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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华芳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9月

百年来的中国经济学是“断裂”的，特别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学术裂痕至今未能弥合，也由于这裂痕，导致多数经济学著作实乃述而不作，甚至是译而不述。林毅夫和胡书东在《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回顾》一文中总结到：“真正的理论创新很少，介绍国外理论或以国外县城理论为框架研究中国问题或就事论事地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占绝大多数。按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推论进行严谨的经验检验的研究和著作还不多见。”当然，这并不多见的著作中即便不提及何廉、刘大钧和方显廷，马寅初的《纽约市财政》是少不了的。

梁捷在《马寅初和陈岱孙》一文中比较过马陈二人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言及两人都是少年留学，专攻财政，均以研究美国财政问题而获得美国名牌大学博士学位，马氏论纽约财政取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陈氏写麻省财政获哈佛大学博士，两人归国后又都出任重要行政职务，其后马氏在北大、陈氏在清华大学教书。两人又都熬过了“文革”，得享高龄，都被认为是北大教师的楷模，经济学研究的泰斗。但马氏形张狂陈氏性内敛，所以造成马氏在行政上有作为而陈氏则一手开创清华经济系，奈何抗战加文革使得脉络尽断。梁捷在文中提到经济思想史是现代经济学思想的“避难所”，因为不能搞“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以大家都转入治思想史，马寅初的小师弟赵乃抟，陈岱孙的小师弟巫宝三等是其中佼佼者了。

梁捷的这一文章透露出一个信息，也就是马寅初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贡献，这一点被人提及不多。只在胡寄窗１９８４年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略有提及，称马氏７０高龄依旧“孜孜不倦追赶国外资产阶级经济基本理论的先进水平，新版《经济学概论》远较以往颇为畅销的几本资产阶级经济学远离著作更能反映国际现实水平”。当然，其中创见几无，只是追得上先进理论而已。但马氏对经济学教育的贡献也由此奠定。从这一角度探讨马氏功绩的尚不多见。

目前坊间关于马氏的各类传记，多集中于“抗战”以后的历史，对马氏幼时成长及海外求学的历史，论之甚少，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徐绥之在《马寅初：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首》一文中概略提及马氏少时“为求学抗父命常受责打，１７岁时曾自杀未遂”的轶事。而其中马氏自杀与其留给后人“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的硬朗风格迥异，此一细节对马氏的学术人生有何影响，原本应该有所探询。但在这本马氏的最新传记《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却没有提及，作者所引材料只集中在《马寅初演讲集》（１９２８年出版之后没有增加），以及《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两种，马氏取得博士之前的经历一笔带过。而“抗战”胜利至马氏逝世如此漫长的岁月，此书也仅仅抓了被反复描写的《新人口论》，但对新人口论的具体内容主张陷于老生常谈。本书在这一点上不及彭华的《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一书。

骆耕漠在本书序言提到乃是为一套“中国经济学家列传”的丛书作序，作为与马寅初的同时代人，骆虽难忘马之项背，但骆氏提出“现在那些亲眼目睹昨日艰辛和辉煌的人，健在者已经不多了，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说上几句要说的话”，但显然骆氏精力不足以通读这套丛书，否则恐怕不会出此言论了。

《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是这套丛书中的一本，我惊讶地发现本书的作者邓加荣同时还是丛书其余两本的作者，分别是《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和《登上世纪坛的学者孙冶方》。一个人写作跨越几个互有联系交往的学者，原本也有优势，可以查询史料互相对证。但又很可惜，邓加荣似乎并不了解马寅初与南汉宸的交往，也不了解骆耕漠序言中所提及的马寅初、孙冶方、许涤新、薛暮桥等在经济建设实践中的关联。更可惜的是，将“列传”中三书对照，发现是各说其事，而作为一套丛书的作者应该有能力也必须了解这几位之间共享的背景和事迹，这是遗憾。

又比如在本书２７页讲马氏邀请李大钊作《社会主义之未来》的演讲，而此章所论时间是在１９２０年前，但４６页又重提此事，时间是１９２１年之后了。尽管后者时间是正确的，若果真如此，应当详述李大钊与马寅初在思想上的交流与沟通。因为马氏纵横一身唯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所以马氏后来的共产党转向是否与李大钊相关，是很重要的环节。

在建国后，马氏最大的功绩“新人口论”遭到当时的毛泽东和陈伯达等的批判。但马氏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不同，是“此马非彼马”，马寅初修正了马尔萨斯对技术水平的忽视，并且客观地指出“控制人口，刻不容缓”。尽管后来反思人口政策，暗合《汉书》曲突徙薪的寓意，方才发现应当“马首是瞻”，但人口政策上的失败已成事实。

总之，本书作为新出马氏传记，尽管拥有新材料的优势但未能突破杨勋等１９８４年的《马寅初传》，更不及彭华的《马寅初的最后３３年》，真是很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