：博览群书 2004年第2期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荣休教授夏志清先生《阿圆回去了——〈我们仨〉的悲剧》�J原载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9月30日《参考消息》转载�K一文在评介杨绛先生《我们仨》等作品时，有一段叙述钱钟书、杨绛的女儿钱瑗及其夫婿的文字：“在文革社会的紧张生活下，阿瑗根本没有时间去恋爱。大概已经30岁出头了，她在工厂里做工，交识了一位‘和善忠厚’的工人王得一，也就同他结婚了。此人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单给工厂里的左派，因而自杀以求解脱，那时阿瑗33岁。”读后不禁愕然，因为这里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与事实不相符合。文中所称阿瑗即杨绛《我们仨》中的主人翁之一钱瑗；“王得一”即钱瑗的前夫。于是我立即找来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和《干校六记》，对照之后发现涉及钱瑗的夫婿的记述在《我们仨》中很少，主要是在《干校六记》中，而夏先生这段文字在杨绛先生的两书中并无类似的记述。我对杨绛先生的著述了解不多，不知夏先生这段文字是否别有所据？但不论夏文所据为何，上述记叙均与事实不符，因为我与钱瑗伉俪都熟悉，了解个中真相。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为了表示对于故友的纪念，故稍事补苴钱瑗伉俪的有关事略于后。

　　钱瑗的前夫与我是大学的同年级同学，我们于1955年9月同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全年级九十余人，分为三个班，他在二班，我在三班。首先需要“正名”。夏文和杨绛先生的作品中钱瑗前夫的名字都被写成“王得一”，事实上他的名字是王德一，在他大学四年和日后工作中直到辞世都一直用这个“德”，从来没有用过那个“得”字。他出生于1937年3月，籍贯是山东济宁。大学读书期间，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采取五级计分法，他的学业成绩大部分得的是“优”。1956年搞了一阵子“向科学进军”，王德一被评为“优等生”。四年中他先后担任过学习班长和班主席。1959年7月毕业时，我们两人一起留校，在历史系当助教。他被分配到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一直没有调动，我被分配到中国现代史教研组一年后，转入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从此我和他的交往比在上学时更为密切了。他参加工作不久就承担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课讲得不错，颇受学生欢迎，这与他的勤奋有关。记得有一天很晚，我看见他一个人在教研组伏案而写，铺着厚厚的一摞稿纸，额角沁着小汗珠，我问他写什么，他说是修改讲稿。大概第二年他就承担了一个学期的课程，这在青年教师中是很突出的。他也善于为文，故在人民公社化时，大约1959年秋冬，我们一起被历史系领导派去北京郊区的房山人民公社编写公社史，共同“战斗”了半年之久，主要由我们二人执笔写成了一本十余万字的《房山人民公社史》，油印成册，不过后来并没有正式出版。这就是钱瑗的前夫的真实情况，他根本不是什么工人，而是一位大学教师。至于说王德一“和善忠厚”倒是符合事实的，这在《干校六记》中有一些生动的叙述，与我所了解的王德一是一致的。当时钱瑗在俄语系上学，与王德一是同一届学生。俄语系与历史系同在一个楼——“文史楼”，俄语系在一、二楼，历史系在三、四楼。钱瑗也于1956年被评为“优等生”，1959年7月毕业时也留校工作，在俄语系当助教。1966年转入外语系英语专业工作。他们二人的学历、经历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钱瑗伉俪的婚恋，也不是夏文所描绘的那样。钱瑗、王德一在大学读书时都是学校“美工队”的成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生的课外活动是很活跃的，校园中有各种各样的社团，“美工队”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二人都很喜爱绘画，画得都不错，我经常看见他们二人忙于“美工队”的活动，举凡宣传活动所需的海报、黑板报等绘画任务都是他们一起参与的。不过，这个时期王德一的恋人尚不是钱瑗，而是我们年级的一位女同学。毕业时那个女同学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他们的联系就日渐减少以至中断。毕业以后，钱瑗、王德一两人继续以绘画为学校的各种宣传活动服务。由于这种工作关系，他们之间的接触自然就很频繁，这时王德一曾经向钱瑗表露过爱慕之情，但是并没有得到钱瑗的积极回应。直到“文革”中钱瑗才主动向王德一示爱并明确双方的恋爱关系，而他们结婚则已经在“文革”发生后的第三年——1968年初了。由此可见他们相识、相恋的时日是相当长的，过程也是曲折的，并非一蹴而就，草草从事的。

　　大约1967年冬，我与王德一一起去了一趟天津。那时“文革”的昏热暂时告一段落，学校开始搞“复课闹革命”，宣传队派我们二人去天津师范学院了解那里的“复课闹革命”的情况，据说他们在这方面搞得好。我们花了半天时间在那里看了看大字报，后来就到街上吃饭，饭后逛商店时发现天津的豆制品等小菜品种比较丰富，于是王德一说要买几样带回去请钱瑗的父母吃。当时物资匮乏，这种食品属难得之物。那时他们尚未结婚，由此可见其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德一和钱瑗结婚以后就住在历史系单身教师的集体宿舍——四合院北楼二层西头的一间靠北面的房间里。当时我住在南面的一个房间。德一有时也回钱瑗家住，大约1969、1970年之际，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了，忙完学校的任务之后，我骑车回我迁在东城的住处时，德一也骑着车从后面追上了我，说是要回钱瑗父母家住。我们在地安门分手，我往东拐，他继续往南走地安门大街。

　　至于王德一的自杀，也不是因为他“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单给工厂里的左派”云云。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王德一被驻校“宣传队”宣布隔离审查，其主要“罪行”是“炮打林副统帅”。我当时感到很突然，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王德一在“文革”中除了一般的参加“运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活动。从当时披露出来的“事实”中得知，王德一作为北师大“井冈山”的代表，参加了设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批资联委会”的工作。当时“宣传队”对他发动的攻势非常猛烈，仅举一例就可以想见其余：为了逼迫王德一“端正态度”，特意在文史楼三层西头的大教室里召开了一个历史系与外语系全体师生员工参加的联合“批斗”大会，其用意大家都明白：因为王德一的夫人是外语系的老师。用这种办法来“株连”家属，恐怕也属于“史无前例”的一项发明创造吧？此事件之后不久，有一天上午大约八点半左右，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J当时全系师生员工混编为若干小组�K正在文史楼三楼一间教室里由一位“军宣队”带领进行“天天读”，忽然杨家兴同学来敲我们的门，说；“不好了，王德一好像是在上吊�牎毖罴倚送�学当时也是被隔离审查对象，他趁大家“天天读”的时间从自己专用的隔离室出来在楼道里溜达，从门缝里窥视王德一专用的隔离室时，发现了这一情况。我们立即蜂拥而出，由“军宣队”带头跑上四楼，由于王德一事先把门插上了，于是众人“强攻”才把门打开。只见王德一吊在北面窗户上的暖气管上，双手还紧紧攥着他在挣扎时抓住的垂挂在窗户周围的标语、大字报纸。人们立即把他解下，放在房间里面一张原先用于裱糊文物字画的大木案上，发现他已经气绝，人们围在他周围不知所措。这时我立即想到：只有马上找医生抢救，其他都无济于事。于是我没有向周围的任何人打招呼就奔下楼，骑上我买来不几年的“飞鸽”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校医院。到了校医院值班室，我气喘吁吁地说明情况，请值班的周大夫快去急救。周大夫立即拿起急救箱，出来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我使劲蹬车，到了文史楼，急奔四楼。房间里的人们还围在王德一的周围，周大夫拨开众人，立即为王德一做人工呼吸和各种急救措施，累得满头大汗，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王德一之死，历史系的广大教师心中都是非常惋惜的。在他去世之后一年多，他所“炮打”�J如果真有其事的话�K的“副统帅”即殒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当时大家都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现在倒成了英雄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历史系会多了一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

　　王德一去世之后，钱瑗就搬出了四合院的历史系集体宿舍，从此我与她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不过到了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们接触的机会又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当时学校先后成立了“优秀教学成果奖”和“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会”，我和钱瑗都是其中的“校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参与评审全校的优秀教学成果和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学生、优秀学术著作等奖项的工作，这样就有机会比较经常在一起开会了。1990年她获得校级“优秀教学管理奖”就是这个期间的事情，那是对她担任外语系副系主任期间所作贡献的表彰。我与钱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我从历史系下楼回家时，在楼梯上碰见钱瑗，她也正在下楼准备回家，我们边走边谈，其中有一段对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我说到当时社会上对于钱钟书先生的种种传说时，钱瑗很不以为然地说：“那些传说很多都不是事实，是捕风捉影的编造。”我们在文史楼的西边分手，那时，她还是那样的急急匆匆而又神采奕奕，我怎么也想不到一年之后她就罹患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了。

　　以上就是我在读了夏先生的大作和杨绛先生的大著之后对于钱瑗伉俪往事的一点补正。这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已经有张冠李戴、面目全非之虞，那么再过几十年又将如何呢？思之不禁令人忧心有忡。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疾呼史以直书实录为贵，可以说直书实录乃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传统之一。纪实性文学作品又何尝不该如此呢？

文：秋已暮
出处：西祠胡同 2003年9月

　　一个温馨的家庭，一段绵远久长的回忆。

　　杨绛是幸福的，因为她有饱学而多才的夫君钱钟书，有一个可爱聪慧的女儿圆圆，有一个学习气氛浓烈的家庭。正因为此，这个家庭注定不平凡而受人瞩目。

　　一个女人，不管她的事业如何成功，她的核心一定是家庭，那才是她所刻意想经营的最好的事业。子女是她和他的结晶，他们共同的期盼。

　　杨绛、钱钟书，他们是文人，是名人，然而，他们首先是父母。对他们仅有的一个乖女儿--圆圆，那种与生俱来的关爱与体贴，溢满了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感动。

　　天下之悲，莫过于白发双亲送黑发子女先自己而行。想来，垂垂老矣的钱钟书，98年辞世时也是带着满心的遗憾的，于是，只留下了白发苍苍的母亲--杨绛，搜罗所有记忆，哀哀地写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这种笔调，我能看懂后面深藏的悲哀与无奈。

　　还好有回忆，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追到已逝的人曾经经历的点点滴滴，共飨回忆的过程吧。

　　笼统来说，这本书算不得一本小说，也算不上有多么精彩。但是，这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母亲用其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采撷一家三口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间又穿插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动荡场景而写成。在稳固和谐的家庭里，外界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那些震荡山河、颠倒众生的乱世，在杨绛的笔下，竟然是弹指一挥般地瞬间远去。波澜未惊，家还是那个家，依然有着无尽的欢声笑语。女儿和钟书经常合起来笑老妈，父亲和母亲有时也合起来笑女儿是个小呆瓜，总之，“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字里行间，无限地怀念先逝的女儿和丈夫。

　　记忆是可以永存的，只要你想。那些旅居国外时的难处和二人共同的“探险”，经历过重重阻挠又顺利回国报效祖国，决心静心做学问的时候又遇到种种外境的困挠的时候，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可以延续人的斗志，让人坚忍，让人的心里，时刻都充满着爱心。夜晚，灯亮起来，三人共一片夜色，看各自的书，父亲编出了宏篇巨制《管锥编》、《谈艺录》；母亲则翻译出了许多国外名著，其中有反对骑士精神的塞万提斯之著《堂吉诃德》；女儿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兢兢业业，辛勤而刻苦地钻研。有谁会不羡慕如此一个平和的家庭呢？

　　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功名于我如浮云”。所有的虚名浮利对于真正做学问的人来说只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追求。

　　母亲心里眼里的孩子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唤一声爱女“圆圆”，女儿的病痛她无法为之消除，很急，却没有任何的办法。眼睁睁看着她一天天消瘦，痛在心里。女儿也十分了解母亲的心情，临去世前，也念念不忘叮嘱母亲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告诉母亲如何煮她爱吃的东西。

　　看到某个瞬间，那一刻，心底有些莫名的感动，竟然想哭。

　　一本书的流行，不在于它辞藻之华丽，不在于它情节之曲折，只要有情，有真情，那就够了。

　　杨绛在垂垂暮年，记下这些回忆，其中有怀念女儿及钱钟书大部分的原因。而对我们来说，被真情打动过一次，记住生命中曾存的的一些美好，足矣！

文：周国平
出处：羊城晚报 2003年8月

　　杨绛先生出新书，书名叫《我们仨》。书出之前，已听说她在写回忆录并起好了这个书名，当时心中一震。这个书名实在太好，自听说后，我仿佛不停地听见杨先生说这三个字的声音，像在拉家常，但满含自豪的意味。这个书名立刻使我感到，这位老人在给自己漫长的一生做总结时，人世的种种沉浮荣辱都已淡去，她一生一世最重要的成就只是这个三口之家。可是，这个令她如此自豪的家，如今只有她一人存留世上了。在短短两年间，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先后病逝。我们都知道这个令人唏嘘的事实，却不敢想像那时已年近九旬的杨先生是如何渡过可怕的劫难的，现在她又将如何回首凄怆的往事。
　　回忆录分作三部。其中，第二部是全书的浓墨，正是写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的。第一部仅几百字，记一个真实的梦，引出第二部的“万里长梦”。第三部篇幅最大，回忆与钱先生结缡以来及有了女儿后的充满情趣的岁月。前者只写梦，后者只写实，惟有第二部的“万里长梦”，是梦非梦，亦实亦虚，似真似幻。作者采用这样的写法，也许是要给可怕的经历裹上一层梦的外衣，也许是真正感到可怕的经历像梦一样不真实，也许是要借梦说出比可怕的经历更重要的真理。
　　长梦始于钱先生被一辆来路不明的汽车接走，“我”和阿瑗去寻找，自此一家人走上了一条古驿道，在古驿道上相聚，直至最后失散。这显然是喻指从钱先生住院到去世——其间包括钱瑗的住院和去世——的四年半历程。古驿道上的氛围扑朔迷离乃至荒诞，很像是梦境。然而，“我”在这条道上奔波的疲惫和焦虑是千真万确的，那正是作者数年中奔波于家和两所医院之间境况的写照。一家三口在这条道上的失散也是千真万确的，“梦”醒之后，三里河寓所里分明只剩她孑然一身了。为什么是古驿道呢？因为这是一条自古以来人人要走上的驿道，在这条道上，人们为亲人送行，后亡人把先亡人送上不归路。这条道上从来是一路号哭和泪雨，但在作者笔下没有这些。她也不去描绘催人泪下的细节或裂人肝胆的场面，她的用笔一如既往地节制，却传达了欲哭无泪的大悲恸。
　　杨先生的确以“我们仨”自豪：“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这样的话绝不是寻常家庭关系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也绝不是寻常生命态度的人能够说出。给她的人生打了满分的不是钱先生和她自己的卓著文名，而是“我们仨”的遇合，可见分量之重，从而使最后的失散更显得不可思议。第二部的标题是“我们仨失散了”，第三部的首尾也一再出现此语，这是从心底发出的叹息，多么单纯，又多么凄惶。读整本书时，我听到的始终是这一声仿佛轻声自语的叹息：“我们仨失散了，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失散在古驿道上，这是人世间最寻常的遭遇，但也是最哀痛的经验。《浮生六记》中的沈复和陈芸，一样的书香人家，恩爱夫妻，到头来也是昨欢今悲，生死隔绝。中道相离也罢，白头到老也罢，结果都是一样的。夫妇之间，亲子之间，情太深了，怕的不是死，而是永不再聚的失散，以至于真希望有来世或者天国。佛教说诸法因缘生，教导我们看破无常，不要执著。可是，千世万世只能成就一次的佳缘，不管是遇合的，还是修来的，叫人怎么看得破。更可是，看不破也得看破，这是惟一的解脱之道。我觉得钱先生一定看破了，女儿病危，他并不知情，却忽然在病床上说了这样神秘的话：“叫阿圆回去，叫她回到她自己家里去。”杨先生看破了没有？大约正在看破。《我们仨》结尾的一句话是：“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很可能所有仍正常活着的人都不知道家究竟在哪里，但是，其中有少数人已经看明白，它肯定不在我们暂栖的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