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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是二十多岁就暴得大名的人物，从青年起就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趋势虽然明显，但争议仍存却是疑的。如今胡适研究在大陆渐成热点，论著日多。各家虽然仍有争议，关于胡适许多具体的方主面面，却又已有渐有论定的意味了，这就更增加了写胡适的困难。
　　 胡适一生讲话写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浅显，也以此著称于世，然而这位最希望为人理解的思想家恰又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他自己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

文：苏小和
出处：新京报 2006年9月

　　罗著胡适传带来的阅读困境

　　我们能读到的胡适传记有很多种，罗志田先生的《胡适传：再造文明的尝试》算是在这个火爆的领域占据了位置。罗自己说得好：本书无意全面地重新诠释胡适及其时代，不过重建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史实，希望能从认识和诠释胡适其人及其时代做一些微的补充。读得书来，我才发现，罗先生的确找到了一般读者以前所不了解的诸多“史实”，如同罗所言：“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却为人冷落的篇章”，同时，罗先生又主张在“文本（text）”和“语境（context）”的互动关系上进行合理把握，这么看来，罗志田在方法论上，是花费了相当多的脑筋的。

　　不过，有学者对本书的方法提出了略微不同的看法，认为文献方面，内容基本上三分之一来自于余英时现成的论断、材料，三分之一来自于唐德刚等先生论断，主要文献是一部《胡适日记》，其他原始材料非常少见，转引太多。总的来说，感觉这本研究胡适的书只是各路胡适传记和著作的大杂烩。

　　如此不恭的评点，可能显得刻薄了一些，但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实话实说，我个人对此书的阅读兴趣并没有因为罗先生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而高涨。有所发现，似乎又有所失落，似乎对胡适先生的理解上了一个台阶，但要清晰地沿引书中的理念，似乎又难以表达，我的阅读困境由此集中体现了出来。

　　内地学者研究胡适的基础

　　我的第一感觉是，到目前为止，内地学者研究胡适必须依赖海外胡适专家的成果。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海外学者对胡适的研究远远比中国内地学者要走得更早，走得更远，这使得内地的胡适专家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学术困难更加醒目。从而导致内地人了解胡适，首先想到的读物，必然是海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比如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对胡适的人格悲剧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启蒙者和精英群体，如果不能从人格及情感上同封建传统实行决裂，那么，他们的一切现代化的努力和奋斗都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格里德的著作一出来，关于胡适的悲剧意义，其他人就以此为蓝本了；比如周明之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采取了主题分析的方法，分析胡适在晚清和民国时代以来的新旧交替、中西激荡的环境中，所产生的痛苦挣扎和无所适从的疏离感。唐德刚采取的口述方法，得益于他与胡适先生的晚年私交，这种方法，不是内地学者可以奢望的，可惜唐在点评的时候，激情有加，或多或少伤害了胡适的口述，并为读者强行置入了阅读视角，所以才有人认为唐的点评，是画蛇添足。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可能是这方面的翘楚。余先生使用的是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方法，通过书信、日记等第一手材料来拼接胡适，余先生说得很清楚：“思想史家‘评判’古人的‘义理是非’，其根据决不应该是自己所持的另一套‘义理’。如果以自己的‘义理’来‘评判’古人的‘义理’，那便真的变成‘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了。思想史家‘评判’的根据只能来自他对于思想史本身的了解。”

　　可能正是方法上的问题，以及内地胡适研究相对落后于海外的问题，我们读完罗的《胡适传》，对胡适的认识似乎仍然在原地徘徊，似乎先前只是海外华人学者相对私密的课题，此时此刻成了内地学院阁楼里的一件古董，而学者们所有的工作，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拂拭掉古董身上的灰尘，让他本来的光显露出来。

　　怎样阅读胡适

　　究竟应该怎样读胡适，这是个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这几年一直把胡适的著作当做我的日常读物，基本上每天都会读一点。家中藏书并不多，胡适的全集摆在书架上，便非常醒目，以至于我走进书房，朝书架望去，便有一种不能不读胡适的心理。我想说的是，在时间上，胡适先生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他的著作并非那种晦涩难懂之类，以我今天的理解能力，认真阅读，仔细体会，胡适先生的理念即能入我心里。谢泳曾讲，“就做文章这一点来说，胡适是明白的，他讲道理明白如话，相比之下，鲁迅是晦涩的。”看来，民众理解胡适，最好的通道应该就是胡适自己。除了钻石以外，无法切割钻石。

　　有阁楼中的胡适，也应该有人行道上的胡适，有专家的胡适，也应该有每个个人的胡适。个人主义是胡适毕生的追求，我相信胡适先生一辈子的言说，他想象中的对象应该是每一个个体，而不仅仅是龟缩在书斋里，能够熟练运用历史方法的几个读书人。

——读《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

文：王西德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2期

　　白皙明净的面庞，整齐有致的发型，坚定而又有几分迷离的眼神，眼镜、西装、长袍，微微翘起的嘴角的微笑……这大概就是他留给世人的外在形象吧。谈锋极健，却温文尔雅。头衔众多，却从小就喜欢上了“先生”的身份。留学期间，又对“博士”的雅号颇有认同感。学者们给了他许多称谓，自由主义者、实验主义者、宗师、思想家、哲学家、启蒙者等等，自己却声称没人真正了解他。一生居言论之要津，声华冠绝一代，却又不无几分落寞。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他是自由主义的旗帜，晚年却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谙熟人情世事，很有几分江湖味道，却往往率性而行，犯众怒而不顾。他有很重的民族主义关怀，临终时却重新祭出了尘封的手术刀，抨击东方文明，充当“魔鬼的辩护士”。围剿中，他倒在了声辩的讲台上；那一刻，他却含着微笑。

　　　　　　　　　　　　　　　　　　　　　　　　一
　　在众多的胡适研究专家中，余英时、罗志田两位先生一前一后显得尤为瞩目。余英时先生《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解开了许多缠绕不清的纠葛，奠定了其在胡适研究中不可动摇的地位。罗志田先生积多年之功，博综诸家，鉴空衡平，以独到的识见和洞察力，成就了《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这一经典之作。
　　余英时先生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思想史入手，解读了胡适的时代语境，使我们明了胡适的时代位置和其所以然。如果说余先生设立了一个客观的平台，使后来者有路可循的话，罗志田先生则是在这个平台之上做了解剖麻雀的工作。前者做的是明了所以然的工作，后者则深入历史现场，从对象的自我认同和选择入手，寻找其本然。前者提供了一个时代语境，而后者深入挖掘了这个时代语境，并在此语境中重建了文本，展示了文本和语境的丰富面相。
　　有评论者对本书颇不以为然，以为罗氏过于依赖余英时先生和唐德刚先生以往成说。此实过于苛求，甚至有失苛刻。其实，从罗氏于胡适研究的现状的总体判断看，这本不是个问题。作者认为：“如今胡适研究在大陆渐成热点，论著日多。各家虽仍有争议，关于胡适的许多具体方面，却又已渐有论定的意味了，这就更增加写胡适的困难。”[1]很明显，作者之目的正在综合众美，知难而进，立足现实而寻求超越。那么，罗氏著述的动机和他寻求超越的突破口到底是什么呢？
　　该书的价值又何在？众多知音者中，中山大学桑兵教授的评论颇能见其大：“窃以为两类人或可胜出前人一筹，一是长期研究者十年磨一剑，将各种成果综合吸收，并对所有史实再做详究，可惜无人肯做此事；二是见识不凡者慧眼独具，对材料和史实全无成见，融贯大体亦可别出心裁，言人所未言。本来对后一法缺乏信心，因罗志田教授著《胡适传》，后出而突前，颇得胡学专家好评。可见仅凭功夫，不足以成事。若学有传承，体大思精，超迈时流，自然出手不凡。”[2]这是可以让人认可的。

　　　　　　　　　　　　　　　　　　　　　　　　二
　　作者以陈寅恪先生的“同情式考据”精神，着力于文本和语境的深入挖掘。全书力图充分理解和重建胡适那些不为世所注意的面相，通过对时代的深入了解，来还胡适“一个本来面目”。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似乎想到了更多的问题。在如何再现历史的问题上，一些即兴发挥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野心和抱负。
走进历史现场，重建史实，是每一位史学工作者的最高追求。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理论探讨，理论与著作是分离的。而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二者的融合。书中，作者提出了“形似”与“神似”、“写实”与“写意”的问题。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或不妨尝试先寻求呈现历史人物的丰富面相，即尽量重建传主‘已确立形象’之余的部分；若能于固定的典型‘象征’之外，‘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写实亦兼写意，重构出传主人生经历的丰富，说不定反能因此而更趋向于接近其‘本相’。”[3]
　　史实重建是史家的宏愿，本书撰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更多的是从对学术史的检讨和学术传统的继承中来，在传统的史实重建之外，提出应注意语境重建的问题。作者对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今典”与“古典”的问题颇有认同，认为“‘今典’说无疑是20世纪以考据为基础的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一本世纪中国史学的创造性发展，老实说我们继承得很不够”。[4]古典与今典都是我们今日所说的语境的组成部分，语境重建是史实重建的一个必要环节，只有在重建语境的基础上，才能进而进行文本的诠释。在语境重建问题上，作者提出了通识和上下左右考察的主张：“洞见来自通识。有通识然后凡事能见其大，每一历史细部无不表达出超越于具体事件的意义。”“实际上，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只有从其上下左右去考察，才能得到与历史真实相接近的认知。”[5]这种看法跳出了狭窄的史实重建的束缚，拓宽了史实重建的领域。本书可看作是这一观念的一种尝试。
　　有学者指出：“学术史已无数次表明，在资料上，富于戏剧性的‘藏宝再现故事’,实属旷世奇缘；而真正主导着研究的进展也真见史家功力的是，当讨论开始在新的方向、线索、问题和方法下进行时，以往处在视野之外的大量事实才会浮现，许多旧的材料和史实从此增添了新的意义。”“某一领域和专题的材料范围，不但是由有关文档物品等遗存的总量决定的，更是由研究的观念和范式来划分的。因而在有关观念和范式不变的前提下，材料的多少，就会由遗存总量的增长与否来决定；而反之，在这种遗存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材料的多少亦可以由有关观念和范式的变化来决定。”[6]大匠眼里材料多，小才手下少证据。因着方法和方向上的突破，使作者在材料的运用和取舍上得心应手，驰骋于广阔之域，使得看似平常的史料显出多重而丰富的意义。而胡适这样一位近代中国史上的“箭垛式”（周策纵先生语）人物，在作者笔下呈现出移步换景而成竹在胸，层次错落而井然有序的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牺牲真实，而是更高层次上向真实的一种逼近。

　　　　　　　　　　　　　　　　　　　　　　　　　三
　　1917年6月1日，胡适在将归诗之一《朋友篇———寄怡荪、经农》中说：“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今当重归来，为国效奔走。”于人伦他纠结于礼教，于社会他困窘于朋友，于国家他往复于东方和西方、学术和政治。他提出了新的不朽论，他似乎也真的可以不朽了。但他为什么不朽呢？没人能回答，他似乎也不知道。他是圣人吗？可他率性且有不甘。他为人可说不朽了，但为什么到老年竟以朋友而就中研院院长之职？留美学人似乎一直就有此风气，陈寅恪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即对留美学人的拉帮结派致不满之意。他是学者吗？可他从来就以“讲学复议政”自期，主张“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将归诗之二《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觐庄》）。并高呼以做政治的手段做学问。他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吗？从其对考据的讲求似乎也颇可信。可谁能想到，他的不问政治竟是部分来自北大学风和环境的压力使然。认同的紧张伴随胡适一生，成为无法消解的纽结。书中，作者为我们展示了许多这些纠结于两端的面相。
在胡适的众多的身份之中，哪一个是他最乐于接受的呢？作者一开始无疑就定了一个基调：作圣与率性的徘徊。但无疑作者更倾向于认为胡适的作圣心理占了主导。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是否率性一定与作圣冲突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典型的圣人品格。在近代古今中外的冲突中，喜欢旁逸斜出的胡适从其入世的历程来看，率性的成分实占主导。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从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到就任驻美大使，从置身美国做寓公到回返台湾选择宁愿不自由的自由，每一步进程何尝不是率性而为呢？胡适内心或许期望做一圣人，而他事实上也努力经营此一角色。惟作圣而不可能，必也狂狷乎？社会或许期许一位圣人，胡适成了理想的替代品。久而久之，也许胡适就真的认同了。近代中国不乏狂狷之士，狂者进取，历历可辨。狷者有所不为，陈寅恪先生庶几近之。惟胡适以狂者之质，经营圣人之业，乃使人有真假莫辨之惑。又因少年得志，于人生处世颇有自觉之经营，乃有真相愈走愈远之势。
　　就其自身而论，实终生处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其或以圣人为目标，但此实为一不得不经营之外在角色。而且就实际情况而言，今人或对此有所认可，他自己实深有不安。在他看来，需达到“乩国之士”的目标方可。而他对此是很不自信的。就其学术志业来看，他晚年积数十年精力于《水经注》，诚有“意在争胜”（桑兵先生语）之念，就其内心来看，实有立不朽之宏愿。狷者以言显，狂者以行著。一意为圣，岂有无言亦无行者（从他个人来看，他对此二者都没有自信）。
　　就此而论，作者本书之学术价值，固然在解读了胡适前半期的种种转变知所以然，循“内在理路”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学术、思想、社会与人物互动的历史。而在更大意义上，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大的可能，即胡适一生的身份认同问题。如果说，前半期是他在“尝试”各种身份的话，在后面的几十年里，这种认同将随着胡适年龄声望的增加而有增无减。
　　1916年12月17日，是胡适25岁生日。江楼独坐，作词一首《沁园春·二十五岁生日自寿》。神思悠然，踌躇满志：“忽然异想天开，似天上诸仙采药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缩地，芝能点石，触处金堆。我笑诸仙，诸仙笑我。敬谢诸仙我不才，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这是再造文明的药，实为探求胡适身份的关节所在。我想，即便起“我们的朋友”胡适之老先生于地下，到头来也搞不清这些微物是什么了。
　　罗先生无疑也在寻究此物，可以说是不无发现。结尾处仍不能不以胡适一笑了结，从谜处来，到谜处去，留与诸君细细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依然是个谜。
　　他有时不免感叹别人不了解他，以致不得不时而搞些“戏台里喝彩”这种“难为情的事”。但作为一位对自己的历史角色极为自觉的人，他对自己又有多少真正的了解呢？内心里，他渴望成为国人导师，以乩国之士自居。但奉行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的教诲的他，在时代多歧互渗的格局中，他能脱离时代的困局吗？
　　在《后努力歌》中，胡适提到了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的连环。他也有一个解连环的金椎，“努力”和“干”。“‘干’的一声，连环解了！”但连环真的解了么？事实上，他自己也陷入了连环之中。
　　唐德刚先生有一首打油诗，题为《慰问胡适之先生》。中间一节说：“四十年来，你从葫芦里，放出了多少小鬼！这些小鬼，现在翻说你是妖精！”我们不知道葫芦里是什么药，但这些小鬼无疑正是他放出来的。小鬼们不认他，但他何尝又认这些小鬼呢？他打开了牢笼，自己却做着尝试的努力。他提出要大胆的假设，但怎样小心的求证呢？他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用什么来做标准呢？一切都在尝试之中，于是他把他的追随者认作了“小鬼”，小鬼们也把他看成了“妖精”！
　　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是一个很全面的人，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他，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近代中国是一个思想、社会、文化与政治秩序的涵化期。胡适的意义正在于以其复杂的经历和认同，以其尝试和努力，展现了涵化过程的丰富内涵。他主张自古成功在尝试，也许，尝试的历程正是其价值所在！

四
　　此次再版，书名做了些改动，这也未尝不是一次返本开新的尝试。成名之作，这种大胆的变化是需要勇气的。一本书就如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其诞生之初就已经脱离了母体，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且不说内容的变化，形式的调整有时都会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微妙的变化。对于已经熟悉了旧版的读者来说，他们能够在两者之间实现顺利的移情吗？作者的“尝试”绝非单单的形式和内容的调整，这种调整可以得到读者的认同吗？读完新版，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作为“强国之路”系列丛书之一，旧版无疑深受其体例的限制。以至于收尾时，作者不得不以“路虽成梦，梦亦是路”自解。岂不知如此一“评说”，倾向性更明。以其对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的评价来看，岂不是以己所不能责人？因此，书名的变化对罗先生来说实是深思熟虑的不得不然，也是还其本所以然。
　　如此一来，再来看作者对原书第九章的重新调整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原书以“转折：中国的文艺复兴”一章作为收尾，其实已有着与前面脱节的问题。过于照顾到了向后面的过渡，在线索梳理上不够明晰，而在时间跨度和叙述上都处理得有些急躁。最主要的，对于胡适一生的三个主要问题之一———与政治的合离问题，没有凸现出来。此次调整，分为“转折：新俄与社会主义”、“诤友:走近国民革命”两章，则顿有点石成金之效。这样，在新版中，困扰胡适研究的几个问题就在本书中全面展现出来了：立人方面的“作圣”心态，立言方面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立功方面的“乩国之士”心态。
　　作为胡适的传记，新版时段基本止于1929年。对于胡适而言，这只是他人生的一小段。作者自言，希望可以写成一部全传，或单独出一部后传，我们翘首以待。

参考文献:
　　[1][3][5]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中华书局，2006：3，20-22。
　　[2]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8。
　　[4]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近代史研究》，1999（3）。
　　[6]楼劲，《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一书读后》，《中国史研究》，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