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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纪申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5年10月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这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引录已故名家聂绀弩赠给他作为座右铭的诗句，是我近读《生命的开花——巴金研究集刊卷一》一书中（文汇出版社新近印行）见到的。全书共分文选、论坛、史料、咨询四大栏目。论坛栏中不限一家言，相互切磋，大出新意。史料栏内刊出了新的发现，更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藉以对作家和作品作深层次的了解，真让人受益非浅，大感思路。

    日本学者坂井洋史在《对今后巴金研究的期待》一文中更一开始就写道：“记得1992年深秋，钱理群教授应邀来日给一批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介绍他刚刚参加过的中国现代文学会年会的一些情况。钱教授当时指出‘现代文学’被夹在‘前面’和‘后面’的蓬勃发展形势，愈加显得某种‘空洞化’倾向。我不知道如此认识是否正确，也不知道到底是否当时大陆学者的共识。但是我本人也觉察到九十年代中叶以后陆续问世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和研究当中，五四新文学的奠基者及其作品似乎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至少在这些文学史著作的编著者和研究者眼中，新文学似乎不再是具有当代意义的尖锐源泉。”作者在引述一些他人的论点和阐述自己的看法后，于末尾写道：“首先把自己从语言看做人格之表象的观念和‘人文性解读’的惰性阅读习惯中解放出来，在多样的解读并存的文本这个‘场所’发掘出丰富多样的切入点，通过这种工作共同把巴金文本成为汲之不尽的解读源泉。一句话，巴金的文本靠我们不懈地开垦，才会成为肥沃的大地。”

    作家是以作品而存在，因作品名于世，离开了作品何言作家。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怪鲁迅先生告诫儿子不要当空头作家。有的作品不仅能名于当世，更能传之后世。我国是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古国，流传至今尚能诵读的作品该有多少！自然，在这源远流长的巨河中随浪淘去就此淹没无闻的恐也不在少数吧。而能流传下来的大量文化积累，该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我们岂能等闲视之。要知道，没有过去，又哪会有现在，更难以创写未来了。列宁不是也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现代文学是随五四运动而生的新文学，是应时代的召唤，继往开来创出的一条崭新的文学之路，具有时代标帜的里程碑，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五四运动所倡导的“赛先生”和“德先生”，不也正是我们当前全民奔赴建立的和谐小康社会所力求进一步完善的重要目标？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奠基人，他们的作品不正是从当时各个阶层反映出那个变革时代广大人民的各样的呼声？巴金就自称是“五四的产儿”。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作家，怎能离开他们表现那个时代的作品。其中不少人更抛弃了旧社会、跟随人民进入了新中国。在这起着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的大时代中，其经历更是不平凡，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更印着深深的时代烙痕。桑农在《再谈吴宓的晚年》文末说：“人是复杂的，尤其是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之中。说他应该是怎样的，显然不行。必须明确他到底是怎样说的、怎样做的，还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这样做，他的所说所做，是他内心的真实表达，还是因环境关系有所扭曲？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弄清楚，就根本谈不上‘同情的了解’。”（6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这话说得十分中肯。

    由此让我记起《另一个巴金》（周立民著，2003年大象版）这本书，书中有“朝鲜的梦”一章专论巴金入朝的前前后后，并借《家书》中的巴金私函作了新的分析。今天作者又找到了新的有关史料，写下了《大历史中的小细节》（《集刊》第35页），进一步论述巴金入朝时期的主、客观因素，作者忍不住有感而发：“由此看来丁玲的两封信，其对巴金思想研究乃至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进入新时代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文章末尾作者进而说：“历史如同巨浪裹着一切翻滚奔腾，置身其中的尘芥常常身不由己随波逐流，这也正是所谓‘大势所趋’，但在大时代中有诸多小细节在提醒我们历史不是一个平面，在追寻历史的时候，看到大势也要注意到细部的复杂；同时，也正如巴金在谈到胡风事件所说的‘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就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记着教训的恐怕不止是这些当事者，还有我们这些后来人。而这不断发现的史料则是‘往事不会消散’的证据。”

    其实在三年多前周立民在《另一个巴金》的“后记”里就说过这样的话：“在新世纪的第一天，与人们谈论巴金，真有隔世之感。其实从沈从文、曹禺、萧乾、冰心、柯灵、卞之琳……等巴金同时代人一个个远去，巴金这一辈人已经开始渐渐退出人们关注的视野。但这不等于他们可以退隐到历史的屏风之后，享受难得的平静时光了。恰恰相反，哪怕是躺在病床上，巴金的名字仍然频繁地出现在新闻稿中，出现在网上的论坛中，……其实巴金的许多岁月是和我们一起走过的，在这岁月中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是否挺身而出了？对此，巴金感到惭愧，我们就可以大言不惭？……我们没有权利因为今天烟雾消散了就去嘲笑昨天在烟雾中跋涉的人们。评判一个历史人物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分析，……我们不需要造神，但更不应该随便把我们精神和思想文化上的积累，一笔勾销。”说得好！

    巴金在《再说现代文学馆》（《随想录》人文合订本438页）文中呼吁道：“给我们点燃心灵的火炬，鼓舞不少年轻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不就是我们现代文学作品吗？抗日战争初期大批青年不怕艰难困苦，甘冒生命危险，带着献身精神、奔赴革命圣地，他们不是也受现代文学的影响吗？在乌烟瘴气的旧社会里，年轻人只有从现代文学作品中呼吸新鲜空气，这些作品是他们的精神养料，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培养了他们斗争的勇气，感发他们、帮助他们树立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树立战斗旧势力的坚强信心。我们的现代文学好像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而今天中国现代文学馆已巍然屹立在首都的东城，它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资料研究以及交流中心的功能于一身。现代文学馆内所收藏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不也可以说是“永恒的丰碑”？巴金在文末还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在摧残文化的十年梦魇中我们损失了多少有关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那么把经历了浩劫后却给保留下来的东西收集起来保存下去，也该是一件好事。”

    日本学者山口守于1992年夏天，为了考察巴金早期思想，曾远去欧洲的某些专事收集与安那其主义有关资料的私家图书馆，竟然发掘出不少巴金写给外国友人的英、法文信函原件，全是我国内未曾见到过的，大有助于考察巴金思想发展的进程，该是一批多么珍贵的资料。再与今天发现的有关资料联系起来，从各个侧面去考察巴金，不是会更显清晰一些，更较全面一些？说不定今后还有新资料的发现哩！

    巴金不单是一位作家，他还是位翻译家、编辑、出版家。他的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不是跟他的主持出版社业务达二十年的经历有关？是不是觉察到在出版社主编的有关新文学的各种文学丛刊、丛书等等，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之后，更深切地感到如不群策群力来做点亡羊补牢的工作，将来会悔之过晚，又将怎样去面对后代子孙呢？感触多多，留待有机会再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