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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京环
出处：北京青年报 2005年10月

　　1933年，巴金与郑振铎从上海来到北平，他们通过办《文学季刊》和《水星》，广交青年朋友，初涉文坛的萧乾在此时结识了巴金，并得到了巴金在文学创作上的指导与鼓励。当时的巴金在文坛上已颇具影响力，对于一个初涉文坛的青年，他不吝指教，付出耐心、精力和真心来帮助萧乾。这对萧乾真正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十年浩劫期间，人人自危，文坛人士更是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会卷入政治漩涡。在黑白颠倒的年代，亲情、友情、爱情都变成了不能倚靠的东西。而萧乾与巴金的友谊却经受住了时间与磨难的考验，他们始终彼此信任，在危难中不忘给对方以安慰与鼓励，他们的友谊如同黑暗中的一束烛光照亮了彼此孤寂寒冷的心。

　　他们两个人的友谊在此后的岁月中，不断历经风雨洗礼，愈久弥珍。巴金只比萧乾大五岁零三个月，却一直以一个兄长的身份关怀着萧乾，在生活上、创作上，甚至是心灵创伤的疗救上。文洁若说过，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巴金还是巴金，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就不一样了。萧乾自认在创作上一贯比较疏懒，巴金就不遗余力地鼓励他不断地写，写出好的作品。萧乾说如果没有巴金的鼓励，那我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成果。俩老头儿之间的珍贵情谊始终贯穿于《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中，让我们更加懂得了世间真情的宝贵，正如萧乾所说：“这些年来，我时常闭上眼睛像逛画廊似的回忆一生所接触过的熟人，真是感触万千。巴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它不应是个实用主义的东西，而应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善意，即是说，它时时刻刻鼓励着你向上，总怕你跌跟头；当你跌了跟头时，它不是称快，更不会乘机踹上一脚，而是感到痛，深深地痛。这种痛里，闪着金子般的光辉，把人间（即使是没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

　　作为一本回忆录，尤为珍贵的是它收录了巴金与萧乾从1952年到1999年之间的125封通信，其中巴金给萧乾的有64封，萧乾给巴金的有61封。这些信很多都是首次面世。因为历史的原因，现代文学史上很多知名作家的手稿和书信或遭焚毁或遗失，得以保存下来的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两位老人的交往和珍贵情谊。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本书作者文洁若现已78岁高龄，自1954年与萧乾结婚，与萧乾携手走过了四十五个春秋。萧乾自称自己是个放荡不羁的人，是洁若给了他幸福的后半生。几十年来，文洁若坚持笔耕不辍。她文笔优雅、严谨，平实中透着历经岁月沧桑之后的淡然与疏朗。巴金、萧乾这两个老头儿，在文洁若传神的笔下，跃然纸上，生意盎然，读来十分亲切。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文学创作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感悟启发。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启迪善良的人性，鞭笞人性的丑恶，他们的作品已经和正在影响着亿万的读者。

　　《俩老头儿》穿越历史，为我们讲述了巴金和萧乾两位老人的风雨人生和坎坷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走进一代文学巨匠的平实生活与丰厚的内心世界，去探寻，去追忆和思索。

文：叶鹏

　　在世人眼中，巴金和萧乾，无疑是两座辉煌的文学高山；但在萧乾的老伴文洁若看来，他们就是两个普通的老头儿。

　　《俩老头儿》是非常独特的书，它收集和记载的是两位大作家之间一世交往的信件。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巴金和萧乾交往的大量信函没有被保留下来，现存的只有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100多封信函。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他们都不得不采用沉默的方式。但这些信出自与萧乾患难与共几十年的文洁若之手，让人感到极大的真实和亲切，具有难以估量的文献价值。只要细读，就可从中看到两座辉煌的文学高峰之间平实普通的一面。

　　　 还原两位大家交往的历史真实，不神化也不矮化，让人们看到人生晚年的两个可亲可爱的老头儿，看到两个老头儿持续交往66年的友谊与品质，也许就是文先生的初衷。

　　　 巴金和萧乾的通信很有意思。萧乾写得多，写得仔细，有时事无巨细，什么琐事都说。像一个殷勤的小老弟，向他所尊敬的大哥敞开心怀，一一报告。而巴金呢，则委实是严肃的老大哥，讲得少，言简意赅，很少谈及小事，不时向小老弟提出点批评忠告，你应该这样，你不要那样……两位老人之间的关系，文先生有定论：“自从1933年在北京结识以来，巴金一直像慈祥而又严厉的兄长关怀着萧乾……巴金可以说是一盏指路明灯，为萧乾照亮着前进的道路。”萧乾则在1985年9月12日接受巴金批评时，回顾了巴金老友半个世纪以来对他的督促和帮助：“同你接触后，我初步懂得笔，不论多么拙，应当为谁，为什么使用。我没坠入唯美的坑去，多亏了你。”

　　　 巴金不仅以他作品的成就影响萧乾，也以长者的宽厚劝慰萧乾。他在1981年11月16日的信中告诉萧乾：“关于《雷雨》，希望你不要用‘开脱’和‘积压’的字眼。这件事不能怪靳以。他当时地位不同。他的确对我说过，他把稿子送给了一位朋友看过，那位朋友说：‘写得乱’。他就不敢用了。靳以有不少缺点，但也有不少好处。在某些事情上他对你有点不公平，我知道。但人已亡故，不必提他那些缺点了。大量些吧。你想，你写文章表扬我却把靳以扫了一下，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读者怎样看我呢？我死了，也难闭上眼睛，因为这不是我交友之道，虽然我这一生也有很多缺点。”

　　　 巴金的信牵涉到一桩文学公案，就是曹禺的著名剧本《雷雨》曾被靳以退稿之事。巴金不以自己的文学威望压服萧乾，而以自己的“交友之道”来维护靳以，劝说萧乾。显示出了长者的宽厚和人格的高尚。

　　　 在一个人处于特殊困难时期，他人的主动示好，是需要极大勇气和品格的。巴金的劝说和批评，对萧乾是有说服力的。在萧乾最困难的时候，巴金同样维护过他。萧乾在《挚友、益友和畏友》中说过这样一件事：1957年，萧乾被《人民日报》点名，许多熟人都远远地躲开了他。惟独巴金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坚持要同萧乾在后面坐在一起。直到周恩来总理问起巴金，巴金才坐到前面去。没有经历过政治高压时期的人，无法体会到，巴金此举对萧乾一生具有怎样难以磨灭的影响。

　　　 在生活和交往中，巴金影响萧乾和文洁若的，是他对友情的看法。文先生引用了巴金关于友情的话：“友谊的带子把我们的心和朋友的心拴在一起，越拴越牢……友谊的眼泪，像春天的细雨，洋溢着我的信，培养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对我来说，友情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离了它就不会开花结果。”

　　　 友谊是普通的，是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可以获得的。但友谊又不是普通的。伟大的友谊只存在于恒温中，是不以生活的沉浮为转移的。对于两位老头儿来说，他们不普通的友谊是维系了66年一生交往的，不仅仅是用美丽辞藻写在书中、文章中，而且是用毕生的精力，把它落实在生活的琐事之中。