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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母亲在接受广东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晚年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她说：我很佩服卢梭，很佩服卢梭敢讲真话的勇气。所以也打算把自己的一生，尽可能大胆地写出来，以一个真实人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不愿意像有些人那样总把自己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实际上，一个人总是有很多缺点的，有很多内心不一定是很健康的东西。
　　 可是因为年迈体衰，身体多病，母亲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母亲去世10周年前夕，我放下了手中的其他稿件，花了一年多时间，集中精力完成了这部书稿，概述了母亲的一生，算是对母亲的一个怀念。
　　 我遵循母亲的愿望，尽量客观地把母亲一生中我所认为的重大经历记录下来，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但碍于年代久远和自己的视野所限，在事实和看法上难免会有不足和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将来再版时补正。
　　 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
　　 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老鬼

文：绿茶
出处：新京报 2005年12月

在《母亲杨沫》一书中，可以见到久违的真实。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与以往的写作一样，老鬼对自己、对作品保持了罕见的忠实，在关于母亲的叙述上，身在局中的老鬼更保持了珍贵的品质——不夸大她光辉的一面，也不回避她的瑕疵。

———张弘（书评人）

　　杨沫晚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儿子老鬼》，这是她最具“母性”的一篇文章，开头说：“老鬼极不寻常。他不寻常，不是有什么‘伟大’成就，而是性情特别。”性情特别的老鬼凭借《血色黄昏》让我印象深刻，当年，阅读《血》书时内心的巨大撞击无法言语，那种“沉痛的真实”的确让我此后很少敢再看关于“文革”的书。《母亲杨沫》让我再次读到这种感觉，让我越发同情和敬佩老鬼。同情是因为他的家庭，敬佩是因为他的真实。

　　整个阅读过程中，我的关注点不是杨沫早年与张中行的关系，也不是老鬼母亲与父亲马建民的相互揭发以及晚年与秘书的暧昧关系，更不是那段沉痛而残酷的时代，而是缺乏温情、缺乏真实、缺乏父母关爱，一个虽完整但破碎的“家”。从书香门第的母亲的家开始，一直到老鬼去了海外，这大半个人生，他没有体味到家的温暖。

　　阅读时，我就被这种冰冷的感觉所左右，无法相信，一个家怎么就那么冰冷而残酷，惟一的例外是老鬼乡下姑姑的家。我完全相信，老鬼的大半个人生是痛苦的，不然，不会写出饱蘸血泪的《血色黄昏》。他渴望得到父母的爱，渴望有家的温暖。在《母亲与我》中，老鬼写道：“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就怀念姑姑，怀念农村老家，连小便都冲着老家的方向。”

　　随着杨沫一年一年变老，她也在变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杨沫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她开始关心起老鬼，关心起他的下落。从1991年后，他们的通信也开始频繁，她的日记也变得越来越温情，字里行间流露出母亲对儿子的一片关爱。直到此时，漂泊异域、隐姓埋名的老鬼才真正感受到母亲的爱，感受到被亲人接受的喜悦。然而，这炽热而强烈的爱来得太晚了，几年后的1995年，母亲杨沫走完了她的人生。物以稀为贵，她那稀微的母爱正因为少，才更难忘，更不平凡，更令人回味无穷。

　　老鬼还是说，“有这么个妈比没有要强多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但理智告诉老鬼，她还是值得尊敬的，还是美丽的。起码她75岁之后返璞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虽然这时候老鬼已经42岁，胡子拉碴了。杨沫去世10年了。老鬼遵循母亲的愿望，客观地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也算是对母亲的一个纪念。老鬼说，这10年来，“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母亲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我相见，还常常让我鼻酸欲泪。”读到全书这最后一句时，我也被这种温暖而酸楚的情感弄得鼻酸欲泪了。

——凌厉的笔触 严酷的真实
文：白烨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9月

老鬼（本名马波）的作品，向来以其特有的真实逼人和引人。他的描写内蒙下乡插队经历的《血色黄昏》，描写“文革”期间学校生活的《血与铁》，都以直面惨烈现实的冷峻与凌厉，在同类题材作品中另辟蹊径，别树一帜，让人读时感觉异常沉重，读后总是难以释怀。

拿到他刚刚出手的新作《母亲杨沫》，我在心里首先有个不大不小的疑问，即面对既是名家更是母亲的杨沫这个特殊的描写对象，他还能保持他先前那种冷峻的姿态和那种强劲的腕力吗？因为带有这样的问号，所以《母亲杨沫》阅读得格外的认真和仔细，但让人意外也让人欣慰的是，老鬼那种超强的腕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见刚劲和雄悍。作者在“前记”中就郑重地声言道，他写《母亲杨沫》，旨在“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这一点，他不仅不折不扣地做到了，而且相关的人和事，他也不藏不掖，直情迳行，务求还原事物本有的真实，这其实也是不愧不怍，来去分明地再现了一个真实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杨沫》完全可以当作一份“史记”式历史档案来查阅和研读。

在《母亲杨沫》的写作中，老鬼为了追求客观和力求真实，基本的叙述均以杨沫的日记、笔记为依据。述写与此相关的人和事，也以有案可稽的第一手资料为佐证，务求经得起追问与推敲。如写到杨沫早年与张中行的关系部分，除了杨沫的回忆与说法之外，还征引了张中行自传《流年碎影》中的相关记述，如实写出了两个人由“聚”到“散”的缘由与经过。除此而外，使《母亲杨沫》格外具有真实感的，还主要有作者的一种叙事态度，既如作者在“前记”中说到的“敢讲真话”，这是需要非同一般的胆识与勇气的，尤其是面对杨沫这样的名家母亲。应该说，在整部作品之中，我们更多感受到的，并不是儿子老鬼在对母亲杨沫进行回忆与记述，而是一位具有史家气度的作者对一个罩着许多光环的名家的读解与剖解，这种不为尊者避、不为亲者讳的写法，既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杨沫”，也写出了家庭、社会和时代对“这一个”的打制与塑造。

因为《青春之歌》写作涉及到的一些人和事，以及反映杨沫晚年生活的文章引起的一些是与非，关于杨沫，一直存在着一些传言与议论。比如，早年与张中行的关系，晚年与某秘书的来往等等。老鬼对这些敏感话题，都不避不绕，坦诚面对，并以各种材料的相互印证和自己在材料梳理基础上的客观辨析，一五一十地讲出事情的经过和原原本本讲清事情的因果。就书中涉及张中行的部分来看，因我当年在责编张中行先生的自传作品《流年碎影》一书时，曾听张中行先生详尽讲述过他与杨沫关系的始末，大致意思是一个“埋首学问”，一个“热衷政治”，最终导致了分道扬镳；对于杨沫以他为原型在《青春之歌》里塑造的余永泽，他认为那是他又不是他，应该主要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来看；对于他们的相识与相恋，他言谈举止中仍表现出一种怀念与怀恋。《母亲杨沫》中的张中行，我觉得老鬼的叙事既是真实可靠的，也是分寸得当的。还有《青春之歌》的成书过程以及出版之后的反响及争论等，《母亲杨沫》都花费了较多的篇幅和翔实的笔墨，几乎是“传真”般地叙说了作者写作的辛劳，作品出版的艰难，读者反响的强烈，文坛争论的尖锐。这些部分的文字，实际上可作为《青春之歌》这部经典之作的写作史与传播史来看待。

作者老鬼在书中的结尾部分，对杨沫的一生作了“三个亮点”的总体评价，这就是：在民族危亡时刻，毅然决然地奔赴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写出了《青春之歌》；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晚年为徐明清、王汉秋、胡开明等人的不公遭遇奔走呐喊。这“三个亮点”，因为作者叙述相当充分，笔墨极其细腻，使得杨沫的形象不仅立了起来，而且逐渐高大起来。“三个亮点”与如许缺点融合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杨沫、复杂的杨沫和真实的杨沫。

但读《母亲杨沫》，给我印象更为深刻，撞击也更为巨大的，还是作者在作品里写到的因种种原由所造成的亲情的泯失，母性的淡薄。这一切在今人看来，几乎是难以理喻的：在“文革”的极左政治的高压之下，杨沫和丈夫马建民不是彼此保护，而是被迫相互揭发，并且招招险狠，直取对方的政治生命。从小到大，从外到内，作为母亲的杨沫对自己的几个孩子不仅很少关爱，绝少呵护，而且每每在需要她“拉”一下的时候，她常常却去“推”一把，致使孩子们的成长充满了怨尤，也使他们的前途平添了坎坷。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作者老鬼就此也作了一些思考与剖析，那其实是综合性的原因所共同酿就的，有早年自己家庭生活不正常的影响，有后来受到的叛逆观念不时作用的原因，更有一个时期“全社会提倡为革命不讲亲情——亲不亲，阶级分”的原因。“可以说，那种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极端的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相当痛苦无奈的，然而也是极其真实可信的。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极左政治笼罩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统领一切，区分一切，对待一切，结果就是既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制造冲突，又在家庭生活中不断制造矛盾，没有平静的书桌，没有安稳的睡床，没有避风的港湾，整个社会都处于由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所构成的动荡与不安之中。如此动荡，何谈国泰？如此混乱，何言民安？

《母亲杨沫》中有关母亲失去母性，亲人失却亲情的描述，委实是极左政治渗透于家庭之后如何使社会肌体的“细胞”病变的一个典型个案。这些别具特色的内容也使得这本书别具价值，那就是它以一种严酷又痛苦的真实，记录了一个特别的人物和一个特别家庭的悲情，又以一个特别人物和一个特别家庭的悲情，最终记录了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具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