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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瑛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4月

    去年１１月，鲁迅研究专家王吉鹏先生打来电话，问我编什么书稿，我告之正在校阅《郭沫若人格》一书。他脱口而出：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厚道一些。
    《郭沫若人格》一书， 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桑逢康先生撰写。近些年，关于郭沫若的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而歧见则集中在对其人格的判定上，尤其是晚年特定环境下的行止。以此为背景，本书以郭沫若的精神旅途为主线，将其置于时代的坐标上，并与胡适、周作人、陈寅恪作参照，展示了郭沫若驳杂的人格内涵，揭示了其底色、亮色、杂色，将其人格发展轨迹清晰地描绘出来，得出了切中肯綮的结论。
    对郭沫若而言，誉者诽者都难忽视这一实事——他非匆匆过客，而在诸多领域留下了自己鲜明、独特的徽记。其实， 在１９４１年，其社会声望已近巅峰。以他５０寿辰为契机，其新运动文化的主将、革命文化的班头之地位，一锤定音。后来又被誉为中国文化战线上的光辉旗帜、“中国的歌德”。
    “做一部人们的打字机”，郭沫若以此自励，因此歌颂成为其诗作的主色调，数量虽多，但佳作鲜见。他虽有浴于沂而歌以归焉的欢乐，也有疏于难以忘情的创作的隐衷，“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的无奈。在大多数知识分子横遭厄运之时，他虽遇波折，有“想做一个中学教员”的哀叹，但大体免受冲击。面对飓风拔根之势，他未起而抗争，甚至未以沉默维护清誉，失却了五四时期横空出世的诗人本色：声称以前写的东西应全部烧掉；发表了一些赧然汗颜的诗歌；出版了一部受诟病的《李白与杜甫》……他兼有作家、学者、国务活动家的三重身份，名位可谓隆矣，声望可谓崇矣，使其副作用Ｎ倍放大。在罡风扑面，浊浪拍岸时，是将灵魂抵押给上帝，还是留存于己身，为每人无法回避的选择。因此，对郭沫若人格的非议乃至贬损，并非无因。
    如何判定郭沫若人格，当然见仁见智。但似不宜背离这一法则：评说人物的是非功过，须回到历史现场。每个人都不能脱离时代的牵引和社会的浸染，个人因素、社会一共同造就了小人物、大人物的悲喜剧。正因为大人物能将双手放在历史舵轮上，会产生常人难以产生的或正或负或正负交织的历史作用，郭沫若虽归隐道山二十余载，其人其事其学仍为学人津津乐道，赞者有之，弹者有之。这恐主要在于其一幅幅剪影，折射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势，映衬出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郭沫若人格的复杂性、典型性，无疑使其成为解读中国思想文化内涵的一个最佳切入口。
    以自传开一代风气的郭沫若，没有留下后半生的自传，其精神世界中隐藏的诸多秘密有待我们破解。毋求备于一夫。时代孕育了郭沫若，以今日之眼光看待昨日之郭沫若，有失公允，也就是王吉鹏先生说的不厚道吧。
    大家的光荣，我们分享；大家的挫折，更需要我们咀嚼。从郭沫若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进一步领略巴金先生的“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事”之真谛，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丰沛、真气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