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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文华
出处：北京青年报 2003年7月

　　我在北青报上发现了《我们仨》，这是本难得好看的书，两个整版的选载当然不过瘾，我便求先生在大学门口的书店里给我买两本，先生遍问书店，终有一家告诉他：书还未发行。隔几日再去，才买到。

　　拿到书后，我断断续续看了一个来月才勉强看完，看来好书是不必一下子读完的。这个周末不巧有件烦心的事，我有点发蔫，不知怎么，想起了《我们仨》，没关系，我还有《我们仨》，精神顿时抖擞起来———《我们仨》倒成了治心病的药了。

　　于是，午睡时间，我靠在床边继续读《我们仨》。

　　《我们仨》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只有两页，第二部分也不长，用了意识流的手法，通过梦境，亦真亦幻来写，用词有点像旧小说。着墨最多的是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杨绛从1935年和钱钟书结了婚同去牛津求学写起，以她惯常的冷静的谐趣的笔法，写了她和夫女相处的种种。三个酷爱读书的聪明人的故事当然好玩，他们下馆子还兼带看戏———观察其他桌上的客人，实在是有些淘气，这个细节很典型，钱家人总是以观赏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和生活保持一点距离，这让他们有了一种宠辱不惊的超然，不会过度沉溺于经历过的悲欢起落。

　　钱钟书夫妇不仅好书，而且好玩，他们把很多事情都当做是玩。“我们很欣赏动物园里的一对小熊猫。它们安静地并坐窗口，同看游人，不像别的小动物在笼中来回来去跑。”不知怎的，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像作者的自况一样。

　　看杨绛的文字老觉得很悬，有些对人物的调侃，再过一点点，便是刻薄；有些处事的方式，再过一点点，便是倨傲。可人家的文字忽左忽右，愣是不出圈，不是高手，谁敢这样玩。

　　书的封面很素，棕色的竖条纹，除了上方隐隐露出的钱瑗写的几个字（她对父母的称呼及其自称），没有其他装饰，却显得漂亮得不行，正像杨先生的行文，平淡之中自有一股真趣逼人。

　　在我周围，《我们仨》的第二个读者是我的先生，他在买到书的当晚就读完了。另一本，我送了一位朋友，她未曾对我说起感受，但最近见她步履轻盈的样子，想必这书让她内心妥帖。今晚，先生问我：“你说，那个诬陷钱钟书的人是谁呢？”我直乐，这也是午后我看了书特别想知道的。可惜杨绛在书中凡写到令他们愤懑的往事时，一概用曲笔，我们终不得而知。

　　其实，那第二本书，我本想送给另一位好友的，可惜，正如杨绛在书里引用的诗一样：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经历了一些龃龉之后，我和她竟越来越疏离了。好东西易碎，似乎应该看开些，但人间至情，又如何舍得？

　　看了《我们仨》，我由亲情而想到友谊，颇多感慨，一本能让人思绪千里的书，当然是好书。

文：刘斌
出处：北京青年报 2003年9月

　　一代学者钱钟书夫人，九十二岁高龄的杨绛先生近日推出新著《我们仨》，深情地记录了她和钱钟书及女儿钱瑗在一起的日子。此书保持了作者一贯的优美风格：在温婉平实的文字中，蕴涵着深邃和厚重；所写的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及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股朗朗清气。

　　如今，与丈夫和女儿“失散”了的杨绛先生总是默默地“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1997年，钱钟书和杨绛的爱女阿瑗去世。1998年岁未，钱钟书先生去世。三人就此失散了。如今，杨绛也走到了人生的第92个年头。“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杨绛这样说。当笔者的耳边每每响起这句话，心总会蓦然一悸。相信所有听到者，都会潸然泪下……

　　【杨绛：(当年)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这便是钱瑗的出生。

　　当初怀孕时，杨绛以为可不必理睬，但后来才知道得全身心投入。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她：“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曾说不要儿子，要女儿──只要一个，像杨绛的。杨绛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后来的女儿钱瑗真的像钟书，不过，是后话。

　　【杨绛：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实际上，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钱钟书先生自不必说；杨绛也很独立，她的戏剧、翻译、小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撑，相守相助。学者的身份之外，杨绛先生是妻子、是母亲，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先生写的《弄假成真》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谈艺录》)，钱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可挣一些钱贴补家用。杨绛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杨绛先生已步入生命的第92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已经闭门谢客。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钟书语)，爱女之心，爱夫之切，高尚人格，尽在其中。

文：李文俊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2003年9月

　　很幸运能比一般读者早几天看到杨绛先生的新作《我们仨》（三联书房版），但是不敢用“先睹为快”之类的套话，因为这是—本读了会让人伤心的书。读着读着，我的耳边依稀响起了袁子才的哭喊声：“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扰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又不由得想起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那里关于赵明诚“戟手遥应”的一段细节描写最最激动人心。“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的那个名句也着实令人难忘。《金石录后序》络尾处表现出了一种豁达的态度：“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得必有失，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我们仨》的作者也表现出同样的豁达，她告诉我们：人的生命终结，正有如一次旅程走到尽头，也就是说旅人回到了家。我想，这亦即是史蒂文生为自己的碑石所题的那首“Requiem”（安魂曲）里所说的同一层意思吧："Home is the sailor,home from sea,/And the hunter home from the hill”但是只要有人记得这个旅人，纪念着他或她，这里面便存在着温馨与安宁，并且有了文明、文化的积淀。在《我们仨》的第二部分《我们仨失散了》里，杨先生写道：“锺书对我说：‘叫阿圆回去，回家去。’”而在钱先生接着也“回去’之后，杨先生又写道：“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是的，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不都是在“万物之逆旅”中稍作盘桓，然后终究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和我们先行的亲爱者长相厮守的。

　　失去亲人的悲痛固然是人人皆有，但是，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与巨大的勇气，才能把那样深沉的悲痛一一写出，形诸笔墨呢？这恐怕就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了。面对着一位虚弱得有时一顿连两只馄钝都吃不下去却如此勇敢坚强的老太太，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免要肃然起敬了。记得埃莉诺·罗斯福（罗斯福总统夫人）说过：“女人好像是一袋茶叶，只有在用沸水冲下去时才会看出她是何等的strong。”这里的“strong”既作“浓”讲，也可以译为“坚强”，一词二义，一下子倒想不出较好的译法。鲁迅曾经为女子“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而屡次感叹。而在女子之中，老太太们往往又表现得格外坚强。这真是件值得我们深思与感叹的事。

　　在写接连失去亲人时，作者恰当地采取了“虚写”的、多少有点像《石头记》似真似幻的写法。当然，二者的“情境”是完全不一佯的。我想，这样写，自可免去对许多不愿再去想更不愿去说的情景的具体复述。读者顶多能从文中小船上那只石礅被搬开，推想病房 中再也用不着的医疗用具（比方说，呼吸机。）的被撤走。不过，作者倒也不想滤去所有的真实细节，比如下面这一段：

　　“阿圆屋里灯亮着，两只床都没有了，清洁工在扫地，正把一堆垃圾扫出门去。我认得一只鞋是阿圆的，她穿着进医院的。
　　我听到邻室的小马夫妇的话：‘走了，睡着去的。这种病都是睡着去的。’”

　　读到这里，相信世界上丧失过亲人或有幸尚未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和这位母亲一样，心痛欲裂。作者在书中也确实写到了她心如刀剜的那种感受。

　　还好杨绛先生不想让读者久久浸淫在巨大的悲痛里。干是，翻过一页，我们进入了这部乐曲的“第三乐章”（“第一乐章”《我们俩老了》很短，只能算是个“楔子”），那是一个忆旧性的，略带忧郁味的但总体上还是Allegro（轻快的）乐章。那便是：书中第三部的《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事情从1935年7月说起，一对刚结婚的年轻夫妻到英国牛津去留学。后来，他们的身边增添了一个小宝宝。他们接着又到巴黎去读书。小宝宝陪在他们身边，也“读书”，不过那是在一本大开本的《丁尼生全集》上乱涂乱画。1938年 8月，一家三口回到了上海。这之后，又写他们怎样在艰苦中渡过抗战时代，又怎样在抗战后与建国后的大变动中，生活、工作，经历了和所有人大体相同又不尽相同的喜剧、悲剧与悲喜剧。这些段子除了帮助我们了解一门三杰的学术风采外，作为人生故事，个中的酸甜苦辣都值得读者自己去细细玩味。评论者的任何复述都是多余的。因为在杨先生那样优美有韵味的文笔之前，不论怎样的复述都只能是“佛头着粪”了。

　　最后，我还想以外文所“年轻人”之一的身份，向杨老太（我们都这么称呼她）的坚强与勇气表示敬意。杨老太书里多次提到我们，只说我们的好的一面，还为我们长期以来拿低工资感到不安。多谢了，其实我们有时也表现欠佳，多有得罪，还得请老太太多多包涵。

　　我们期待杨老太（戏译为音与意都照顾到的“Old Lady Young”）“好好里”，健康长寿，一高兴便再次拿出部什么精彩作品，好让我们吃惊、赞叹、激赏，大声叫好为老太太加油鼓劲。

文：吴学昭
出处：新华网 2003年9月

　　1980年，钱瑗在英国Lancaston大学进修二年后回家，在国外学会烹饪，正做了拿手菜孝敬父母。

　　●钱先生的读书笔记，从1936年留学牛津时起始一直做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时间很长。人们都说钱锺书先生博学、记性好，不知道他读书多么勤奋刻苦用功，这7万多页的读书心得笔记实是最好的见证。

　　●钱先生病情日趋严重，身体逐渐虚弱。起先杨先生去探望，两人见面总说说话；后来钱先生没有力气说话，就捏捏杨先生的手回答问候；再后来，只能用睁眼来招待杨先生的到来了，相互以眼神进行无言的交流。

　　●我那时不在北京，是从纽约电视中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的。天哪，钱瑗才走一年多，杨先生受得了这么沉重的打击吗？我拨通了电话想安慰她。没想到杨先生意外地平静，她叫我放心，她挺得住。

　　今年3月4日是钱锺书和杨绛先生的独生女儿、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钱瑗逝世6周年忌日。她没有留下骨灰，清明节无法为她扫墓，朋友们怀念她，也只有去到她学于斯教于斯几十年辛勤耕耘于斯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文史楼旁走走，雪松跟前坐坐，忆往追昔，凭寄哀思。

　　还记得那年“三八节”在八宝山为钱瑗送行，在她那笑容粲粲的遗像下，摆放着一只精致的花篮，素带上没写几个字：瑗瑗爱女安息！爸爸妈妈痛挽。可人人走到这里都不免鼻酸泪下。钱瑗是爸爸妈妈的最爱，他们没来同女儿告别。钱先生卧病医院，杨先生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暂时还没敢把阿圆去世的噩耗告诉他。而杨先生自己肝肠欲断，实在难以面对这令人心碎的场面，宁可独自在心里默默地为女儿送行。

　　钱瑗是累垮的，接连不断的政治活动、大小会议，熬更守夜批作业、编讲义，常年高负荷运转。学校离家远，交通又不便，有天早晨急匆匆赶到学校，临进教室才发现脚下穿的竟是两只不一样的鞋。精神之紧张，由此可见。入住医院以后，还在病床上修改教学计划，指导研究生修改论文，忙个不停。当所有这些告一段落，她已非常衰弱，可能预感来日无多，尽管忍受着疾病和治疗的折磨，还想利用她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时间，把过去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留为纪念。

　　钱瑗是肺癌转脊椎癌，1996年初住院已是癌症末期。这事瞒着钱瑗和她父母。他们以为是可以治愈的骨结核症。1996年11月3日，医院报病危，杨先生方知实情，忙劝女儿“养病要紧，勿劳神”。钱瑗听命，放下了笔。她想写的《我们仨》就由杨先生来完成了。

　　杨先生知道女儿病危，没敢告诉钱先生。她照常天天到医院看望。钱先生病中头脑一直很清楚。1996年11月12日，他忽看着杨先生背后连声唤“阿圆！阿圆！”。杨先生说，“阿圆在医院里呢。”钱先生说，“叫她回家去。”

　　问“回三里河？”

　　“那不是她的家。”

　　问“回西石槽？”(钱瑗的婆家)

　　“西石槽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到她自己的家里去。”

　　杨先生答应为他传话；钱先生就闭上眼睛不说话了。

　　杨先生真把钱先生的话转告女儿，钱瑗微笑点头。她领会爸爸的意思。骨肉亲人之间的心犀相通往往如此，不管你信或不信。

　　钱先生原不愿出《钱锺书集》，以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拗不过三联同志再三请求，陈说种种理由，于是同意。他在病中，不能自己作序。杨先生写了《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一文代序，表达了钱先生的观点，尤其是：“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意思本很清楚，也很有针对性，可惜这对正在大揭文幕、掘文墓，炒作“钱学研究”的人，竟不起作用。

　　钱先生病情日趋严重，身体逐渐虚弱。起先杨先生去探望，两人见面总说说话；后来钱先生没有力气说话，就捏捏杨先生的手回答问候；再后来，只能用睁眼来招待杨先生的到来了，相互以眼神进行无言的交流。也许充满爱意的对视也是一种慰藉，钱先生不论被病痛折磨得多么困乏无力，每天探视时间一到，定必使劲睁眼迎候杨先生，直到1998年冬的一个早晨，刚过了他的88岁生日后不久，离开了人世。

　　我那时不在北京，是从纽约电视中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的。天哪，钱瑗才走一年多，杨先生受得了这么沉重的打击吗？我拨通了电话想安慰她。没想到杨先生意外地平静，她叫我放心，她挺得住，还有许多事要做。遵循钱先生遗嘱，后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也不留骨灰。此刻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她正要出发去医院陪送钱先生遗体前往八宝山火化。事后听朋友说，杨先生一直陪送钱先生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真是难舍难分。60多年相知相契、相濡以沫的同心伴侣，从此人天两隔，杨先生心上的痛楚是任何别人体会不了的。

　　我重见杨绛先生已是半年多以后，她瘦了，正在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斐多》。虽然是从英译本转译，不识古希腊文、不熟悉哲学，以杨先生素来对翻译的严格要求和认真态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无疑是聪明的选择：用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她“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而柏拉图这篇描述苏格拉底就义当日在雅典监狱里与朋友们的谈话，谈的正是生与死的问题，主要谈灵魂。

　　杨先生的译作获得成功，她自己也从极度痛苦中逐渐走出。《斐多》首印1万册，很快脱销。香港、台湾相继出版此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一位年轻的英语教授，跑了许多次书店才买到一本。她说不管跑多少次书店，一定要把《斐多》买到。她不仅赞赏杨先生的译笔流畅，更为杨先生没因遭遇重大不幸而封笔感到高兴。

　　杨先生可谓马不停蹄，随即投入钱锺书先生手稿的整理出版。钱先生做有大量读书笔记，他去世后经杨先生反复整理，分出三类：一类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和拉丁文)笔记，共34000多页。二类中文笔记，数量与外文笔记不相上下。第三类为日札，读书心得，共23册，2000多页，分802则。手稿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闻所未闻，令人叹为观止。人们都说钱锺书先生博学、记性好，不知道他读书多么勤奋刻苦用功，这7万多页的读书心得笔记实是最好的见证。

　　钱先生的读书笔记，从1936年留学牛津时起始一直做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时间很长。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亏得杨先生耐心细心，一张张轻轻揭下，缓缓抹平，粘补缺损，分类装订。7万多页手稿，不知杨先生花了多少时间，肯定很累，而更令人感伤的是遗憾！面对这凝结着钱先生心血与智慧的页页手稿，人怎能不想，如果不是无休止的运动，洗澡、反右、四清、“文革”、下放、流亡、卧病……，多少部《管锥编》的姊妹编已经问世，留贻后人。

　　钱先生生前有话：他的东西，非要经过他自己看过，才可以出版。他的读书笔记怎么办，让杨先生犯难了：出版吧，钱先生没审过；亲手毁了它们，自己下不去这个手。想来想去，还是把它们当作资料留下来。商务印书馆深知这些读书笔记的学术价值，毅然斥巨资立项，将钱先生的全部笔记手稿扫描印行，保留原貌，公之于众。杨先生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也就放心了。

　　这段期间，杨先生还与辽海出版社签约出版钱先生的《〈宋诗纪事〉补正》。书稿经钱先生审过，杨先生写了序。1998年底已签约，由于出版方的种种原因，始于今年5月面世，三联书店将收入《钱锺书集》。

　　钱先生的作品逐一安排妥当，杨先生又赶紧落实全家的一个心愿，那就是在钱先生病重的时候，一家三口(钱先生、杨先生和他们的女儿钱瑗)郑重决定，将钱锺书和杨绛作品的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以奖掖那些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他们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

　　“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锺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9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锺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钱锺书、杨绛先生生活朴素、工资不高(据我所知，杨先生自1952年工资定级到1987年退休，级别从未动过)，他们将一字一句写出的作品所得倾囊捐赠，反映了他们对读书的酷爱和对后辈学子的期待。这一举措，中外也不多见，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同。有些小故事挺感人。那年夏天，三里河宿舍施工，在杨先生窗下装卸材料，通宵闹腾不停。杨先生几夜不能入睡，服安眠药也不顶用。我们很担心，跑去和工地主任商量，能否动作声响小点儿，或通知一下夜里几点来车，让老人等装卸完了再服药。没想到工人师傅一下围拢来七嘴八舌：您说的睡不好觉的老太太就是把稿费全捐给穷孩子上学的杨绛吧，我们看晚报全知道；没说的，一定要照顾……。工人师傅们说话算数，从当夜开始，装卸声响大大减小。杨先生散步时看到钢材底下铺着草垫子，砖头装在编织袋里。美国有家出版社请求重新印行英文版《围城》，所拟合同十分苛刻，后来获知作品预约金和版税是付给作者在母校清华设立的Philobiblon Scholarship，大为感动，痛快答应版权方所提的一切修改意见，立即签约，并专门写信向杨绛先生致以敬意和问候。

　　2002年冬，当各事已就绪，杨先生定下心来聚精会神地开写《我们仨》，这是她女儿未能完成的文章。回忆往事，很难不触动深藏心中的伤痛，她几乎是伴着眼泪写完的。读过初稿的朋友，也无不感动落泪，尤其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大家似乎跟着作者在钱锺书先生父女人生的最后驿道上，重新走了一回。杨先生的心情和那意境，恐怕只有钱先生1991年为她构思中的小说所写的诗句足以写照和体会：“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

　　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保留着她特有的冷隽幽默，有人称之为cynical者。钱锺书、杨绛、钱瑗“我们仨”，在杨先生传神的笔下，跃然纸上，生意昂然，读来十分亲切。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感悟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先生曾希望她对钱先生读书笔记采取的办法，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实际上又何止《钱锺书手稿集》一书，这些年，杨先生所办理的一切事，无不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仨》的创作出版，又是一例。  

文：舒展
出处：民主与科学 2003年第4期

钱锺书、杨绛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１９９８年钱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和杨先生惟一的女儿、曾在北师大任教的钱瑗已于此前一年先行离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数年后，９０多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６３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集结成回忆录《我们仨》（三联书店出版）。

杨绛先生说：“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诚哉，斯言！她没有被相继失掉两位亲人的大悲痛所击倒，以９０多岁高龄记下了平生心路历程。从她慢慢咀嚼和品味痛苦的感受中，使我们看到了：人间也没有单纯的痛苦。

由钱锺书、杨绛和钱瑗组成的这一个精神家园，洋溢着关爱、谐趣和温馨，是令人羡慕的美满家庭。从构筑到失散，６０多年来始终蕴含着从容和恬静，同时又交织着与命运搏斗的思考、悲伤、朦胧、醒悟、甜美、奋斗、无奈和果敢。


１９３３年，钱穆先生对当时只有２２岁的杨绛有一句脱口而出的评语：“我看你是个有决断的人！”（《车过古战场》）此话真是简约剀切，恰如其人。让我们看看大关节：在孤岛时期杨绛与日本宪兵周旋，保护钱锺书及其《谈艺录》手稿的急智；“文革”时站出来为钱锺书辩诬而遭到批斗的胆量；她５０多岁学西班牙文翻译《唐吉诃德》的毅力；爱女和钱先生同时发病后，她表现出的伟大母爱和忠贞的爱情，以及面对命运沉重打击表现出的非凡的承受能力；她在告别钱先生时那种沉静、从容和练达；她对钱先生和她自己全部版税稿酬的无私处理的决断；她９０岁翻译《斐多》，９１岁写《我们仨》，将个人痛苦化为社会公器的意志；……这么多严峻考验，证明了钱穆对杨先生的评语是切中肯綮的。


１９世纪美国作家霍桑有一首诗，标题极好：“没有母亲，何谓家庭”。当他们每次遭遇灾难时，没有杨绛，哪有这个家园。而今，家庭只剩下一个空壳，仅有母亲扛着大悲大痛……钱先生卧病，依依四年相守，犹如万里长梦……但，这就是驱之不去的清醒而又朦胧的爱的回忆……无垠的爱，使杨绛的生命活力复苏了！


这本书第二部的一、二、三节，都设有寓意深邃的“古驿道”为标题。文中又有“客栈”、“老板”……等语词。我的理解是：人生之旅有如驿道。人，不过是匆匆过客。此地、彼地，单位、学校，家庭、医院，不过是一个个临时客栈。谁是老板呢？命运！这个老板很专制。它制定的规则，必须遵守。例如第三条：“不知道的事，别问……因为最难管的是嘴巴。”杨绛先生说：“我心上纳闷……不知道的事多着呢，为什么不能问？问了又怎么样？可是掌柜的瞪着眼警告说：你这话已经在边缘上了，小心！”但《我们仨》启示我们：人，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不是无所作为的。与命运抗争的韧性力量来源于关爱。杨先生说：“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痛苦会因爱而转化……古驿道本该属旱路，杨绛想象乘船，更增加了缥缈梦幻感。


要使心想到一起，首先得有一个共同的境界和语言。钱先生对英国牛津的学位不感兴趣，读学士花掉两年功夫；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虚名，误人哪！什么学士！也许就是无知无识！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英语总编纂，连蒋介石召见都不屑参与，何况什么“名位”！解放后的钱锺书，被评为最高级教授，但却不是学部委员；是，又如何呢，不在乎可也！


对比一下当今中国学界某些人热衷于追名逐利，学术流于官场化、贬值化和市侩化，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今年７月初《社会科学报》上揭露的热衷于头衔的种种怪现象，某些教授纷纷争要“博导”的浮躁风气（见第６版厦门大学易中天文《为现行学术体制把脉》），争来“博导”又争院士。所争者何？官位也，待遇也，浮名也。实学何在焉，缺席也。然而“其味无穷，皆实学也”（朱熹《中庸·章句》）。钱杨二位老学者从来不爱出头露面，婉谢媒体采访，特别厌恶炒作，一生默默耕耘。他们惟一喜爱的财富大约只有时间吧。


再看看当今学界，某些“学者”成了走穴的“学者”。闹得一些学术会议全然变质。例如五天会期，第一天报到，晚上宴会，第二天上午领导致词，权威指指方向，下午群儒论学，中、晚酒会，深夜放歌劲舞，后三天“参观”山水、市场、形象工程……结尾还有庆贺圆满成功……一个学术会议能从四川开到西安，从泰山开到庐山，从镜泊湖开到天池……年年有年会，会会“赶场子”。一位博导，一个月竟然赶了七场（事见《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５日汤大民文《行走繁荣了，学术没有了》）。《儒林外史》里的鲁编修说得好：“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第十回）。哀哉，学术！


我觉得这本新作，是以回忆与思考，做梦与现实，意识流与写实为原料，经过长期酿造的一杯甘味苦酒，有甜美的记事，有泣血的抒情，是小说式的散文，是不拘情节的小说，是众多《钱锺书传》之外最可靠的信史素材（例如不再回西南联大的真实原因）。


一滴水折射出社会。从３０年代到９０年代，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聚散，勾画出２０世纪处于激变中的苦难与兴旺，兴旺中又有苦难的中国的依稀足迹……８０年代安定了，好了，人也老了。然而衰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冷漠。杨绛一个人并不孤独，她仍在爱着，思索着，创造着……关爱她的朋友多着呢。


最令我感动也是写得最富有亲情人性美的，是一个母亲从怀里和眼中摄取的女儿的成长镜头。钱瑗的形象与性格，惟妙惟肖，历历在目。是对她从襁褓到教授的画幅：工笔、素描和大写意。惟一的爱女从外形到心灵，更多地继承了乃父的基因。她敬业，聪明，苦学，不事声张，有独立人格、独立见解和独立成就。她曾亲口对笔者说：“去外地开学术会议，当主办者介绍我的身份时，往往还要加一个小缀儿：‘钱教授是著名学者钱锺书的女儿！’我就讨厌这一句补充！”笔者感到那些靠父母的大名“啃招牌边儿”也跟着著了名的儿女们，不妨对比一下，会不会自觉汗颜呢？


钱瑗与父母的关系，是知心朋友；她的喜怒哀乐，父母也与之分享。父女之间的便条、打油诗，无不流露着“没大没小”的童趣。钱瑗常说：“我跟老爸最‘哥儿们’！”她的骨骼造型、走路姿态、翻书动作，直至幽默说笑，无不酷似乃父。５５岁当了教授时的钱瑗画的《爸爸作丑态》，从标题到形象，谁见了也会憋不住乐吧（见插图）。这个家庭里的民主、平等和自由，似乎不是谁人恩赐的，钱先生压根不是大家长。他们三人，又各有自己的一大批朋友。仅书中提到的就有向达、陶行知、胡乔木……还有钱瑗的同事和学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开放的精神家园。


古驿道，是我国农业文明时的信息之路。白居易诗云：“道逢驰驿者，色有非常惧。亲族走相送，欲别不敢住。私怪问道旁，何人复何故”（《寄隐者》）？喜讯与噩耗，都是从驰驿者口中传播出去的。古代这个“驿”又作“”，是预卜命运的意思。命运总想命令人，统治人，捉弄人；是呀，死生有命，不可逆转。但悟道者却说：“不能俯首贴耳听任命运的摆布！只要扎扎实实为学，堂堂正正做人，死亡和痛苦是不能把人的精神摧毁的。”


逝已矣，古驿道！２１世纪早就向人类预告：信息时代訇然来临了！沸天震地，龙吟虎啸，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挡！

（本文系作者专为本刊所作，并经杨绛先生审阅同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