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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建坤

　　短短几十年的时光就蕴藏了足够力量，让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无情地从后人的记忆中彻底地消逝。面对这样的事实，寻常百姓少不了感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那些一心渴望名声的年轻人则会产生瞬间的无力感。因此，我们对历史负责的惟一办法就是重写历史，把每一个人都从严酷的政治史中拯救出来，从斗争的工具还原为鲜活的生命。学者谢泳的新书《储安平与〈观察〉》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谢泳近年来一以贯之的研究思路和风格就是从点到面，先从储安平开始，到《观察》杂志，再到西南联大，再到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这本书收录的文章大都散见于以前的各种文集，如今以储安平的生平为核心把它们收录在一起，形成了国内第一本相对完整的储安平评传。我们不妨把它看作谢泳近年来储安平研究的一个小结。

　　按理说，从谢泳的经历来看，是不大适宜做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他耿耿于怀的“知识分子情结”源于他早年受到的刺激，他的父亲，一位不知名的现代知识分子遭遇了不测的命运。有着如此经历的人研究这样的领域，很难不被人怀疑其研究结果的偏颇。谢泳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一直在尽力控制自己写作中的情感，让作品保持在适当的温度水平。作者在书的后记里面提到，这本书在《逝去的年代》原稿基础上删除了个人色彩较浓的议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作品更接近客观的史学研究。

　　储安平生于1909年，1946年开始创办《观察》，1957年成为十大右派之一，1966年开始失踪，死因不明。这是对储安平最粗糙的描述，特别像历史教科书里的历史人物简介。然而这样的简介也是奢侈的，在流行的各种历史教科书里面，几乎没有关于储安平的只言片语。这也难怪当我对同龄人提起储安平时，他们一脸的漠然了。距离我们这么近的人却让人感觉那么遥远，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实在值得深思。

　　事实上，这个叫储安平的人不仅存在过，而且还曾主办过一本影响很大的《观察》杂志。

　　关系他一生荣辱的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呢？这是一本大型知识分子政论周刊，创办于1946年9月1日，停刊于1948年12月25日，共出版5卷113期。从书中提供的《观察》撰稿人名单来看，它几乎网络了当时中国所有的知名知识分子，那样的气派阵容是今天的人们实在无法想象的。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一本严肃杂志的发行量，订数竟然能从创刊时的400来份上升到被查封时的10万来份。

　　这样的两个细节，多少都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以及时代变迁中，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精神面貌的改变。

　　在谢泳不动声色地叙述着这些改变时，你能感觉到他文字背后有着深刻的沉痛，只不过他在努力克制并隐藏。当然他无意让别人感受并承担这种痛苦，也许他写这本书的意义仅仅在于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过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储安平，有过一本秉持“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杂志《观察》。

文：程巢父  

　　一
　　
　　对《观察》周刊和它的创办及主编者储安平展开研究，谢泳要算是一位开风气者。他的起步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时他在山西作协主办的《黄河》杂志当编辑，利用少有的出差机会，加上自费旅行的假期，在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以快速浏览方式，分几期通读《观察》周刊；重要的文章，才有选择地复印一些以备详阅深研。迄1993年，他便将研究文字整理成书，自费印刷了百把本，取名《<观察>研究》。十几万字，只作简易装订，寄奉友朋以作交流。这本小书完全以自由言说的方式写出，也没有向任何一家出版社商洽出版。当他惠赠一册白皮简装本给我时，已是1994年初夏，他手头只余两三本书了。刚一披览我就有一种新鲜感，于是边读边发抒自己的感想，写下了一些长短间杂的评点文字。最后，我在书名之前写下两行小字：金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这当然是开玩笑的意思。
　　我把《<观察>研究》的消息告诉钟叔河先生。他叫我把这个自印本寄给他看看，我立即挂号寄去。谢泳听说钟先生有兴趣看，就又找出一本送给钟先生批评指正。
　　恰在这年秋初，周一良先生告诉我，十月上旬偕夫人飞美探亲。我抓住这个机会，自作主张地托周先生将《<观察>研究》带往美国，交给我的朋友谋求出版。周先生欣然允诺。遗憾地是，历经十载，《<观察>研究》在彼岸也未曾出版。这个结果跟承托者谋之不力有关。
　　今年九月刚出版的这本《储安平与<观察>》，它的前身就是《<观察>研究》。对其承袭演化的十二年简史，我算得是一个知情人了。谢泳在此书“后记”里说，“我在原稿基础上做了较多删除(主要是个人色彩较浓的议论)。”他是很会说话的，细心的读者当能意会之。就我的印象，全书构架基本未变，只是补进了这十二年间各家关注储氏的一些新话题。因为储安平的“消失”，属于一个乱世中的非正常死亡，迫害者、见证者(?)事后都无颜站出来说话；而其他人当年都无暇顾及自身安危以外的事，所以这数十年来关于储安平的消息，自然不大可能有什么突破性新史料出现。这就是：大凡乱世，必是信史流失最多的时代。
　　
　　二
　　
　　虽然《<观察>研究》此刻不在我的手边，但我在1998年春与谢泳合编过一本《追寻储安平》，当时我将《<观察>研究》里不触时忌的篇目尽数选人书中，故现在可依《追寻储安平》中的《<观察>始末》一文(及相关篇章)，看到其新旧演进的脉络。
　　《观察》周刊是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迄1996年9月是她的五十周年诞辰纪念。谢泳对这份周刊的精神和其主编的人格风度怀有一种钦敬的心情，他于是在1996年8月在1992年旧稿的基础上赶写出这篇《<观察>始末》，并特加一副题：纪念《观察》周刊诞生五十周年。今天这本新出的《储安平与<观察>》，其第十一节“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与《<观察>始末》中的“三、《观察》的复刊与终止”相比，其改写的段落要丰满得多，也精彩得多!略引如下：
　　《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三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的言论以批评国民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当时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一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切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一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1948年12月查封《观察》到1949年11月《观察》复刊，这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时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1948年12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储安平已经到了北平，储安平也许没想到，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会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一个没有准备的转折，这一选择，对于他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在一开始
　　就预示了不祥的后果。
　　以上所引，在我看来有：一、议论平允，二、见解明睿，三、判断谨慎(即无确证不妄言)的特点，这在当今写史者中是颇为难得的素养。
　　在《<观察>始末》第三节，“《观察》的复刊和终止”，仅是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一节叙述和评议，而在此书第十一节“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却扩充到约七千字，对历史的关节点叙述得更充分，个人的史识也得到恰如其分的展开。如：
　　储安平个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后来离开了。他对新政权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是没有直接和他们打过交道；1949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
　　十余年来，谢泳的书和文章受到读书界的普遍欢迎，往往就是在这些地方，与读者的良知产生共鸣所致。
　　
　　三
　　
　　《储安平与<观察>》的第四章“《观察》的自由主义承传”，是《<观察>研究》所没有的。原先仅有“《新路》与《观察》”和“胡适与《观察》”两节。“《新路》与《观察》”一节约五千字，写于1993年12月。新书的第四章中，“《新路》与《观察》”在第二节，八千字。后来谢泳在1997年写了一则短文《储安平与他的前辈》(一千五六百字)。这透露：在谢泳研究储安平和《观察》的风气影响下，我们这些“票友”或聊撰一文或偶编一书便浅尝即辍，而谢泳则在断断续续之中，并未放弃对彼刊彼人的继续研究——尽管《<观察>研究》久未出版。以上所举两节及一短文，可看作现在第四章的骨架，在“《观察》的自由主义承传”总题下，列了五节：
　　第一节《观察》的精神来源
　　第二节《新路》与《观察》
　　第三节胡适与《观察》
　　第四节《观察》的言论与四十年代大学教授
　　第五节《观察》的复刊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
　　《观察》这个刊物的思想及其风格的承传及其精神来源，可说是我们一般研究者尚未注意或未及探讨的问题，谢泳此书中以约两万五千字的篇幅，将之梳理得脉络清晰又颇具说服力，从而显现出两个特点：一、研究得到深化，二、学术性因之加强。就我看，指出并说清《观察》的自由主义承传，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史的未来研究是一个推进。二十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的散布点很多，经谢泳梳理，我们得以窥知，其主纲即在此一线：《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观察》。通过此项研究，我们很方便地就能把握自由主义的肌理脉络，从而获得这样一些印象：
　　一、自由主义的集结、拓展、伸张，每一时期，都有一种刊物成为其思想言论的载体。
　　二、自由主义者自觉负有一种道义的责任：“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对国事发表意见”。这个“国事”或“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储安平与<观察>》第33页)
　　三、每一个刊物都标榜谈政治，并且是以谈政治为主，为第一，《新月》说“实际政治我们由那种有能力的人去干，我们的工作是批评的工作”；(《储安平与<观察>》第113页)《观察》更干脆宣称：“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储安平与<观察>》第33页)
　　四、所有刊物都申明自己精神是独立的，理想、信仰是思想自由，主张“言论出版自由”，具有理性、容忍的态度和稳健说理的风格。
　　五、刊物的主编者对人类的基本价值及知识、真理诸问题，都怀有一种虔诚的敬畏心情，对所涉及或引起争论的所有问题，均一本求真、从实、遵理、温恭的作风与异见者探讨切磋。在风度上既具有中国士大夫“士志于道”、崇尚“道尊于势”的风骨，又秉持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爱智的真诚”，成为一个民族坚守良知与正义，置身逆境而不泯其理想，并能延续其文化精神之星火的楷模。
　　
　　四
　　
　　《储安平与<观察>》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四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言论与政府、社会、执政党之间关系的互动图。它对今天这一代读者的意义在于：可资了解六十年前社会舆论的历史状况，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指出，欲求政治的良好，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合乎理性的舆论环境。所以，他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储安平办《观察》的时期正是知识分子言论最开放最活跃的时期。朱光潜在1947年岁杪特撰《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一文，阐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他说，“因为在近代国家社会中，大部分生活都要牵连到政治，不由得他们不对政治作思考和形成意见。”《储安平与<观察>》一书再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言论氛围和储安平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议政风范，其意义还在于，它必然要产生相当的感召力，在读者中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必不乏具有相当识力及思力的读者，从此书诚实的学风中引发更多的思考，悟到更多的东西。
　　其次，从专业学术的角度来说，对今后治中国现代思想史、现代史、政治史、政治思想史、自由史和新闻史的学者，此书将是其不可忽视和回避的参考文献。

文：丁东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5年12月
　　　　
　　谢泳的《储安平与〈观察〉》是一本新书，也是一本旧书。
　　说是新书，因为这是第一次以基本完整的格局面世，而且配了不少图片。
　　说是旧书，因为书稿在1993年已经完成，最初一些章节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不久引起当时《读书》主编的沈昌文先生的关注，也在内地的期刊上发过一些。主要内容在1998年出版过一次。但当时作为《〈观察〉研究》有机组成部分的两个附录，都被出版商拿掉了。这样或许提高了卖点，学术性却受到伤害。
　　我和谢泳相识于二十年前，当时他才20岁出头。他毕业于晋中师范专科学校外语系，最初任学报编辑，热衷于当代文学批评。1985年山西省作协创办《批评家》杂志，把他从榆次调来当编辑。我那时也写一点评论文章，很快和他成为朋友。不久，他便在报告文学评论界露头角。他的评论，不喜欢就事论事，而力图从宏观上概括文化的趋势，提出标新立异而又切中时弊的理念，并且由报告文学的研究，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学创作的主流日益远离社会关怀。谢泳却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人，自然对文学评论失去了兴趣。于是他集中地思考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而入口就是在“文革”初期死于非命的储安平先生。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时，储安平是为了证明反右必要性而未改正的几个右派之一。1980年代戴晴写了一篇长文，引起读者的关注。谢泳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他从储安平1957年的遭遇，追寻到《观察》杂志的兴衰，进而追寻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追寻到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和思想传统。这种研究，又辐射到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引起了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新反思，引起了对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历史命运的再认识。
　　储安平和《观察》为什么值得下气力研究？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十多年前，在太原，有一位很出名的山西作家就对谢泳提出过质疑。他认为，《观察》没什么好研究的，谢泳有精力应当研究《山西日报》。《山西日报》也许有其值得研究的地方，但我认为，谢泳选择储安平和《观察》来研究，还是比研究《山西日报》要高明。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以国民党为一方，以共产党为另一方，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内战。居于当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表达自己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切。储安平于1946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观察》周刊，就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议论时政的杂志。这份杂志到1948年12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前后只存在了三年多，却是储安平一生最成功的事业。谢泳概括:“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二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维护。”在1949年以前，自由主义思潮曾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活跃。他们在政治态度上虽然有的偏左，有的偏右，但在主张维护人权、争取民主宪政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这群以大学教授为主的知识分子，积极议政，主要是批评当时在朝的国民党政府。这一段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舆论功能的时期之一。
　　自由主义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的表达权利。《观察》和《文汇报》当时在倾向上有明显差异，在《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眼里，《观察》是偏右的。1947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观察》却和《密勒氏评论报》成为当时仅有的敢于站出来直言的媒体。储安平在《观察》上发表文章说:“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然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存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然了。”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储安平和《观察》在国民党专制淫威下表现的一腔正气，今天仍然让人感动。
　　谢泳这本书，意在复原被忽略、被遮蔽、被遗忘的历史，但全书语气平和，处处以史料说话，议论十分节制。然而，由于历史的真相被扭曲和遮蔽的时间过长，展示出来，竟也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启蒙意义。几年来，为之共鸣的不光有年逾古稀的老年读者，也有求知欲很强的青年读者。他们感到，谢泳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史的思路。的确，循着新的思路，可以看到一幅全新的历史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