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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塔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5月

在阅读、翻译《奈保尔家书》时，我时时会想起《傅雷家书》。两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主要都是父子间的通信，父亲都是文化人，儿子都是到异国他乡去留学，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学的都是文艺。

《奈保尔家书》的原名是《父子通信集》，既收录了父亲给儿子的信，也有儿子给父亲的信，任何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一目了然；《傅雷家书》则几乎全是父亲傅雷给儿子傅聪的信，只有几封是母亲执笔，傅聪的回信则只有一封。所以，有些事不那么连贯和完整。

这两种家书最大的差异在于是否能作为信史的史料。《奈保尔家书》不仅完整，而且是实录，无论多么鸡毛蒜皮，全都原封不动地公布在此，很多细节让人读了觉得太琐碎、罗嗦而枯燥，但作为信史的史料，如此价值更高。我们之所以说《傅雷家书》不完整、不靠谱，不仅是因为基本没有儿子的回函，更因为傅雷的信件也被进行了删节和改动。傅雷是２０世纪后半期有头脑、立场和观点的知识分子，他的个性和勇气必然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出来，直接、坦率，出于公益和正义，出于愤世嫉俗的品性和对世事人生的责任意识。我是把傅雷家书作为一部历史之书尤其是反思历史之书来读的，但到现在，他的书信集出版时，当年的一些真知灼见还要删除。还有一种删改是，傅雷一向在臧否人物时不留情面，尤其是在私密的书信中，更是兴之所至到肆无忌惮，为了维护被傅雷嘲讽的人的面子，也是为了维护傅雷的形象（其实，傅雷从来没有无条件地与人为善，满足于当温柔敦厚的好好先生），编者擅自做了处理。书信本来是信史的组成部分，但删改之后，信史就不可信了。而由于各种干扰因素，完整可信的《傅雷家书》的出版恐还为时尚早。

两部家书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大不同，除了外部大环境的制约，还有一个是编者的现实因素。《奈保尔家书》的编者是美国的一位独立学者，与奈保尔周围的人没有什么瓜葛，甚至都不认识，所以不必要避讳。《傅雷家书》的编者则是傅雷的儿子、傅聪的弟弟傅敏，编辑中往往缩手缩脚，怕暴露了事，又怕得罪了人；结果是，应用家属编辑的特权，对原文进行删改。这对某些亲友负责，但对历史不负责。

从家书表达的父爱情感来说，两位严父虽然都口口声声说，儿子已经长大，自己与儿子是朋友；但每每要以过来人的身份，命令儿子干这个，不干那个，有些甚至显得苛酷。两位父亲都不提倡儿子谈恋爱。傅雷说得更细致，也更严格，他严禁儿子谈恋爱；而老奈保尔则说，如果儿子真要谈，也可以，但绝对不能找欧洲女孩，他的理由是奈保尔虽然是牛津留学生，但毕竟是来自加勒比海的一个蕞尔小国，在大英帝国的本土，属于二等甚至三等公民，娶一等公民做老婆，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当然，私心里他是巴望儿子完成学业后回到自己身边。傅雷也想让儿子回来，他希望儿子先立业后成家，在他看来，年轻人的理智对情感的控制力不够，一旦陷入情网，必然要部分丧失理智，而理智是为人做事最重要的，音乐上也是如此，所以，谈恋爱必然会影响傅聪的音乐事业。

两个年轻人都是领着本国政府给的官俸出去留学，但两家人对祖国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奈保尔家很少有祖国的观念，奈保尔在英国乐不思蜀，连故国之念都很少。特立尼达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他们是把自己当做了大英帝国的子民，至少这种“出国”的感觉不如傅聪由中国去波兰那样强烈。最后，两人都选择留在欧洲，奈保尔自然而然留下来，傅聪则背上了叛国的骂名。这迫使他对祖国有了更深的感受。当然，他的选择并不是出于对祖国的不满或不爱。傅雷是清醒而大度的，他谅解儿子，保持与儿子频繁的通信。

傅雷是比较纯粹的翻译家、学者，他对儿子的教诲很少功利主义色彩，长篇大论谈的都是道德训诫和艺术指导。老奈保尔是报人，虽然家庭经济状况在特立尼达几乎属于中产，但他还是满脑子的功名念头，鼓励儿子为银子而写作，在大部分信中都要提到钱。毕竟，为银子而写作也能成就大作家。奈保尔是活生生的例子。

傅雷在很多文艺领域都具有深厚的修养，如音乐、绘画、戏曲、诗词等，所以，他能够从技巧上给予儿子切实的指点，而且从各门艺术打通的角度，给儿子以更丰富的营养。他常常写着写着，就几乎忘我地进入了艺术鉴赏的境界。那些精彩而精辟的鉴赏文字对傅聪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傅雷通西学，但总体上还是一个比较儒家的知识分子。他教导儿子更多的，还是如何修身养性。傅聪应该是欣赏并佩服父亲的思想和文字的，所以他比较“听话”，为此傅雷感到非常快慰。老奈保尔出身贫苦，长大后忙于工作和家庭，一直没有机会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他虽然有文才，而且靠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他写的，主要是新闻报道。所以，在写作上他其实并没有给奈保尔多少实质性的、可操作性的指导。他对奈保尔写作事业的帮助是比较外在的，结交编辑，帮儿子发表文章是他的长项。而发表对于一个年轻作家的成长确实起到了显著效果。

两位老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史来激励儿子，要刻苦，要有耐心。傅雷当时已经功成名就，所以显得雍容而洒脱，对儿子的精神人格是一种正面促进。老奈保尔则还是一名普通编辑，显得怀才不遇而牢骚满腹，他跟妻子娘家的关系很紧张，他的信中时时流露出急噪甚至狂噪，很多时候他是在诉苦。这对儿子的心理有害而无益，好在奈保尔当时已经成熟，并没有让父亲的不良影响到自己。

文：北塔
出处：文汇报 2006年3月

    奈保尔之所以成为奈保尔，关键在于他在中学毕业后，作为特立尼达的公派留学生，直接升入赫赫有名的牛津大学，并从此在英国留居，安家立业，飞黄腾达。从小岛国到大岛国，使他从小人物变为大人物。那么，他自己是如何感受并认识这一飞跃的？其间的诸多细节又如何？一个大作家在写作的起步阶段有什么样的观念和心态？这些问题不仅对奈保尔的读者有意义，而且对于很多想出洋留学或想成为大作家的青少年朋友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奈保尔家书》以未必生动但绝对鲜活的原生态材料，回答了这些问题。

    早在少年时代，奈保尔就志向远大，豪气冲天，偏僻的、小小的特立尼达(那时还不像现在因丰富的资源而富有)如何能容得下他的垂天之翼？在他看来，特立尼达所有的人，包括同学、老师甚至他那做记者的老爸，都是燕雀，不知他的鸿鹄之志。他认定自己是浪子，一心想浪迹天涯，走得越远越好。他在焦急而兴奋地等待离开祖国的时候，居然情绪高昂地说：“我相信，我将离去，永远不再回来。”

    也许是期望值太高，也许是自我膨胀，奈保尔甚至对牛津大学都颇有微词，说学校管理松懈，教师水平不过尔尔，学生大多又笨又懒，甚至不到他中学同学的平均水平。据说，牛津、剑桥的烟风很盛。师生见面聊天都要相互敬烟，甚至在课堂上也是如此，烟点着后课才算开始，然后老师与学生无言闷头对抽，直到下课。所以，有人戏言，牛津、剑桥的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熏出来的。

    奈保尔的父亲是自学成才的小知识分子，他对英国的强大和特立尼达的弱小是有概念的。他对大英帝国的向往，完全可以用“崇洋媚外”来形容。他自己曾想申请到英国留学，但终因经济拮据(他得养活一个大家庭)、年龄过大(已届半百)而作罢。好在儿子有出息，替自己完成了宏愿。他对英国尤其是牛津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好玩、崇高，自己无法欣赏到，就想通过儿子的笔替代性地满足一下。所以，奈保尔一到英国，父亲就要求他每周跟家里通一封信。那时(1950年)，英国与特立尼达之间的邮路单趟需要大约半个月。这就意味着，这条邮路上始终有他们家的鸿雁。当然，父亲要奈保尔勤快写信，可能还有一些比较次要的用意。如他可以即时遥控儿子的动向，及时给儿子提示、建议、勉励、警告或训诫。再如，每次收到奈保尔的来信，他都有向朋友和同事炫耀的机会：“我儿子，又从英国牛津来信啦，嘿嘿！”奈保尔的母亲单纯得多，除了关心儿子的健康，就是想方设法满足儿子来信时提出的要求。她对儿子的唯一要求是：不要找白人姑娘做女朋友，如果找不到特立尼达去的，就找印度去的，因为奈保尔父母双方的祖上都是从印度移民到特立尼达的。当她听说奈保尔与一个英国白种女孩有来往时，当奈保尔的妹妹故意吓唬她说，她儿子将要被白种女孩诱惑时，她真急了，屡屡叮嘱儿子，要警惕，不可犯那样的错误。

    对于父母的劝告和教导，奈保尔是尽量敷衍。他照样跟白种女孩来往，当然没有到传出绯闻的程度。甚至在通信的约定上，他也时不时打折扣，有时两三周甚至一个月都不给家里写信，急得父亲连发“通牒”。他老说忙？那么他到底在忙什么呢？主要是忙于写，不是写信，而是写故事。这故事有的是新闻报道，有的是虚构作品，更多的是介于实录和虚构之间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纪实小说”，奈保尔称之为“故事”。这可能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作为记者，他父亲不得不写报道，但内心里喜欢写的是小说，实际上写了许多的“故事”。在牛津，学生们自己办的刊物多如牛毛，奈保尔一入学就津津有味地参与有些刊物的编辑、采访工作。

    牛津的刊物多，可能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学生团体多，这些团体都是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的，也没有什么老师当辅导员，完全是自娱自乐，自谋发展。奈保尔饶有兴趣地参加了多个团体，有时忙得他一天到晚只能应付团体的各种活动，连读书写作的时间都没有。

    显然，奈保尔对写信的兴趣越来越淡，如果不是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来信催迫，他可能会过很长时间才给家里修书一封。他也不想当书简家，所以在写信时没想着这些信将来果真如他父亲所设想的那样要出版，居然还会有中文译本，所以他在文体上没有任何的讲究，写得极为随意。往不好里说，是粗糙而琐屑；往好里说，是自然而真切。

文：刘　苇  
出处：文景 2006年第7期　

　　通常而言，我们总是通过作家的书信了解他们内心真切的想法。书信，是向家人和朋友吐露心声的场所。而作家的作品，往往是作家们运用想象和虚构的地方，他们在作品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将一点点“本事”发扬到极致的状态。书信，则真实而不加虚饰。作家们的书信是提供作家个人生活轨迹的“影册”，也是窥探作家精神内部风景的窗口。他们不同时期的书信正好是他们精神的写照。

　　从这意义上来看《奈保尔家书》，它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并非表面上的单纯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它还真实反映了一名作家在成长过程中精神演变的图像。通过一封封家书，奈保尔不自觉地流露了自己的那种初到陌生之地的谨慎与渴望成功的急切心情；自卑与自傲在内心中摇摆不停——完全取决于当时外界的偶发因素；面对女性或社团不知采取怎样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流；以及由最初的无法正确自我评价到信心的逐步确立。

　　这个初离家乡的年轻人，在给父亲和姐姐的信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在异乡的羞涩之情和努力向上的形象。那时，他是虔诚的，无论是对待世界还是对待文学前辈。他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我决定，来年我要掌握19世纪小说……我接下来读的是简·奥斯丁。为了颂扬她，我读她很多作品。”又如：“下个学期，我将给《卫报》写一些文章，并努力在这儿发表我写的一些故事。我说的是‘一些’。事实上，我只写了两篇；不过，我一直忙着在写一个长篇。我已经写了八章左右——跟任何一本企鹅版的书一样……”。

　　像“企鹅版的书一样”，这里表露了奈保尔的梦想和企望获得别人承认的热望。但不多久，他内在的骄躁不安情绪开始显露出来：“我发现长期不写之后，下笔变得困难重重……其中的评论性文字非常糟糕。”这是他在信中回忆写论文时的情景。但当这篇他自己都不甚满意的论文意外获得好评时，他在同一封信中又沾沾自喜道：“我的论文犹如一瓶上好的香槟那样备受欢迎。”

　　他一方面想要融入当地社团，另一方面却又看不起他们：“我最终找到了已经明确下来的属于我自己的朋友圈子。找到这样的友谊真让人开心。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绝顶聪明的……”和“我已经和这世界和平相处。这种和平让我感到耻辱，但我正在努力学着承受”。可以看出，奈保尔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他怀有巨大的抱负，可是当抱负一时无法实现时，种种焦虑和矛盾就会郁结在胸，在潜意识中产生对那些已成名作家的痛恨之情。而那时，他明白自己还是一个无名之辈，他清楚必须将狂傲之心压在意识深处。无疑，这会在他内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也许，一旦当他功成名就，就会释放那些压抑已久的意识，对那些他以前并不以为然的前辈进行抨击，一吐郁结多年的愤恨之情。

　　远大的志向还使奈保尔从小就对特立尼达岛屿落后、贫穷、闭塞的环境不满，他领悟到在狭小岛上不可能有所发展，一心想要走出小岛去广大世界施展才华。他通过努力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为梦想实现的可能打开了一条通道。当他到达伦敦后，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跃跃欲试，仿佛积蓄多年的意愿就可实现。他一边忙于学业，一边大量阅读，一边从事写作练习，希望尽快证明和确立自己的价值。他交替感受着小小的成功或挫败带来的欣喜与苦痛，而当这些情绪困扰着他时，慰藉则是来自远方家乡的书信。有一点他是幸运的，他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志向：写作。为此，他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进去，使他能较长时间地忍受住孤独，这一点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尤为重要。

　　奈保尔自我放逐意识是明确的。这源自他对生于斯的岛屿的根深蒂固的痛恨。他从小就对海岸线外的浩瀚世界无限向往。而当他来到英国——白人世界里，他的肤色，包括他的印度裔血统令他非常自卑。他在英国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而后对印度的寻访则让他更增添了无根之感。印度是他的种属地，已非他的家乡。他在之后出版的《印度三部曲》中流露出的全是失望和忧伤之情，甚至他将印度三部曲的第一本书命名为《幽暗国度》（An Area of Darkness）。这种尴尬处境有点类似昆德拉《无知》中的约瑟夫：他在新的居住地找不到归宿感，却又只能以游客的身份回访故里。

　　内心漂泊是作家写作的出发点。不管身处何处，作为作家，他的意识必须与当下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才能促使他对时代做出清醒的判断，才能产生创作的动力。错位感，正是作家和艺术家创作的源泉。作家只有处在这样的悖论中方能有所作为。这一点，恰是奈保尔的一种幸运。因为他正是以自觉的自我放逐方式不自觉地达到了这种游离状态，从而使他的作品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另一方面，漂泊的生存处境，也已成为作家的生活方式之一。从但丁时代起即已如此。作家与时代总是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作家必须忠实于自己，书写自己内心中最真切的声音，这样总要与时代发生冲突，从而迫使他们迁徙。到了19、20世纪，自愿放逐或流亡几乎已成了作家的一种身份标签。这样的命运笼罩在许许多多作家身上，令普鲁斯特成了一个鲜有的特例。流亡与放逐——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不仅成为现代作家写作的动力，也已构成了现代性作品的一个母题。

　　然而，问题在于，世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一个纯粹的安顿之所。灵魂，总要处于漂泊之中——不管情愿如此还是被迫如此 ；尤其是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真正的安顿其实就在漂泊里 ；也只有处在这样一种内在的紧张之中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也许，奈保尔并非十分明白这一点，但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他已身处其中。这是命运的使然，也是命运的必然。

文：胡 朗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5月　　

生活在电邮和博客时代是丧失了潜在书信写作者的时代，文学的读者也无可挽回地丧失了，文学会变得越来越小众。读了《奈保尔家书》，心里会很羡慕他们一家人互相等信的期待，慕子承父业两代人的执著，羡慕父子间舞文弄字的激情，甚至羡慕他们的大家庭。爸爸告诫儿子：“应该把写家书当成你周末必须做的事。哪怕有一两回没有收到我们的信，你也应该坚持按这一时间来做。”为着这个承诺，奈保尔在忙碌之外，把自己在牛津求学期间的人、事、景、心情等淋漓尽致地表达。亲情是他的动力，家书是动力的载体。他们一家子人，因为书信联结在一起，共同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假的文字世界。久而久之，信积攒多了，父子的性格也随之凸现出来，活生生地就摆在读者面前。这不是文学又是什么呢？

《奈保尔的家书》核心部分是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３年，即奈保尔去牛津读书到父亲西帕萨德去世的这一段时光，主要是儿子和“爸爸大哥”之间的真诚交流。而这对父子之间的通信，发生的时代与《傅雷家书》书写的时代相去不远。三联版的《傅雷家书》选了１２５封信，从１９５４年写到１９６６年，可惜基本上都是傅雷的独白。

老奈保尔要求儿子每周都写信显然是有意通过书信来培养儿子表达思想、组织文字的能力。颇有文字经验的老奈保尔认识到，很多年轻人，包括他自己，因为老想着要写大题材怎么也找不到东西写，不如通过书信先训练自己观察生活的本事。叙述自己的生活见闻，仿佛学画者随意的素描一样，培养了很好的观察力，却是寓有意于无意当中。我们在《傅雷家书》中也能找到这种良苦用心。傅雷就说过，自己给儿子傅聪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ｇｏｓｓｉｐ”，而是将儿子作为讨论艺术和音乐的对手，让青年人的新鲜想法给父亲一些养料，通过书信，文笔和思想都得到锻炼。除此之外，书信还是做人的一面镜子。

通常来说，写家信都是有事谈事，问问平安，不会这么细致地去描述自己的生活。因为奈保尔父子心里把自己当作家看了，书信对他们的意义就非比寻常。他们必得把这当成任务，最终变成习惯才行。父亲对儿子说这种提醒是时时刻刻的，类似这样的话在傅雷和朱梅馥的信中也比比皆是。

奈保尔在这种“训练”中，当然会越写越好，连西萨帕德都说他“写得很自如”，这么写下去，他就可以给儿子编一本《父子通信集》或者《我的牛津信札》什么的。奈保尔出国不出一年，他写人状物的本事的确是大大增加了。奈保尔的一本小说出版后，有评论称他的写作是以“铸金币般的细腻工艺，来表达人类经验的微妙变化”，这种本事的练就应该和早年的书信文字联系脱不了干系吧？

多年父子成兄弟，西萨帕德和奈保尔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父子关系，他们像兄弟般的文友。《奈保尔家书》中充满了大量创作的交流，从做人到作文到具体的写法，深入而广泛，其间不乏相互之间的鼓励。１９５１年５月９日，父亲给儿子写信，先细细地描写了一段阿拉伯树胶开花的情景，接着说了自己养心的过程就像阿拉伯树胶树开花的古城，感觉好极了。他充满兴致地谈论自己报纸的情况，谈论自己的创作以及创作状态。他还问儿子是否记得某位文体专家的话，“关于记笔记——草草地记下你对人和事务的印象的重要性”。而在随后儿子的复信中，奈保尔说父亲是西印度群岛最好的作家，但又说“我们只能通过作品来衡量作家”。所以，老奈保尔每天坚持写五百个字就行了，只要坚持，总能取得成就。

《奈保尔家书》感人的亲情融化在父亲之间共同的精神追求上。相互的体谅和关爱在整本家书中无处不在。他们在书信中经常提到钱的问题，债务问题一直困扰着奈保尔家，老奈保尔似乎很有勇气，他从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沮丧。而儿子给母亲的信中则附言：千万不要给我寄钱。随后父亲给儿子的信中，“话虽如此，如果你确实需要钱的话，要立即告诉我。”奈保尔家里有七个孩子，虽然奈保尔出国读书很为家里撑门面，但多少年入不敷出却是这个家庭不得不面对的事实。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２２日，老奈保尔英年早逝，年仅４７岁。此刻的奈保尔住在地下室里，立志要在伦敦扎下根，当一名作家。

“……我是感到多么地孤立无助、不堪一击。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力争做到尽善尽美，因为我想——有这样一个念头始终激励着我，‘爸一定喜欢听这个’。可是，他已经听不到这个了，比如说，我今年的翻译考试成绩最为出色。在某种程度上，我一直把自己视为他生命的延续——我希望，这种延续也是（对他未尽夙愿）一种履行。我对他的眷恋依然存在，但是我必须摆脱到这种念头——在爸的陪伴下一天天成熟，我必须要坚强地面对孤独。但愿我能拥有爸一半的勇气和坚强意志。”（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２８日，儿子致母亲的信）

只要再等上三年，老奈保尔就能看到儿子的的一本小说出版。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但他至死都相信儿子是个文学天才。

２０００年，儿子和父亲的书信结集出版了（《奈保尔家书》英文直译为《父子通信集》）。次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