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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智效民
出处：文汇报 2004年11月

近年来傅国涌笔耕甚勤，收获颇丰。据我所知，他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写作，短短几年就有四本书问世，加上在报刊发表的文章，已经超过200万字。

我和他只是一面之交。记得前年春节刚过，我们那本对话集——《思想操练》正在酝酿的时候，他来太原探亲，顺便看看朋友，我俩才初次见面。当时人多，没有机会深谈，只知道他在一家私人公司打工。这让我十分惭愧。心想：我是搞专业的“专业户”，却远远不如人家“个体户”——不知是天赋太差，还是努力不够？

惭愧之余，也让我对他的经历产生好奇。今年夏天，我收到他的新书《百年寻梦——傅国涌历史随笔》（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才从作者简介中知道，他“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毕业于温州教育学院，曾在中学任教”。这本书还没有读完，又收到他的新著《叶公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我心里暗自吃惊：这家伙真厉害，写得比我看得还快！有了这种诧异，再加上对叶公超的兴趣，便想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感受。

为此，我给他发了个“伊妹儿”，想诱引他介绍一下个人经历和成功经验。但他没有“上当”，只是在回信中说：“十年中经历了无数的曲折，不过从来没有放弃读书，然后为了生存，误打误撞拿起了笔……。”看来，除了“读书”二字之外，我几乎一无所获。

说罢作者，该介绍一下作品了。叶公超出生于书香世家，因早年丧父，从小在叔叔抚养下长大。他的叔叔叶恭绰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还创办了交通大学。因此他从9岁到22岁，曾两度出国留学。在美国，他是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最器重的学生之一，被认为若能致力于诗歌创作，成就不在泰戈尔之下；在英国，他与艾略特亦师亦友，多年后艾略特遇到一位中国朋友，首先打听的就是他。

叶公超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废名、梁遇春、杨联升、钱锺书、常风、卞之琳、赵萝蕤、吴世昌、季羡林、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杨振宁等一代精英，都是他的学生。教书之余，他还主编过《新月》、《学文》和《文学杂志》，这些刊物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也是他培养学生的最好园地。

1940年，叶公超为了保护国宝毛公鼎，从昆明到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39天。他虽然受尽折磨，却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藏在何处。顾毓秀说：“公超在沪被日寇拘捕，严刑拷打，不屈不挠。……誓死不屈，大义凛然。”所幸在家人营救下，他才携带宝物逃出虎口。

经过这场劫难，叶公超改变不问政治的倾向，开始弃学从政。抗日战争中，他在海外从事反侵略宣传工作。新加坡沦陷后，他组织华侨义勇军继续抵抗。这与他“手拿烟斗、一副西方绅士派头”的形象判若两人。

抗战后期，叶公超被派到英国，以出色的表现赢得国际友人的尊敬。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到英国度假，约他到伦敦郊外的一个小镇看电影。正式影片上映之前，电影院特意播放艾森豪威尔前来度假的新闻，以表达对这位英雄的欢迎。第二天，伦敦各大报刊登照片，坐在英雄旁边的居然是叶公超，这使当地的华侨华人非常兴奋，非常骄傲。

书中说，叶公超生性旷达，鄙视流俗，豪爽坦荡，不失书生本色。这本来是做人的优点，却在官场上成了“缺陷”，这是他晚年成为悲剧人物的主要原因。当然，叶公超毕竟不是“超人”，他有脾气、有缺点、有错误，他后半生的政治选择，也成了被人遗忘的主要原因。我注意到，傅国涌很欣赏叶公超对鲁迅的态度：鲁迅与“新月派”势不两立，但鲁迅去世后，叶公超却连续写文章肯定他的贡献。我觉得，对于叶公超，也应该抱这种态度。

在发给傅国涌的“伊妹儿”中，我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说：“这本小册子是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叶公超小传，我更关心的是叶公超和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概是基于这一考虑，他把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上篇写传主经历，下篇写传主交游，其中有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吴宓、浦江清、周作人、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蒋梦麟、王世杰、梁实秋、张大千、陈香梅等人。傅国涌希望，经过长期沉寂之后，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人文素养以及深入其骨髓的现代文明因子，能够重新回来。我想，这也是他把《百年寻梦》中写叶公超的那篇文章，命名为“一道已逝的风景线”的原因吧。为此，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在电话中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文章写得浅些、再浅些呢？”

读书也是读人。傅国涌说：“我全部的写作只不过是为了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如果说这也是西湖边上一个“景点”的话，那么什么时候这类景点也能连接起来，成为遍及全国的一道风景线呢？

文：眉睫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5月

　　最近读到傅国涌的《叶公超传》，不由得想起叶公超的得意弟子梁遇春，还有他另外几个弟子和学生。无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文化史，抑或外交史，记载叶公超的痕迹都显得若有若无，他的弟子及学生也有着同样的命运，虽然废名、钱钟书后来受到学界相当的关注。

　　废名出生于湖北黄梅县城东门，父亲做了当地劝学所视学，家道由此中兴。那时叶公超的父亲在九江做知府，叶公超便生于九江。九江与黄梅一江之隔，古时同属浔阳郡。1917年他们都离开了家乡，废名往武昌启黄（黄冈）中学读书，叶公超去了南开中学。后来，叶公超赴美国、英国攻读外国文学，并在法国巴黎大学做过短期研究工作，后到北京大学教书，成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废名考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梁遇春、石民也赶来了，他们是同班同学。最初，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往，都沉迷于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形之下，废名还是要活跃得多，显现出名士之气。五十多年后，叶公超在台湾回忆说：“冯文炳（废名）经常旷课，有一种名士风度；梁遇春则有课必到，非常用功。”这样，废名在北大成为较早脱颖而出的文学才子，而梁遇春、石民还在刻苦用功地学习，感染着外国文学的风致和精神。

　　废名以小说《竹林的故事》驰名于文坛后，梁遇春、石民也开始分别以散文和诗歌名世，而且他们两人还是翻译的好手。梁遇春成为人生派散文的青春才子型作家，石民成为象征诗派骁将，就是在那时形成的。他们三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在那时开始奠定，又因相似、共通的审美观和文学趣味，再加上北大同学的关系成名后走在一起也是必然的。

　　叶公超和梁遇春的关系异常密切，梁遇春也因叶公超的关系喜好英美小品文，二人尤嗜兰姆。1928年，叶公超到暨南大学任教，便约请刚刚毕业的梁遇春做他的助教。

　　叶公超、废名、梁遇春和石民的友情在废名主编《骆驼草》时期和梁遇春逝世前后表现得最令人羡慕和感叹。那时废名、梁遇春因叶公超的缘故与《新月》关系密切，以致叶公超晚年还说废名是“新月派小说家”。叶公超与废名的关系早就突破了单纯的师生之谊，他很尊重废名不一般的文学才华和影响，在北平他多次向苦雨斋老人询问废名的情况，并登门拜访废名，还将自己的《桂游半月记》手迹赠与他。

　　废名主编《骆驼草》的时候，常催梁遇春写稿，其中有几篇关于失恋的文章是背着妻子写的，偷偷拿给废名发表。《骆驼草》是个小型周刊，由废名主编，冯至做助手。这是一个同仁刊物，著名的京派发轫于此。只可惜，不到半年就停刊了。废名对《骆驼草》颇有感情，这是他北大毕业后亲自主持筹办的刊物，但终因冯至出国和其他原因，未能维持下来。1930年12月5日，也就是在停刊后一个月，废名又有了复兴《骆驼草》的念头，并邀请梁遇春担任些职务，可惜梁遇春固辞。这个刊物，算是永久停了，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之花并不因此而凋谢。

　　废名、梁遇春、石民之间最能得人和的，恐怕是废名。梁遇春说：“雁（按：指废名）飞去后，有时就觉得人间真没有什么可以畅谈的人。雁君真是不愧为红娘，他一去，你（按：指石民）的信就滔滔不绝的来，愁闷如我者，自己也不知道多么欢喜。”而对于事理的见解，梁遇春也常佩服废名的独到之处，他视废名如兄长。1932年6月25日，梁遇春逝世。叶公超、废名等人发起追悼会，并收集整理他的遗著，并为《泪与笑》出版，由废名、石民作序，叶公超作跋。这样四人师友的情谊在《泪与笑》中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台湾出版《新月派小说选》。叶公超在序言中说：“废名是一个极特殊的作家，他的人物，往往是在他观察过社会、人生之后，以他自己对人生，对文化的感受，综合塑造出来的，是他个人意想中的人物，对他而言，比我们一般人眼中所见的人更真实。废名也是一个文体家，他的散文与诗都别具一格。”叶公超在半个多世纪后对废名的文学成就仍然念念不忘，甚至把他作为新月派最特别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此时废名已谢世，此前二人海天相隔，并无交往，梁遇春和石民则早早长眠于地下。

　　在叶公超的弟子与学生当中，当然是钱钟书成就最高，同时也为世人所熟知。他与常风交谊很深，但与骆驼草三子似乎没有交往，也几乎不曾互相提及。常风与梁遇春一样，是叶公超的弟子，而石民、废名、钱钟书则只能算是学生。

　　叶公超是一代文化名人、政治名人，因种种原因湮没于历史之中。但他不是一个可以埋没的人，他们师友四人都不是可以埋没的人。《叶公超传》借助他人日记、书信以及回忆文章等对叶公超的生平事迹做了详细整理、爬梳，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人物传记的书写模式。但该传对叶公超与他的弟子及学生的关系描述不清，只怕是不应该的遗憾了。  

——读《叶公超传》文：张国功
出处：《书屋》二〇〇六年第二期

    他一生从来不写日记，但后人常常从胡适、朱自清、吴宓、浦江清、王世杰、周作人、柳无忌等知名学者的日记中窥见他活跃的影踪；他从不存留、悬挂照片，但看过他照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为那种风华俊逸、泱泱气度所倾倒——那是只有那个开阔的时代才能孕育出来的特有气质与风采。他终生服膺欧美西方文明，在美国是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最器重的学生之一，在英国与著名文论家艾略特亦师亦友。但这位“口衔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派头”的英美文学教授，一生钟情中国书画，直到晚年仍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在书画中寻觅精神寄托。如果以文字论英雄，除了不多的诗论，惜墨如金的他实在如传闻中钱钟书所说，是个“太懒”的教授，但在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他培育人才，汲引提拔了包括钱钟书、杨联陞、常风、季羡林、李赋宁、卞之琳、梁遇春、吴世昌、杨绛、废名、穆旦、赵萝葳、许国璋、曹葆华、许渊冲等诸多后世声名卓著的学人。他早年只是谈诗论文，纯粹学人本色，却因受保护国宝毛公鼎而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折磨之刺激，决然离开文教界，投身于外交抗日的漩流，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文人从政的典型……他就是现代学者叶公超，“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说起来前年刚过他的百年诞辰，但这位个性鲜明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无情流逝的时光中差不多成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关于他的作品，以笔者寡陋的阅读视野所见，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仅有《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学林出版社，1997）及《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两册在大陆问世。而在一本名为《新月才子》的专书中，则仅顺带在两三处提及叶公超的名字。以致于民间学人傅国涌先生撰写的《叶公超传》，竟然着人先鞭，成了叶氏的第一部传记。这真让人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

    《叶公超传》将传主明确定位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与胡适、傅斯年、储安平、梁实秋、罗隆基典型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人热心论政，有着大量的传世文字阐释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思想不同，叶公超尽管曾编辑过《新月》、《学文》等重要的现代期刊，被列名为《观察》“特约撰稿人”和“自由中国社”发起人，他却认为这“谈不上有任何政治的作用”。他早年甚至坚决反对胡适等人书生论政，反对《新月》刊载政论文字，在同人活动中相对低调，更不卷入文坛论争。在他留下的极少数文字中，多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只不过在文学批评中始终坚持文艺自由的立场。比如1939年1月他在钱端升主编的《今日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艺与经验》，开篇即说：“的确，在文艺受统治的国家里，党国的威权也只做到了把多数成绩较好的作家排斥到国外去流浪，剩下一些糟粕在推行着奉公守法的文艺。在文艺里，独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文艺是一种自由发展的东西，一种知觉与灵感所到的艺术表现：不给它感觉的自由便没有它的存在与发展了。”鲁迅与“新月派”一向水火不容。1936年鲁迅逝世后，叶公超花了几周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重读了一遍，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高度赞扬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好像是感觉言犹未尽，他又接着在《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发表长篇专论《鲁迅》，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是鲁迅。主要的原因是在于鲁迅能满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排遣在绝望与空虚中产生的情绪。在鲁迅的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这种由衷的揄扬，连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看了都有点不高兴，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灵魂人物责怪叶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丝毫不同意对鲁迅褊狭的看法，他坦陈：“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一派典型的宽容风范与唯美主义立场。不过，叶公超之所以被后人看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概与其所接受的英美教育背景及其此后所交游的以胡适为灵魂的自由主义文人群体大有关系。按照沈卫威在《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中的说法：胡适派文人多在国外受过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并以胡适个人的“超凡魅力”的吸引和凝聚作为结构形态的外在范式，以自由主义信念中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理性和秩序这六大参数为内在精神导向，立足文化与学术，并通过言论干涉政治。除了言论干政，叶公超一生的行事处世、出处行藏大体符合这种群体的精神归趋。

    回眸其一生，叶公超几乎经历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这个大时代所有的遭遇：少年经历五四运动波澜的初步洗礼；青年留学英美接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回国在“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所构筑的象牙塔中优游问学、编辑刊物；日寇侵华后西迁南渡，颠沛辗转于大后方；而后“教授从政”，直至位居国民政府“外长”；最终不见容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孤岛上郁郁而逝。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到在战火中书生从政，他“在政治舞台上空热闹一场”〔1〕，直至像困兽一样在寂寞中逝去。回首叶公超的一生，总让人感觉到这宛如风雨苍黄之中传唱的一曲自由主义者的苍凉悲歌。最近看到几本书，包括杨金荣著《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三联书店，2003）、范泓著《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何卓恩著《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4）等，都触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49年迁台后的遭遇。看叶公超的传记，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试图以其为个案，了解迁台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与国民党的冲突及其所导致的个人的悲剧命运。1949年起叶公超担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1952年的“中日和平条约”和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被台湾认为是他任上的主要“功劳”。他在1958年离任后接着“出使”美国。1961年，一纸电文将其召回台湾，他被冷淡地告知：另有安排，你不必再回美国了！而此后蒋介石竟不复召见他，并且不允许他再度返美，其外交生涯就此黯然终结。在最后的二十年，他虽有“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虚衔，但却是有“务”无“政”。他自嘲说是“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行政院”会议时，只他一人小便时有人随同“保护”。围困之中，他只好闲来狩猎，感而赋诗；怒而写竹，喜则绘兰，以书画自娱，了此余生。他早年的学生鲲西先生在回忆性文章《叶公超与现代新诗》中说：“叶的晚年看似平静和以绘画书法自娱，但总有一种沉重的挫折感。”〔2〕从传记内容看，或许是因为生平史料的不易搜集，作者在这一问题上显得过于简单，影响了读者对叶公超晚年的“同情之理解”。书中有一节论及叶公超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只是寥寥百字谈及蒋将其弃而不用的原因在于1961年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上两人之间的冲突。至于叶氏在台湾政坛上的其他重要活动及其与当局的关系，相对语焉不详。在其他专门章节中，作者谈及了叶公超恃才傲物的文人脾气、率性而为的真性情，说他对官僚虚伪至极的繁文缛节的极度蔑视。他对副手和部下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这种不拘小节的名士作派，潇洒倒是潇洒，但在宦海浮沉中的结果可想而知。早在他担任“中央宣传部驻伦敦办事处主任”期间，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命发表《西藏事件宣言》，但随后“宣传部”又是电令停止。叶复电说：“业已发表。”“宣传部”再电：“应予更正。”叶再复电：“不能更正。”回台后他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蒋沉着脸说：“《西藏事件宣言》发表了？”“已奉委员长的命令发表了。”他坦率回答。“何以叫你更正，你不更正﹖”蒋严厉责问。叶直率回答：“报告委员长，此事关系国家威信，是绝对不能更正的。”文人从政而不改士大夫风骨，这个当时只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小官，竟如此真言无忌。叶氏在晚年回忆性文章《病中琐忆》中哀叹：“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总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但细绎之下，这些都可谓是表面的现象。说到底，这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一个专制集权的政权之间的内在冲突，或者说是有着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与思想意识仍停留在前现代政权的领袖之间的冲突。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一败涂地的蒋介石退守台湾。为了点缀政权，营造“自由中国”宽容的表象以赢得美援，国民党高调打出“自由”牌，笼络了一批多数有着英美留学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最大限度地容许了“自由中国社”的创立。这批包括胡适、王世杰、叶公超、雷震、吴国桢、孙立人等在内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一度接近了政权的核心。但他们终究是“过河棋子”，是台湾“自由开明”招牌的“样板”。随着国民党改造、情治系统整顿等措施的实施，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台湾纳入自己的防御体系，台湾风雨飘摇的局面稍有缓和后，国民党建构威权体制的面目就逐渐变得有恃无恐，自由主义者与蒋家威权之间的抵牾不可避免地凸现加剧。首先是驻外官员蒋廷黻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的活动被视为捣乱而扼制。1953年，吴国桢因议员被绑架案等而与蒋经国不可调和，愤而辞去“台湾省省长”一职远赴美国，并发表公开信揭露国民党政权一党专政、思想控制等六大特点，对国民党公开隔海发难；同年，“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因涉及“吴国桢案”触怒蒋介石而被究职查办，只得重操旧业当起了教授。1955年，有着自由派背景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被诬以“阴谋叛乱罪”而遭软禁，直到1988年才获得自由。1960年，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阵地《自由中国》杂志社遭遇剿杀，雷震入狱，其灵魂人物胡适也只能徒叹“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1968年，何浩若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上攻击胡适、蒋廷黻、叶公超、蒋梦麟、王世杰等，说他们勾结费正清，导致中国大陆之“沦陷”。“文人漫道自由笔，最是文人不自由。”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到，岁月苍茫，横逆之中的知识分子无地自由。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叶公超晚年的遭际，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群体在集权政治高压下共同遭遇的又一显例而已。1964年，美国学者费正清访问台湾，他在《对华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仍具有左右一切、窒息一切的作用。我们在北京时期的老朋友叶公超曾经当过清华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他完全凭自己的才能跻身于中华民国外交部，当了十年的外交部长，接着又任驻华盛顿的大使。但现在，由于不愿顺着老头子的意思搞外交，结果他被羁留在台北任内阁中的不管部部长。”1977年，费正清再度访台，此时蒋介石已不在人世，而费氏所见到的叶公超，“依旧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仍然牢牢地坐在政务委员的位置上，他喜欢孤独，然而却奉命去处理预算问题。他外出时，秘密警察跟踪他。当他住院时，蒋经国却莅临探望——一种对最高级天才的奇怪的愚弄”。美国邀请叶公超参加学术活动，蒋经国同意放行，但要求有人担保他按时回国，如此叶才得以在晚年短期赴美两次。美国的朋友要远道来看望他，叶公超说：“我这次能来，等于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必遵限期归国，否则，担保人受连累。”他要朋友不要浪费车程。叶公超晚年的年轻朋友何怀硕感叹：“没有徐志摩、胡适之等一大群人物互相激励，又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为英雄软弱时的休养生息之所，公超老师的晚年，在寂寞中度过。”

    在现代中国学者从政的群体中，叶公超们、胡适之们不乏书生情怀、才子脾气，更有着在欧风美雨中熏沐而得来的现代政治素养、行政能力与视野境界，而蒋介石所需要的，仅是与其暂渡“时艰”的“过河卒子”，肯为其卖命且驯服听话的侍臣。在蒋身边多年而深谙官场三昧的张群曾多次告诫叶公超，“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样曾“学者从政”而后翻然醒悟重归学界的经济学家何廉，在其详实的《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中曾几次说过，蒋介石要求部下对自己的忠心和驯服，超过了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蒋所真正信任的，是以他当年“结金兰”为核心的CC系和讲究师生关系的黄埔系，而许多一时被奉为“座上宾”入主内阁的知识界精英，说到底算不上是他“圈子里的人”。同样的情形见诸何廉的同乡、同事蒋廷黻身上。蒋从一介书生逐步进入高层政治之中，但他曾说过自己从政的本意“倒不是我要弃学从政，实在是因为我希望会见一位伟人。在他方面，我想他只不过是表示对学者的敬意，了解一下政府以外人士对其政策的看法而已。事实上，他是正在全国设法发掘才智之士”，但内心仍有着特别的感觉，曾委婉地称自己是“局内的局外人”。而有学者也评价说：“综观蒋廷黻的一生，无论作为大学教授、思想家或政府官员，他始终是一个‘局内的局外人’。”他进入了“真正的政治竞技场”，“然而当他进入‘局内’，却发现他依然不过是局外人”〔3〕。虽然何廉与蒋廷黻所说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从政”浪潮中的情形，但移来评价赴台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是恰当的。环境与时局稍有变易，但国民党与自由主义群体之间，则有其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不会因为时事的变化而消弭于无形。学者谢泳在《不能这样理解胡适》等文中曾认为国民政府邀请学者从政，“不能轻易说这是没有诚意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可高估这种“诚意”——蒋介石固然曾经“看重”过他们，但何尝真正信任过他们！

    傅国涌在《叶公超传》后记中说：“我更关心的是叶公超和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之外，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的人文素养，以及渗入他们骨髓的现代文学因子。”想当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气相求，风云际会，激荡出黑暗时代里的一抹亮色。而在政治的高压下，终于如《红楼梦》所说，“呼喇喇似大厦倾”，“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对于在大变局作出渡海选择的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台湾远非他们理想中的“民主国”。叶公超早年反对文字议政，但因为抗战，因缘际会，最终书生从政，抱着民族情怀，充当起了“过河卒子”。但他却始终游离在政权之外。早在叶公超弃教从政时，学界朋友就多为此惋惜不已：“既为他一肚子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一个时代错误。”〔4〕叶公超自己晚年“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殊为沉痛，以致于其好友台静农为其挽联语：“诗酒豪情，风流顿觉蓬山远；浮生悲剧，病榻忽兴春梦哀。”他的学生王治平在叶氏九旬生辰时写诗抒怀，有感于叶氏一生悲剧道：“木铎长年酣笔墨，朝官半世瘁心坛。如痴似梦一悲剧，悲剧谁铸天下看。”这是不免令后人再三叹息的。上古史专家李济先生一度问曾经与叶公超有着相同经历且同僚多年的史学家蒋廷黻：“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以他惯熟的外交辞令回答：“济之，现在是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5〕尽管在无意间写下的薄薄一册《中国近代史大纲》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司马迁，但不顾朋友劝阻而踏上从政的不归之路，蒋廷黻似乎对“创造历史”更有兴趣并引以为豪。叶公超也曾说自己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这是他们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经世豪情、兴趣与抱负。但这个匆促局迫的时代似乎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宽容度，他们对现代理性、秩序、民主的倾心与外在的压迫之间存在着太大的错位与距离，这注定他们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无法避免的命运悲剧。傅国涌写完传记掷笔长叹：“在经过长久的沉寂与遗忘之后，叶公超能重新回到读书人中间吗？”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世间已无叶公超。

注释：
    〔1〕卞之琳《纪念叶公超先生》文中语。
    〔2〕载《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3〕查尔斯·R．里利：《蒋廷黻：局内的局外人》，《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3期。
    〔4〕辛笛：《叶公超先生十年祭》。
    〔5〕《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77页。

文：鄢烈山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4月

    略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无人不知“新月派”，无人不知“新月派”的干将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却鲜有人知叶公超也是新月派的骁将。人们知晓梁实秋，多是由于他和鲁迅的论战，知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知晓闻一多，主要是读他《最后一次演讲》，抗战后作为中共同路者民盟的成员，他反独裁反内战即反蒋；知晓徐志摩已是“文革”结束，特别是近年影视作品大炒他的风流韵事之后。叶公超作为上个世纪与上述诸公齐名的文化人，操办《新月》、主办《学文》等杂志，在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做教授一十四载，桃李满天下。１９４０年，此公奉叔叔叶恭绰之命到上海处理家事，被日本宪兵关押３９天，受鞭打和水刑，此后弃教从政，出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专员，派驻马来西亚和英国，这些犹有可恕。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阎锡山在广州出任行政院长组阁，他代理“外交部长”——这个“外长”一做就是１０年。追随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是他明确而坚定的选择。这样一个人，即使他晚年为蒋氏父子所抛弃，被特务监视困居孤岛，只能过“怒而写竹，喜而绘兰”的笼养生活，不被内地所待见，也是情理之中的。
    傅国涌先生的《叶公超传》，可以使我们对叶公超其人有个大略的认知。叶公超早年在北京的英文报馆兼职时的同事陈应荣之女陈香梅，对“叶叔叔”的评价颇高。在她心目中，风度翩翩、笑傲权贵的叶公超“学剑学书都有所成”，“能武能文，真一代奇人”。国民党的大秀才、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捉刀人陶希圣，赞他有 “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叶公超的一生可分为两截，前半生是文人，后半生是政客。作为文人，有人说他有名士风度；有人说他是装腔作势的假绅士。作为政客，有人说他天生是做官的材料，善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人说他性情耿介，“对任何事情都有定见”，恃才傲物。甚至对于他的英语水平也褒贬不一，有人说他连英美小孩骂人的脏话也能脱口而出，同属“海归”的文友闻一多戏称他为“二毛子”；叶在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杨振宁、许渊冲却说他教的英文课很糟糕。就个性而言，诚如叶明勋在回忆文章中所言，教人“忘不掉他的脾气”，大抵是他终生一以贯之的。不仅当教授时看不得学生有错，而且当官时，也不肯让人，哪怕是“立委”质询他，不合意就要反唇相讥。他之所以失去蒋介石的信任，丢掉“外长”的高位，从此一蹶不振，起因就在于他执拗地不执行蒋的决策：１９６１年，为了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美国与蒋政权之间出现了分歧 ，叶公超夹在美、蒋之间，极难应付。蒋秉持“汉贼不两立”的观念，坚决抵制蒙古进入联合国，曾以个人名义愤怒地致电叶公超与蒋廷黻，严令二人“秉政府既定方针，据理力洽为是”；叶公超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结果被突然召回，从此连美国都去不成了。读傅著《叶公超传》，令我感兴味的不是他的政治生涯和个性，甚至不是他在大学名校执教的经历，而是他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这两方面他的确配得上陶希圣所称的“文学的气度”、“才士的手笔”。 叶公超认为文艺代表一个时代的知觉与灵感，“文艺无需故意跟着时代跑，时代却自然会在伟大的作品中流露出来”；“最近百年里西洋文学里最重要的趋势就是扩大了文学里的社会性”，却不是“从书里走到自己小小的悲哀上，或再走回书里。”。他固然不赞成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革命文学，他认为《新月》杂志的最大意义是：“自文学革命以来，当一切左倾势力的洪流汹涌之际，它是唯一坚守自由纯正原则 的一支砥柱”；却也不赞许《新月》同仁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将杂志办成政治与文学并重的综合性刊物，在里面讨论人权、批评时政。在他心中，政治是政治，文学是文学。他要搞政治，干脆就去从政了。
    办刊物是这样，从事文学批评也是这样。他认为，我们在生活中来不及求准确，人类交往大半也不需要十分准确，“不过在批评里，我们却希望能维持相当的准确性，不然我们就只有主义与标语而没有批评了。”正是基于这种态度，他的文学批评表现出一种雍容而高贵的气度，以及不为政治倾向所左右的明澈的洞见。 １９３１年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出版了长篇英文小说《大地》。当年，叶在英文刊物《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第３期发表书评《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评赛珍珠的〈大地〉》，敏锐地揭示“一个外国小说家没有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之中，而是深入地描写了我们昏暗的现实社会的底层，这是唯一的一次。《大地》是这块国土的史诗，并且将作为史诗铭记在许许多多阅读过它的人们的心目中。”７年以后，《大地》以其“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摘取了１９３８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尽管如此 ，叶公超在上述评论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大自然的变幻不定——水灾、旱灾与蝗虫灾害——甚至远不及国内的战争以及军阀征收的高额的土地税带来的危害大，这一点，赛珍珠在小说中没有提及。”——今人若不知作者，看了这样的评论，还会以为是出于左翼评论家的手笔呢。可它就是出自叶公超这个向无工农底层生活经历的文人笔端！最令人敬佩的是，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病逝于上海，时在北大任教的叶公超特地把鲁迅所有的作品都搜集来，不眠不休地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们一口气读完，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发表在当年１１月１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此文充分肯定了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学能力三方面的成就。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１２月８日，他又写下长篇的《鲁迅》专论，发表在《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上。他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是鲁迅”，并指出：“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他盛赞鲁迅的杂文，说：“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生，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如果是郭沫若、周扬、冯雪峰等左翼作家这样评价鲁迅的杂文成就似乎是理所应当的，然而这样热烈的赞美偏偏出于曾与鲁迅水火不相容的“新月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叶公超之口！一向以宽容自许的胡适看不惯叶对鲁迅的颂扬，嘲讽他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的头上……”“单纯”的叶公超却是另一种立场：“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叶公超对鲁迅的这篇评论，在我看来，迄今为止仍是最到位的，抵得上所有的鲁研专著之和。叶公超“文学的气度”与“才士的手笔”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一个批评者的气度与才识是相互为用、相互印证的。有气度无才识，说不到点子上，气度无由显现；有才识无气度，才识为偏见或私心所蔽，才识也湮没不彰。读《叶公超传》，除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气度与才识的关系之类大话题之外，我还想到两个比较私人性的问题。一是家族的扶助功能。叶公超父母早亡，幸有叔父叶恭绰视如己出，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为一时英彦。其他的人，如钱玄同１２岁时父亲病故，得兄长钱恂抚育成材。这样的例子在从前不胜枚举。家族的这种功能如今还应或还能继承发扬吗？二是婚姻家庭问题。痴心追求叶公超的姑娘如陈仰贤者，先后非止一二，然而叶公超偏偏选择了才女袁永熹。叶与袁的婚姻在他的后半生是名存实亡。不说隔着太平洋，就是叶公超赴美公干时，二人除了外交礼仪所需的应酬之际，也几乎不来往。叶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叶常感叹妻子儿女虽各有所长，可惜对中国文化太隔膜，意谓不能理解他的追求与事业，这当然是他的一面之辞。孰是孰非，外人难以判断。他与家人的隔膜，与顾准差不多。可叹造化弄人，人生多么难得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