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文：向敬之
出处：岳麓书社 2006年1月

  世人常云“瑕不掩瑜”，在评点新著旧作之时有意拾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牙慧，在凸显文本优点的不明处张扬自己评说非为管窥遑论。然，又有几人不去欣悦胤禛改“十”为“于”而成帝雍正的学术笑柄，断然忘记当时字为繁体又为满文佐实的历史常识，虽说滋养了数集小说影视戏剧的津津趣味，却是贻误了多少稚儿老人文盲的长长思维。也许是因为世人只道康乾盛世美景而遗弃了曾忧国思民的雍正的缘故吧。难怪有词家吟唱其为人们冷淡了无花无果的夏季，乃父乃子却分别成了三春的繁花与金秋的硕果。但词人的心眼明亮，春花秋实的美尚有青枝绿叶的几分功劳和苦劳。其实，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在岁月流走中悄然为时人与后人所重新认识与反思，冷静地还他一个真生命地位。能穷研苦思二十余年不倦地编纂和整理《袁世凯全集》的骆宝善先生，用一卷《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平静地导引我本疑惑好奇的眼光首次惊诧于袁世凯这一已定棺盖论的历史形象。
  读史伊始，就给袁世凯一副铁铸的万钧桎梏，哀叹过光绪帝的怯懦，惋惜过谭嗣同的懵懂，憎恶过李鸿章的昏聩浅识，嘲笑过袁世凯的梦回南柯……循着骆宝善先生不夹杂些许情绪或情感的客观文字，惊奇地在袁世凯函牍的只言片语中，发现袁世凯既非为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告密者；又非为李鸿章遗言“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折片保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继任者；还非为伙同徐世昌在洹上密谋提出攘夺清政府军政大权为中心内容的六项条件要挟清廷的策划者；更非为谋一己私利设计涉及中央政权的卑微者。其实，他是应诏拜折复出，提出的八项要求均为前线军事统帅之所需。能够本尊重历史的学术精神，还已为世人共识的反面人物一个较为正确的历史面目，需要胆识和勇气，还有审慎谨严的逻辑言语。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对发掘与刊布的第一手史料加以史家学人的精细研究与缜密考辨，把那些国人常识的成说随着影响人们进行客观评判的政治因素与思想因素的淡化而重新认识与思考。
  随着现时代的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不断深入，法治意识已为人思理性的强动动因。传统的人治社会的评价手段，仅仅只能因道德品质的标准给不同性质的人物予以喻世或卫道的特写。虽说袁世凯善变，先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背叛了欲仰仗其中兴的大清王朝，又以民主大总统的殊荣背叛了欲依凭其昌明的共和国体，还以图谋大宝称帝的邪念背叛了欲着眼其自新的天下世人。但，让稍略冷静的目光游走在袁氏标识的涵牍中，不由使世人言其不学无术传其家学浅薄声其僭礼逾伦传其文武未修的嘴脸画笔，一一在并无确切史实根据的一泓清池中涤荡得清白明晰。在其致长辈、姊妹、上司、同僚、政敌等的函件之中，文字不蔓不枝，理据可圈可点，礼义卑亢有节，思维轻重无紊。字里行间把这一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枭强的形象勾画了了。其少年时代也是“性善”使然的读书郎（光绪三年九月廿六日《致二姊函》），袁氏家族有兴亦有衰（光绪三年秋《致母亲函》），知道厚仪送恩人（光绪十年六月廿五日《致二姊函》）和能够尊师重道（宣统元年八月八日《致刘燕翼函》），认为修铁路乃大张志气之举（宣统元年十二月廿八日《致詹天佑函》）与军队是得心应手的治政工具（民国元年正月初四日《致孙中山电》），甚至积极延纳“海归”精英为国效力（光绪十八年八月廿五日《致从弟袁世承函》）。在袁氏的书牍函电，不难读出几分真切，也能找寻到几丝珍迹。在《致二姊函》（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中，他证实光绪帝的知遇远早于维新党人；在《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一日）中，他力主终结影响中国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在《复唐宝锷书》（宣统三年闰六月廿七日）中，他声称请托（走后门、通关节）成了中外古今人人难免的万代积习；在《对日本“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答复》（1915年5月7—8日）中，他面对着“奇耻大辱”，有过屈服，有过挣扎，也有过无奈。在袁世凯的沉浮人生中，维新志士的热热赤血染红了他那宫保式的顶戴花翎，“二十一条”的烈烈屈辱扭曲了他那最低劣的欲念灵魂，梦幻帝业的愤愤骂名饱涵了他无数年月的卑恶行径。今时重温其尚存几许平实的函牍文字，亦不过借历史的几分真实重现，来重识历史人物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中的一些真实言行与性格。毕竟，反面人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能因其历史地位与时代意义给予价值性定位。
  给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与鉴定，不能因其丑而肆意夸大其恶，大张挞伐予以最大化的全盘否定。生活在幻化莫测的尘寰，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生命个体，实事求是地为他们定位也是引领我们重 温那一段历史的最佳途径。袁世凯时代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我们在对那一幕灰色悲剧不去遗忘的同时，不妨正视千万字数计的袁氏传世遗文，重新审视曾于中国政坛张扬二十余年在中华历史遗臭一百余年的风云人物。当然，我们不能声言其文字是本真心语，也不必重翻其恶迹是讹传谣作，只是用一种恪守客观尊重历史的思辨方式全面认识历史性质的人物和事物，正确地评说其中的是非。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坦然直面史上或正或反的事例，得到的往往是没有伪饰陋习的镜子，于清者中品其精髓，于浊者中鉴其失足，于自己得一副清醒剂。
  在骆宝善先生的史学思维中，失去真实的史实，一切成说定论乃至准则，只能是不能持久的无根虚语。因为他明白着，治史求知的唯一标准是实事求是地接近史实识辨真谛。他撷取袁世凯鲜为人知的约百件书牍函电，著成一集《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以引申评述的冷静文字，向读者历史地展示袁世凯一生各个时期的一些重要侧面。正如书封所言：“袁世凯其人，人们从教科书、小说和传说等不同渠道熟知了他。不过，成说并不一定全是事实。本书向读者展示各个时期的袁世凯鲜为人知的不同侧面。作者笔下的袁世凯，不臆测，不编造，不漫画，不美化，不鬼化，不神化，一个历史的人。”能持一支稳健务实的纤笔，发一副客观求真的思想，行一串理据兼容的文字，给一个历史反面人物予以中肯的判断，融会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实认识包括雍正帝、袁世凯甚至蒋介石在内的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文：饶　毅
出处：书屋 2006年第8期

　　要认识近代中国历史，袁世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袁世凯虽然享年仅五十八岁，但在科举坎坷、军旅发迹、政坛腾达的非凡生涯中，几乎历经了晚清民初所有的重大历史事变。

　　袁世凯一生的重大历史言行，在目前存世的“袁氏家书”及其“朋僚函电”等原始资料中有着生动而又细腻的反映。为此，岳麓书社特邀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主编多卷本《袁世凯全集》的骆宝善先生，从有关袁世凯的众多史料中精挑细选九十六件，逐一予以剖析评点，终成《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一书，通过解读袁世凯而再现中国近代历史的波谲云诡。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里的袁世凯，还是普通民众脑海中残留的袁氏形象，一言以蔽之，就是“窃国大盗”与“卖国贼”。如此，袁世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就像被剥去丰满的血肉，抽空了鲜活的灵魂，只剩下一具空壳、几个符号了。而本书提供的袁世凯家书与信函等第一手原始资料，再加上骆宝善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所作的精彩评点，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生动鲜活的袁世凯，及其背后纷纭复杂的近代中国社会场景！

　　袁世凯少年束发就学但科举蹭蹬，以致迫于生计转而投笔从戎，从中我们可充分领略到他的失意和无奈，以及对科举功名耿耿于怀的心曲。袁世凯有一定的旧学功底，对文化和学术也抱有尊崇之心。尽管张之洞的幕僚、清高孤傲的辜鸿铭视袁世凯为“不学有术”之辈，但从袁世凯于清末新政时期在中国教育事业革新上的作为及其对子女的培养来看，他绝非不重视文化教育的一介赳赳武夫；从袁在家族内对弟妹子侄训导教育之严苛，对亲戚朋友婚丧嫁娶事宜关照之亲切、打点之细致，以及对长子袁克定断腿瘸足之痛心等，读者可看到袁氏在日常家居生活中人情味十足的一面；从他与朋僚的一些私密函电中，读者又可透视袁世凯幽微万状的内心世界，如他被摄政王载沣以“回籍养疴”之名遣离京师的张皇失措及至洹上隐居之初的惊恐不安。

　　在骆宝善先生笔下，袁世凯之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在袁世凯一生发展的关键点上，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机遇的精确选择与强力把握。袁世凯一生沉浮于险恶的仕宦深海，折冲于冷峻的政坛高峰，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每每有惊无险，出手必有斩获，确有异乎常人之处，绝非笨伯之所能为。除了眼光独到，具有政治动物异乎寻常的敏感外，他善借外力也是其步步高升的原因所在。骆先生通过检阅相关史料，对袁世凯拥有的广泛人脉关系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且不说对他圣眷甚隆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其政坛引路人中有晚清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李鸿章、荣禄和奕劻，堪称其朋僚党羽的高官显贵有端方、吴大澂、张之洞、那桐、载振、周馥、盛宣怀、张謇、徐世昌、严修、唐绍仪、赵秉钧、张镇芳、孙宝琦、杨士骧等。至于他亲手练就的新军将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张勋诸人，更是其心腹股肱；另外他通过结拜、贿赂和利用姻亲裙带等办法，精心营造编织了一张几乎笼罩了整个近代中国社会上层的巨型人脉关系网络，这是他生存、发展乃至于释放出巨大能量的重要条件。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虽然人才荟萃，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却反复出现“非袁莫属”的历史格局，甚至在关系其个人荣辱兴衰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屡次都能有惊无险，隐而复显，愈抑愈扬，实乃势所必至。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历史上对曹操这个评价似乎也适合转赠给袁世凯。在晚清与民初的历史上，要数最高政坛操盘的高手，除了慈禧太后，其次就是袁世凯了。袁世凯的确精于权谋（自称“谲术”），但既然心机深藏，唯权是尚，就难免会像《三国演义》第四回中的曹操那样——“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据说正因为如此，袁世凯死后竟然有人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暗含“忘（王）八无耻”的对联相攻讦。对于袁世凯因过分追逐个人权力而造成的人格缺失与道德失范，骆先生也有精彩的评判：“道德，是中国人评价历史人物的首要标准。尽管近些年来，史学家不断讨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但世人却只认一条：道德。袁世凯遗臭万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观。”

　　袁世凯一生，最遭后世诟病者有三：一是说他在戊戌政变中向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告密，而用维新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卑鄙的翎顶；二是说他竟然答允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惜将国家利益拱手让人而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三是说他身为清朝重臣而背叛清朝当上民国大总统在先，旋又身为民国大总统而背叛民国复辟封建帝制在后。这些惊心动魄的政治大动作，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书中通过对第一手史料的条分缕析，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读。

　　长期以来，时人和后人、史籍和文学作品一致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引发了戊戌政变，骆先生通过对《戊戌纪略》的分析，认为袁世凯的确告密了，但戊戌政变却不起于他的告密，袁世凯告密的作用是“加深了政变的激烈程度”，而且“袁对自己告密必将祸连光绪帝而十分惶恐，并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同时乞求荣禄设法保全光绪帝。这应该是当时袁世凯的实际心态的流露”。书中还详述了袁世凯主导“二十一条”谈判的过程，披露了若干袁氏手批条文及对日本最后通牒的答复，指出“不待国人称“二十一条”为国耻，称之为奇耻大辱的，就是袁世凯自己。内心可以概见他的挣扎与无奈”。至于袁氏称帝前后其周围人（亲人、朋友、部下）的态度、反映，称帝时的社会背景，骆先生均有详述，最后点出：“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是共和国以来，政治领袖们谋求建立新权威的第一次尝试。其民意的制造、运作的手段等等，都显得十分幼稚和粗糙，更缺乏哲理的驾驭，尤其是袁世凯在这个政治体制的变动中毫不掩饰的个人私欲的膨胀，所以，遭到全国上下各种政治力量的一致反对，不堪一击就败下阵来。”

　　本书将袁世凯回放到特定的近代中国历史背景下予以考量，并吸纳借鉴中国近代史学术界的大批相关成果，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考辨与实证出发，对社会上流行的某些关于袁世凯的野史稗乘、小说家言及民间传说，乃至众多史籍人云亦云和以讹传讹的很多说法，都予以逐条澄清，还原了袁世凯的本来历史面目，辩白了后人对袁世凯的一些历史误会，引领读者走进了耐人寻味的历史图阵，如关于他庚子辛丑之际继李鸿章之后擢升直隶总督是否“李氏遗折”之荐、“回籍养疴”择居彰德之本意、洹上蛰居期间究竟有无秘密“电台”之设、辛亥革命爆发后出山之“八大条件”等，骆先生都秉持“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见虚构之也”的唯物史观，采录大量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详加推敲斟酌，帮助读者拨开迷雾而洞见历史真相。正如该书封面所言：“袁世凯其人，人们从教科书、小说和传说等不同渠道熟知了他，不过，成说并不一定全是事实。”

　　骆先生有历史学家特有的理性，并未仅仅以道德伦理价值取向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而是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事。袁世凯虽然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但他毕竟也算是近代中国较早接触西方文化、思想相对开明的重要人物，他“的确有伟人的实力，也做了许多事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如果把“向西方学习”作为“先进中国人”的标准，那么，袁世凯在这方面的确有历历可数的重大作为：广泛延纳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新学精英并委以重任；采纳西法编练新军，并与徐世昌和段祺瑞等编就了迄今仍被军事学研究权威部门称为《中国兵书集成》压卷之作的两部兵书——《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训练操法详晰图说》；领衔倡导并最终导致废除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各级新式学堂教育；仿效西方建立巡警制度；开矿设厂办公司，大兴实业，发展经济，遭遣归隐之后尚有“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之名言，北京之有“自来水”亦自袁世凯倡导始……举凡种种，书中虽囿于篇幅，点到为止，然也证据确凿，注意让历史事实说话。

　　还原历史事实，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但是，还应在恢复历史本来场景的基础之上，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来。骆先生在选取扎实资料的基础上，以开明通达的史观为指归，对袁世凯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精细的品鉴点评，并凭借丰富的学养和洞明的学识，抒发了非同流俗的真知灼见，如：“人治的社会传统，让史学过分张扬了维护道义和喻世的作用，对反面的人物及其所为之事，大都往往仅从其道德品质去追索，甚至有意无意之中，为揭其丑而夸大其恶。在鬼化其面貌之同时，却又神化了其能量。袁世凯可谓典型一例。”又如，骆先生认为在晚清民初，“中国的命运历史大转折，个人前程的大洗牌，动员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精英投身到各派政治力量中来。在那么多社会精英中，袁世凯冒出头来，并为这些社会精英们所认可，绝不是权术所能解释的。这不仅是为袁世凯说好话，更是为了不亵渎那些为中国进步而奋斗的精英们”。这些真知灼见的确震撼人心，展示了历史学特有的魅力。

　　认知真实的历史是中外广大读者之所愿。近年来，揭示历史实相并能画龙点睛的文本读物大行其道，热销天下，盖由此也。历史决不应该仅仅是史学家们象牙塔内的青灯黄卷，它要让广大读者知晓，使他们成为历史的明白人，并对未来抱有理性的期许。

　　当然，对袁世凯本身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和转型诸问题，决非这样一本史料与评点加起来总共仅二十八万字的书所能承担的。读者如对袁世凯研究有兴趣的话，除了有待骆宝善先生主编的《袁世凯全集》问世之外，还不妨看看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著《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骆著长于以小见大之实证，如牖中望月，在考量推勘中点化真知；唐著长于由大聚小之傥论，似飞鹰鸟瞰，于放言纵论中挥洒汪洋宏识，二者虽各有千秋，但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不乏英雄所见略同之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